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在北京鼓楼外大街的日月晶盛菜市场，孩子们的身影较之平日多了不少。目前，他们和居住在这里的普通孩子一样，享受着难得的暑期长假。但不同的是，过了8月，他们便会像“小候鸟”一样飞回自己的故乡上学。身份也随即转变为大家熟悉的那个名词——“留守儿童”。

“小候鸟”的父母们也有着相似的背景，外来务工，一年回乡一两次，大多来自长江以北的北京周边省份，靠批发蔬菜水果、摆食品小摊谋生。

暑假，也成了这些一年到头奔波在外的父母与自己孩子难能可贵的相处时光。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把“坚持家庭尽责”摆在了基本原则的第一位，强调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这标志着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开始进入法制的轨道。

今年6月底，2016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自尊以及心灵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年与父母都没有见面，以及一年与父母没有联系或者只联系一两次的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留守儿童。

父母的陪伴作用和监护地位难以取代。然而，对于“小候鸟”的家长们来说，放孩子们“飞”回老家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老家：

入学更容易，父母称“省心”

李成强2006年就从河北邯郸来到北京，一直在日月晶盛菜市场摆摊卖葱、姜、蒜，一晃就是10年。他的儿子今年7岁，刚在老家邯郸邯山区念完小学一年级。平日里，妻子朱丽负责在河北老家照顾孩子，到了暑假便和儿子一起来到北京，既是来帮忙也是图团聚。

其实，儿子读小学之前一直都在他们身边。“在这附近上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朱丽说。但是，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上小学这道坎儿很难迈过去。据《中国青年报》一项面向20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办理流程繁琐、证明要求多。北京市规定，非京籍儿童入学必须办齐“五证”，包括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

“我们的房东人不错，租房证明之类的都给我们办下来了。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朱丽说的“问题”，是指入学要求中提到的父母工作证明文件，包括父母双方劳动合同、社保权益记录、在职证明等。这对于在京既没有工作单位、又没有上社保的朱丽一家来说非常困难。于是，去年起，朱丽开始随儿子回家陪读。三口之家，变成两地分居。

李成强夫妻摊位对面卖水果的邯郸老乡吴佳华，则根本不考虑让孩子到北京上学这件事，“我只知道要办很多证，得花不少钱。”吴佳华的儿子今年9岁，她觉得比起千辛万苦把孩子弄到北京，“留在老家更省心”。

卖西红柿的保定人赵玲，一家五口包括老伴儿、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北京，刚满5岁的孙女由她和老伴儿带。为了让孙女做好明年回乡上小学的心理准备，夫妻俩现在就开始给小孙女打“预防针”。但每次一说起这事，小孙女都会嚷着，“我不上学，我不上一年级。”

去年，赵玲也曾看到过住处附近墙上贴着的宣传外来务工子女如何在京就学的告示，但密密麻麻的各种条件，让老两口犯怵了。“我也想过让她在这儿上，可是那么多证，办不来啊。你自己办不了还得托人，多麻烦啊。”因此，即便小孙女不愿意，老两口也认为上学还是回老家的好。

城里：

吃住不理想，无暇顾孩子

一早6点不到，魏霞和丈夫的烧饼店就开了起来，周边上班族很多，店门口排起四五人的队伍是常有的事。夫妻俩忙起生意来，小女儿就只能自己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玩纸箱子。“宝贝儿，小心台阶！”一位来买早餐的大婶看见小姑娘已经坐到了高高的台阶边缘处，提醒了一句。正在摊煎饼的魏霞赶紧探出头，望一眼自己闺女，见没事便立马继续忙手里的活儿。

魏霞一家来自山西运城。她和丈夫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14岁，刚中考完，小女儿才满3岁，已经上了几个月的幼儿园。

“其实真不想带她过来，来了也是让她受罪。”魏霞租住在西城区小石桥胡同的地下室，一家四口挤在10平方米的房间里，天气热却没空调，夫妻俩白天忙生意，根本没空照顾孩子的饮食。去年夏天，女儿在北京住了十几天，因为吃的不干净得了手足口病，“回家打了一周的针”，说起这事儿，魏霞的眼里还闪着泪光。

去年，赵玲老夫妻俩刚带着5岁的孙女租住进了五道营附近的小平房里。在此之前，他们在北京住了10年的地下室。“住上了平房，就再也不想回地下室去住了。”吴佳华和丈夫就租住在每天批发水果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住的地方很小。在老家，孩子住得也能宽敞点。”

为了能多赚钱，魏霞和丈夫的烧饼店从知春里辗转到了东二环，生意好的时候，也会让他们产生把孩子接过来、换个好点房子的期待。但大多数时候，并不遂人愿。“现在钱不好赚，你别看这个店面不大，月租5000多元，刚开始几个月我们都赔钱。”提起以后是否还想让孩子到北京上学，魏霞摇摇头，“我自己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道回府了。”

求解：

关爱有缺失，如何能弥补？

暑假，北京城里各大景点挤满了亲子游的家长孩子。魏霞的孩子们来了快一个月，夫妻俩只抽出了一天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北海公园逛逛。李成强和朱丽则还没空带孩子去看看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夫妻俩一大早就得出来赶早市，只能把6岁的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留一点早饭，到中午才能回去看看。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他们正准备过两天就先把孩子送回外婆家照顾。

其实，从老家邯郸到北京，坐动车只需要两个小时，但李成强忙起来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家看儿子。“少干一天，就少赚两三百元”，朱丽对丈夫的辛苦表示理解。父子平日的联系主要靠电话，“他打来的不多，有时候还得靠我张罗着才行，”朱丽带着一丝嗔怪的口吻说道。

与年纪尚小的女儿不同，魏霞夫妇与即将上高中的大儿子分隔时间更长。儿子渐渐长大，魏霞明显能感受到他与自己的疏离感与日俱增，“儿子不怎么来店里，平常和我们打电话也聊不了几句。”但是，在魏霞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儿子很黏他们。有一次夫妻俩临走前，儿子硬是拽着他们的行李箱不让他们走，“运城也可以赚钱，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来？”儿子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魏霞记忆犹新。

如何让“小候鸟”不再孤独？如何让他们的父母在扛起谋生重担之余，不用再承受无法陪伴儿女的内疚？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表示，如何保障和保护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痛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家庭。”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源头上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团聚，除了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加强父母的履职意识、监督父母的履职行为之外，还要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也可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再过一年，50多岁的赵玲将独自带着孙女回河北上小学；再过半个多月，朱丽就要丢下丈夫和摊位上忙不完的活，随儿子回家读书……就在一个月前，魏霞刚把孩子们接来北京那会儿，她的朋友圈里分享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最大的成功，是有时间陪孩子》。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