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在北京昌平区西部的南口镇，中日军队爆发首次大规模阵地战。这是一场中国军队伤亡33691将士，毙伤日军1.5万人的惨烈战役。

然而，这场被誉为“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的抗日阻击战，却在战后70余年里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鲜为人知。

直到2005年，一个开熟食店的普通人耗费10年挖掘2000多片战争遗物，寻到7名抗战老兵，立了5块纪念碑，建了1个“抗战纪念馆”，只为证明这些为国家而战的将士，理应得到后人的纪念和尊重。

79年前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8月7日，日军投入7万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扑向地处北京昌平西部的南口镇，意欲打通平绥线铁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中国军队汤恩伯第13军、高桂滋第17军共6万余人，奉命在北京市昌平区西部的南口及长城沿线，与日军殊死搏斗。

这场史称“南口战役”的大会战历时20余天，战线绵延250公里，中国军队以伤亡33691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0人。在日军猛烈炮火下，中国守军被迫撤退，南口失守，日军继续向山西进发。

“南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北战场的一次重要战役，它迟滞了日本西进南下的计划，破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可是，在战后近70年的时光里，南口战役却在历史的尘烟中湮没无闻、鲜为人知了。

直到2005年，昌平一个开熟食店的普通人杨国庆，从一个弹孔开始，凭一己之力，花了十多年时间，挖掘出2000多片战役遗物，寻到了7名抗战老兵，立了5块纪念碑，建了一个“抗战纪念馆”，只为了证明这些为国家而战的将士，理应得到后人的纪念和尊重。

被遗忘的战场

那扇黑边的椭圆形穿衣镜已经在地下室摆了十几年了。

忙完了楼上“亚东熟食店”的生意，杨国庆会偶尔在这面镜子前停留一下。眼前这个人，刚洗净满身的油腻，手背上还留着水迹。即使隔着衣服，胸前和肩部的肌肉线条也隐约可见。这是他近20年来操弄近百斤铁锅、用砍刀分割大块牛肉的“副产品”。多年来，每天早起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加工间和熟食店之间取货送货留下的，是脸上褪不去的眼袋和皱纹。

看上去，这就是一个没日没夜围着熟食店转并以此维持生计的中年人。但若是离开穿衣镜，走到地下室中间，在这个“南口抗战纪念馆”里，这个疲累的中年人好像会突然容光焕发。

不到50平方米的空间，三面墙壁都放着一米来高的开架柜子，柜子的隔板上密密麻麻摆满了用封口袋装起来的铁片，并且一一编号。低矮的天花板上，安装了很多白炽灯，以确保来这个“纪念馆”参观的人可以看清每一个角落。

房子中间的标准台球桌上，铺着一张杨国庆自己绘制的地图。图上最引人注意的是无数粗细不同，方向却始终相对的红蓝两色箭头。蓝色代表中国军队，红色代表日本军队。

地图的正上方，有一行繁体小字：南口战役战地遗址复原图。站在台球桌前，杨国庆俨然是南口战役“挖掘战”的指挥官。

2005年，与妻子在北京昌平城区经营的熟食店逐渐走上正轨后，杨国庆开始迷上了登山徒步，还与山友们成立了一个登山俱乐部。那年初秋，他第一次登上了昌平西郊的长峪城长城。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在此后的10年间，他会反反复复来这个地方多达60余次。

此时的杨国庆对南口战役一无所知。

在53岁杨国庆的记忆里，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是八达岭长城的掌故，是明十三陵的传说，是京张铁路的历史。没有人跟他提过70多年前的那场战役，仿佛它不曾发生过。

从小学到高中，喜欢历史尤其抗日战争历史的他，对发生在北京附近的所有大战役几乎都能说上来。但这位从小爱看《英雄儿女》，一看王成举爆破筒的画面就“眼眶发红”的军事迷，却完全没听过南口战役。

站在海拔1400多米的长峪城上，杨国庆满眼是金黄的秋色和蜿蜒的长城。如果不是山顶上一座孤零零的烽火台，杨国庆根本不会将之与“战争”二字联系起来。

靠着烽火台休息时，杨国庆发现墙面上有许多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窟窿。他站起身、踮着脚触到了一个洞口，截面摸起来有旋转的纹路，用手指往里探，能感觉洞口从外向里逐渐收拢。凭借过往混军事用品俱乐部的经验，杨国庆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子弹打上去的。”

