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感到生存受到威胁的恐惧，池莉三次烧毁诗稿。多年之后，她才带着69首诗与读者相见，取名《池莉诗集·69》。

“至于诗歌是否能够治愈？我也不得而知，我只是暗暗期待。”《工人日报》记者问得直接，她回答得坦诚。

对于从小落下的心理疾病，池莉说，“要靠自己一生来治疗”。诗集业已出版，或许如她所言，“平和降临，终于”。

恐惧与治病

2014年8月至11月，池莉去了美国爱荷华（IOWA）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住在IOWA河边，每天傍晚在明艳的秋色中慢跑，天空总是蓝得叫人想哭，云朵总是白得叫人想笑，空气总是新鲜得脑洞大开，诗如泉涌。

那段生活，她在诗中这样写道：八月九月十月/我天黑就睡/在北美小城IOWA/在结识了覆盖全城的树之后/我随时都可以邂逅鹿/更不用说松鼠/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尽早入睡……

临别之际，与友人在一家名叫“水电站”的餐馆聚餐。池莉回忆，酒壮怂人胆，她做了一个决定，“我得出版一本诗集”。

次年，池莉开始整理诗稿，约见上海浦睿文化公司的负责人陈垦，签下出版合同。她在后记中老老实实写道：“要让自己受到一个认真负责出版合同的约束，以免一时冲动，再来一把火，销毁所有诗句。”

诗集分三部分，时间为序，2003年之前为“以前”，2003年至2008年为“过去”，2009年至2015年是“现在”。透过这些诗就会发现，不管是抒发灵魂深处的隐秘情感，还是泼辣地表达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感受，词汇之间都渗透着疼痛感与沧桑感，有一种历经世事的参悟与豁达。

对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她是极为看重的，该书的编辑余西告诉记者，池莉会参与到诗集的封面设计、内页装帧、印制颜色，甚至是每页的诗句行数和行距。

于是，记者问池莉：诗歌于你，有着怎样的情结？她回答得很干脆：“没有特别情结，诗歌小说散文等等，只要它们从我脑子里涌出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及时用文字抓住。”当然，她也表达过，“诗歌就像水和空气，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

在诗集的后记《我的写诗简史》中，可以清晰得梳理出“非同小可”之处：10岁前，写了人生的第一批诗；12岁，因写诗被告发，不被准许升初中，只得异地借读；15至17岁，只在无人处，肆意狂写，写完即撕；20至26岁，“文革”结束，写作灵感爆发，第一首诗公开发表；26至28岁，诗稿被偷，被传阅，被羞辱，第一次烧毁诗稿，中断写诗；29至30岁，小说获全国性反响，再次写诗，但绝不发表；16年婚姻结束后，再次烧毁诗稿；大约五六年前，忽地害怕被人发现诗稿，第三次大规模烧毁诗稿……

“出版诗集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治病。从小落下的心理疾病，是要靠自己的一生来治疗的。对于他人的恶意、羞辱，我实在很恐惧，这种恐惧感很难战胜。”记者揣测出版诗集可能源于内心的期望抑或生活状态的突破、展示，池莉并不认同。

第三次烧毁诗稿后，她寻求心理救助，“忽地就认定所有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无’”，以此安慰烧毁诗稿的痛心。

孤独的权利

上世纪70年代，池莉作为下乡知青，推荐到冶金医学院读书，三年医专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武钢卫生处流行病防治科。那是她发表文学作品的开端。

“只要一个人天生的兴趣和专长，从小不被扼杀，他就很容易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而学医让我解剖了人体，助于我的文学灵感潜入人的灵魂。”她最终“弃医从文”，开始了一生漫长的创作。

迄今，池莉有诸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搬上荧幕，她的作品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人生种种烦忧以及发生在武汉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看似出世姿态鲜明。

这，和她现实的生活状态是迥然不同的。已经有些年头，她鲜少曝光露面，不参加笔会一类的集体活动，不请著名人物作序或者写书评，不为自己的作品开研讨会，拒绝电视，曾经盛行的博客也关闭了。

