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无论是“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必须以法院判决为前提和依据。

2015年4月，湖南商人梁材被检方指控行贿296万元、应予追缴违法所得1309.9万元。但该案尚未宣判，其公司就被法院罚没900万元，“未判先罚”变成了政府的非税收入。而除罚没的900万元外，另有梁材本人、子女及公司名下的896万元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律师估算约价值3200万元，远超出被指控违法所得。（见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尚未宣判的情况下，便对被告“罚没900万元”，该法院的这种做法显得悖谬。依据相关法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无论是“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必须以法院判决为前提和依据。也就是说，只能是“先判后罚”，而不能是本末倒置的“未判先罚”，否则，不仅在逻辑顺序上违反和颠倒了基本的司法诉讼程序，而且最终也将颠覆“无罪推定”这一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原则，导致事实上的“有罪推定”。因为一旦“罚没”走在了“宣判”之前，意味着嫌疑人已在宣判之前便已被认定有罪，而依据我国刑诉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此外，除了“未判先罚”，法院在冻结、查封财产方面，同样也存在不少涉嫌程序违法的问题。一方面，法院冻结查封的财产数量，被指超出应有的合理限度；另一方面，法院所冻结查封的范围，看起来也逾越了合理的法律界限，如除了梁材本人，其子女名下的房产也被冻结查封，而依据刑诉法，“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

当然，质疑法院“未判先罚”和冻结查封在司法程序上是否合法，并不等于说，行贿商人就一定无罪无辜。要明确的是，即便其有罪，司法诉讼也必须严格遵循“先判后罚”的基本诉讼程序、恪守“无罪推定”原则，在“程序正义”轨道上进行。有道是，“公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而所谓“看得见的方式”也即“程序正义”的方式。否则，基本的程序正义得不到充分尊重和遵守，不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审判本身，也将有“失守”之虞。未经法院审判，公民的权利便被随意侵犯，还如何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因此，为了充分维护司法这一“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提高司法公信力，对于“未判先罚”这种涉嫌司法程序违法的问题，不仅应尽快调查和纠正，还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枉顾法律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