下山后，心有疑惑的杨国庆找到了山下村子里的老人。一问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抗日的战役。

昌平地区还有抗日战场？几天后，杨国庆专程从昌平区档案馆借来一本《昌平掌故》才得知，68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南口战役，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13万余人，双方死伤超过4.8万人，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规模阵地战。

战地遗物

“嗡嗡嗡……”，经验告诉杨国庆，这一次的提示声有些尖锐。他又试着把金属探测器往那棵山杏子树下伸了伸，声音越来越大，“看来就是这里了”。

不敢用铁镐用力刨，杨国庆只能跪下身来，用手扒开一层层落叶和泥土。首先露出来的是尾翼，又过了不到1分钟，伴随着自己噔噔噔的心跳，6枚完整的日军炮弹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是2007年6月。为了找到这些炮弹，杨国庆已经连续3天往昌平南边这片叫“了思台”的林子钻了。

一开始，他并不这么拼命。

尽管惊讶于南口战役的规模，但对那时的杨国庆来说，战争不过是不足1600字的一小段史料。相比之下，收益不断增加的熟食店和自得其乐的徒步登山来得更真实。

一直到2006年春天，一次去东北参加寻访抗联遗迹的活动中，他才再次想起了烽火台上的弹孔：“如果能在山上找出点战场遗物，那也挺好玩的。”

为了好玩，从东北回来后，他花1000多元买了第一支金属探测器。从此以后，只要上长峪城，他都带着这一米多长的家伙。从生锈的子弹壳，到稍大一点的军镐，零零碎碎的，每出土一件实物，杨国庆和同去的山友都会兴奋地拍照，甚至录一小段视频，然后再欢欢喜喜地带回来转交给昌平区档案馆。

寻宝游戏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挖出炮弹之前。

“这可是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东西啊！”顾不得细想爆炸的危险，杨国庆用报纸把每一枚炮弹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放在汽车后座固定好。等他减慢车速回到店里，天已擦黑。来不及吃饭，他就直接钻进了地下室。

对着满是锈迹的炮身端详了许久，杨国庆小心翼翼地取下其中一枚炮弹顶部的木塞，往地上倒出了食指指甲盖大小的火药末。似乎忘了什么是害怕，他径直用打火机点燃了火药。

或许是药力减弱，又或许是剂量太少，火药燃烧得很慢，泛着微弱的蓝光，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感觉到武器是如此真实的存在，70年前的战争是如此真实的存在。对杨国庆来说，寻找战地遗物，不再是一件“玩儿”的事情了。

因为发现日本侵华实物，杨国庆登上了昌平当地的报纸，但没想到的是，这些历史史料让当地治安大队也紧张了起来。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代号？”“是什么背景？”“为什么到山里找炮弹？”……接连被治安大队传唤了三次，每次都像受审一般回答一连串的问题，老实的杨国庆有点慌了，“该不会为这事被抓起来吧？”

虽然担心自身难保，但最后一次离开治安大队时，杨国庆依然壮着胆子提议将炮弹排除危险后留下一枚给昌平区档案馆作纪念。

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6枚炮弹全部被销毁。“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证物了”，事隔9年后，坐在地下室里，杨国庆用手掌托着当年被他取下来的小木塞，叹了口气。

“孩子，来接你回家了”

在昌平的山友圈里，因为善于走山路又极富韧性，杨国庆有了“老山羊”的绰号。“炮弹事件”后，他把“老山羊”的这股子劲儿都花在了对战场的实地考察上。

2007年，昌平区政协主编的《南口战役》一书出版，这场会战第一次有了比较集中翔实的文字记载。借助这本小书和山中老人的口述，杨国庆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去每一个可能发生过激战的地方探索。那几年，最多的时候他一周7天有5天都要往山里跑。

随着挖掘的深入，一些冰冷铁器之外的东西逐渐露出了身影。

2008年8月，杨国庆与两名同伴到昌平西边的北齐岭长城寻找遗物。一把军镐，一副防毒面具，一个漏斗，地上已经被刨出了一个坑。但探测器还在发出微弱的响声。细心的“老山羊”继续向下扒拉，很快，土里出现了一只小铁碗和一个半扣在上面的杯子。揭开锈迹斑斑的杯子，两头干瘪的大蒜赫然展现在眼前。