7月中旬，度假归来的池莉在位于武汉的新华书店泛海店为诗集举办了首发式，这是新书出版后的唯一一场落地活动。在活动现场，她为读者作了《加油！活着》的文学演讲，并透露“诗集的首发，将是她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与自己相处的时光，究竟是怎样度过的？记者不曾问，倒是有过确切的表述——她在武汉市郊安家落户，自己种菜自己吃，满足于劳动后一身大汗，享受着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快活：“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池莉如是回答，“正是因为大众集体生活遮蔽了真实的个人生活，我必须远离大众模式，探究真实个人。文学写作的对象永远是人，是个体的人，是个人的独特生活。我想成为一个好作家，离开大众集体生活是必须的，否则我会淹没在社会集体的热闹和狂欢中，这种热闹和狂欢主要成分是名利，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看起来很红，其实早已失去作为作家的自己。”

在作品《熬至滴水成珠》中，池莉写出自己的人生理念，“成功并且成功地逃离”。她解释说，“我需要的仅仅是最基本的能够保证一个人体面的丰衣足食，之后，我一定要逃离社会喧嚣和物质的累赘，过自己喜欢的内心宁静的阅读和写作生活。”

这位惯于白描物质的作家，在恰当的时机看穿且逃离纷扰的生活。出世，入世，一念之间。

池莉说自己属于性格比较“独”的作家。她也在诗中写道：我从不怀疑的是/如果连孤独的权利都没有/那才是/孤独//往往/当人群渐渐消散/一个人/则被渐渐充满

“如果一个人善于孤独，他就不会是那种一辈子都跟人瞎起哄的傻子。”她的回答坚决而又直指人心。

诗，与我重逢

从成名作《烦恼人生》算起，早已超过三十载。

这部小说记录了武汉一名普通工人从凌晨到晚上一天的生活经历，主人公所处的烦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毕露无遗。如今，池莉工作过的武钢集团正进行着“去产能”，她保持关注，并一直有准备创作新的小说。

她言辞恳切地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从《烦恼人生》开始，我的视线从未离开过武钢工人。我国产业工人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渺小的个人总是被席卷在巨浪之中是那么难以把握自己命运，表现在文学上将是浓墨重彩撕心裂肺的。”

人生烦恼种种，从未断过。

“我所有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都是在与读者分享：怎样认识人生烦恼与怎么解决人生烦恼。并且不是什么普通人，是天下所有人，是所有人之中的某个特定的个人。”池莉所言如此，注脚在诗句之中、在小说之中，更在她的生活之中。

无可否认，在小说创作上，池莉是勤勉的。不过，小说与诗歌分属不同体裁，语言表达各成体系。记者问她，如何去构建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体系？

对此，池莉自有认知，“所谓体裁，是他者基于授课方便，人为分析的文学理论之说。我是原创者，我就是热爱方块字，并乐意用文字去表达自己。自己想要表达东西在语言形式上适合诗歌、小说或者散文，我就写成什么。”

事实上，池莉写诗，也曾在公开的报章发表过自己的诗作，那是约莫十年前的事了。即是，45岁前后，试着让私藏的诗歌面世。

“我本来就喜欢诗歌，我发表作品也是从诗开始的。只是后来严峻的现实使得我寻求到更加适合表达现实的方式，即小说，但是诗歌依然是我个人的生活内容。当我把现实焦虑和急功近利一步步清除出我的生活，诗歌就一步步回到我的生活之中。”池莉有过原原本本的解释。

当初面对的现实如何严峻，毕竟都已成过往，她也说“烧毁诗歌，这是自残行为，不仅后悔，当时就撕心裂肺”。如今，诗歌回到生活之中，已是实实在在的事。

她告诉记者，《池莉诗集·69》中的很多属于过去的作品，之所以逃脱被烧毁的命运，有一部分是诗歌写作主题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便被人发现，“也整不了我”。另一部分则属于“机缘巧合”：曾经有一部分诗稿长年被锁在坏掉的旧电脑里，在坏掉的旧手机中也存有一些诗句，结果没想到，竟然旧电脑和坏手机都偶然被她打开了，“忽然这么一刻，过去那些幸免于难的诗，激动地与我重逢”。

“爱诗一辈子，但/一辈子写出来的诗句/为数戋戋”，这几行诗歌看似轻描淡写，却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自己默然相处、潜心治疗所得。（文中图片由池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