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主持的生物炭项目，通过了８位院士的验收。据了解，该项目通过秸秆炭化制成炭基缓释肥和土壤改良剂还田，不仅解决了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避免了资源浪费，而且改良了土壤结构，保水保墒，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增产效果显著。

秸秆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这样一项通过了８位院士验收的现代农业新技术，目前仍处在试点示范阶段，距离大面积推广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温福院士说：“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秸秆行业更是一个弱势行业，没有政府扶持，单靠企业推广难度很大。”

近年来，秸秆成为环境污染的新源头，不仅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瓶颈问题，甚至成为殃及城市环境的罪魁祸首。秸秆焚烧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只是在过去环境压力不大，人们对其负面影响的认识不到位。但随着近些年雾霾问题日益严重，秸秆焚烧也随之沦为众矢之的，每到秋冬季节，秸秆焚烧的话题就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正是基于对雾霾治理的考量，这些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到秸秆禁烧季，都会重申政策、发布通知。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秸秆“禁烧令”执行不力将直接问责基层干部。譬如，此前河南周口市规定“发现一把火，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就地免职”，安徽合肥则规定对秸秆禁烧执行不力者将“一票否决”。虽说重罚之下，秸秆焚烧有所缓解，但仍未完全止住火点。对此，一些基层干部也有怨言，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只有“挨罚的权利”，对于个别不听禁令的农民，也感到办法有限。如此看来，秸秆“禁烧令”的“威力”不可言高。

环保部监测数据也显示，今年秸秆焚烧火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41%。可见，“禁烧令”并不是解秸秆难题的良方，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带有行政色彩的强制性禁令，虽然看上去很有威慑力，在现实中却容易遭遇变相抵制。一方面，将治理秸秆难题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官员，不排除某些地方官员会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以极端手段推行“禁烧令”，甚至可能采取欺上瞒下、数字造假等手法；另一方面，秸秆处理要“堵”更要“疏”，仅靠宣传引导农民不焚烧秸秆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既要让他们知道焚烧秸秆的危害，还要让他们得到实惠。

笔者认为，要摆脱秸秆禁烧年复一年的应急式治理模式，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压实责任、宣传到位、严格管理的同时，更要积极探索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的相关配套措施。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挖掘秸秆的经济价值。过去，秸秆作为饲料和燃料是农村生活的必需品，那时农民对秸秆非常珍惜。随着煤炭、天然气和电力取代秸秆成为农民生活燃料，秸秆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利用价值。为了减少劳动和运输成本，一烧了之成为不二选择。若想让农民再次对秸秆产生“真爱”，就必须通过科技手段从秸秆中开发出让他们切实受益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秸秆还田的攻坚力度和补贴力度，借助市场的力量，依托规模化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建立科学合理的秸秆收集贮运体系，让农民有“获得感”，真正自觉、自愿地科学处理秸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