随后，他又在附近挖到了筷子、水壶、牙膏、牙刷，“全是生活用品，很可能是战士们生活休息的地方”。杨国庆琢磨着，大概是杯子将碗里的蒜和外界隔绝，它才没有腐烂。

同伴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山，杨国庆则站起身顺着向远处望去。在一山之隔的对面，不正是一年多前他发现日军炮弹的“了思台”吗？那一瞬间，发现蒜的兴奋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揪心的疼痛：“生活用品都是战士随身的东西，在战壕里发现它们，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日军炮弹袭来时，战士们来不及撤退，牺牲在这里了。”

回家后，在《南口战役》一书中，杨国庆找到这样的记录：“……嗣敌以主力，三面包围我南北齐岭、老渔沟阵地，我马旅第十九团第一营守兵，浴血冲杀，歼敌无数，我官兵在敌飞机大炮协同轰炸下，竟全部成仁，无一生存者，可谓壮烈之至。”

第二天，杨国庆又独自去了一次北齐岭。不为再找到什么，他只想在阵地坐一坐，点一支烟，任它燃尽。

如果说两头蒜与死亡还有一点距离，那么当挖到中国士兵完整的尸骨时，他仿佛就真的“触摸”到了战争。

2015年8月底，杨国庆在黄楼院长城一处烽火台下的树林里，偶然发现了一根腿骨。他本打算按照以往的惯例，刨个坑，埋进土里。没想到刨着刨着，又刨出了一根肋骨、一个头盖骨、一些小骨头……

连续清理了两天，杨国庆挖出了两具完整的战士遗骨。其中一具遗骨的头盖骨口腔里的牙齿很幼小，一个也没缺，“估计是个年轻的战士”。而他的腹部还留着一颗78年前的子弹头，“如果活着，这已经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了。”

清理结束后，杨国庆分两次背着棺木爬上陡峭的长城，把骨头装进去。抱起年轻的头盖骨，身为人父的杨国庆将它紧挨着自己的脸，说：“孩子，来接你回家了。”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在那场血与火的战役中，有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人则坚强地活了下来。

要了解南口战役，如果能找到那些还活着的老兵，不就是等于找到了活化石吗？2009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医院的医生陈企望从报纸上得知杨国庆的事，与他取得了联系。在电话里，陈医生告诉杨国庆自己的邻居高均甫就是南口战役的老兵，陪老人聊天时，他常念叨起南口的事。

杨国庆欣喜之至。去见老人时，他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挖掘的手榴弹壳。老人一眼就认出了它，往胸前一比划：“我，这儿，挂了4个。”

高均甫是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4师第20团3营的士兵，参加战役时才入伍一年，当时在老虎山阵地御敌。杨国庆的到来让老人打开了压抑70多年的话匣子，在随后的多次接触中，老人向他讲述了从战役开始到撤退的许多细节。2009年7月，在杨国庆的帮助下，92岁的老兵重新回到了老虎山，并在当年作战的土地上，为战友，也为自己，洒下了一瓶老酒。

2010年，按照南口战役纪念博客上网友的留言，杨国庆在河南找到了第二位参战老兵刘宗玉。

接通北京与河南的网络视频，第4师的士兵高均甫与21师的士兵刘宗玉在南口战役结束73年后第一次见了面。

“那边成天下雨，高老头，你知道吗？”

“是啊，成天下雨。”

“记得吗？受罪、受累，一到天黑，我靠着你，你靠着我……现在日子好了，老头，我再给你唱一个当年的歌吧！”

“……谁说好男不当兵，杀杀杀，把敌人杀干净……”

坐在刘宗玉老人旁的杨国庆，早已泪流满面。

似乎是完成了最后的心愿，视频对话后半年多，高均甫就离开了人世。

截至今年6月，通过“关爱老兵”志愿者的帮助和网上博客的传播，杨国庆又陆续找到了5位老兵，而还在世的只剩下3位。由于时代的原因，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这些老人大多对自己参战的经历闭口不提。杨国庆总是想尽办法与他们多待在一起、逗他们说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杨国庆的寻找，并不止于中国军人。

2008年4月，他在大东沟战场挖掘到了被中国军队机枪连击落的日军520号飞机的残片。他把每一片残骸都放入单独的塑封袋里，标上编号，收藏了起来。

3年后，一位在老杨的地下室见过飞机残骸的志愿者，突然打来电话。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查到了这架飞机的记录。其中一名叫笠原凯二的飞行员去世时，口袋里还装着一封他的妻子从日本寄来的家书。

“典子活泼，近来常去临近家里麻烦人家……时常想念爸爸，一出门就说要到爸爸所在的地方去”，从传来的照片中杨国庆看出，笠原凯二奉命进入中国时，他的儿子年纪还很小。

家书里，他的妻子像聊天一样细细说着儿子的近况，说着朋友送来的鱼干很适合笠原凯二下酒。只是信末那句“祝你平安无事地回来”的祝福，却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杨国庆萌生了找到笠原凯二后人的想法。自己去不了，他就托一位去日本探亲的朋友专门去寻找信上所提及的地址，但最终因为城市变化太大无功而返。“如果信里的小孩还活着，也该80多岁了。要是他能亲手摸到父亲当年驾驶的飞机，那所代表的意义真的是不言而喻的。”

迟来的纪念

寻人、寻事、寻物，杨国庆对南口战役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用心。但在旁人眼里，他却越来越不务正业，甚至有朋友觉得，他越来越像个“贼”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山路上查得严，一个年轻的警察不知道杨国庆后备箱里的金属探测器是何物，差点对他拔枪相向；至于被误认为是盗墓的，更是稀松平常的事了。

为这些，这个中年汉子在喝醉时，没少躺在地下室的沙发上大哭过。他的心中也多次产生过动摇。只是实在放不下，就像他忍不住不上山一样，“我老觉得山上有东西在召唤我”。

刚开始搜寻战场遗物时，他除了自己留几样作纪念外，剩下的都用麻袋装着送去昌平档案馆。可过了一段时间，杨国庆发现，这些麻袋原封不动地躺在仓库的角落里。2009年，在杨国庆的争取下，昌平区委有领导批示，说要建立南口战役纪念馆，也迟迟不见下文。

等不来官方的实体纪念馆，杨国庆决定自己动手。2010年，他把送给档案馆的东西搬回了自己的地下室，自立门户搭起了展室。他把手机、地址都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只要有人来参观，他都热情为其讲解。

在自己的名片上，这个南口战役“挖掘战”的兵这样介绍自己：南口抗战纪念馆（筹）馆长杨国庆。

“馆长”最发愁的还是他的这间纪念馆。“台儿庄战役参战10万多人，伤亡3万人，南口战役参战6万多人，伤亡33692人，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战役呢？它不应该总藏在我那间熟食店的地下室里。”

虽然有人提议等熟食店房租到期后，为他提供空间继续做展馆，但老杨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这些人是为国家作战的，怎么能由我这个“没身份”的人来容纳呢？

杨国庆确实是个“没身份”的人。他既不是“亚东熟食店”的法人，也早已卸任了登山俱乐部领队的职务，就连名片上印的纪念馆“馆长”也是自封的。

但他依然做着“馆长”应该做的活儿。有人参观时，他总是一盏一盏拉开地下室所有的灯，生怕参观的人看不见这里的展品。没人来的时候，他就坐在角落里，开一盏灯，自己鼓捣、研究。不大的地下室里，他和他的战争遗物显得格外孤独。

可一站在地下室那面镜子前，杨国庆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兵，一个南口战役“挖掘战”的兵。

他愈发觉得那些埋藏山野的尸骨，那些曾为保卫这个国家浴血奋战甚至牺牲的年轻生命，理应得到后人的纪念与尊重。

2009年，他决定为南口战役的6万官兵立上一块碑。时间是8月8日，南口战役爆发72周年的纪念日。地点是杨国庆第一次发现弹孔的长峪城长城上。因为他知道，一定有很多人跟当初的他一样，不知道脚下这片宁静的土地曾经是惨烈、滚烫、沸腾的战场。

他甚至连具体位置都想好了：就立在距离山顶不远的一个高岗上，“背靠长城，面向日军阵地，这块碑就是当年奋勇作战的士兵的化身。”

当天早上7点，载着花1000元刻好的石碑，杨国庆与同伴从昌平市区出发。9点来到了长峪城长城脚下。剩下不到3公里的路程，必须靠双脚走上去。抬着近150公斤重的石碑，这段平时只需50分钟的山路，他们花了整整6个小时。

挖坑、抹水泥、压石板，到下午4点，石碑立了起来。杨国庆小心地拭去碑面上的泥土，在碑顶系上了一块红布。就在揭开碑文的那一刻，空中一直缭绕的云雾突然散开，被遮挡的阳光斜斜地照射在了石碑上。碑面上刻着五个大字：迟来的丰碑。落款是：昌平儿女立。

算上同去帮忙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和登山俱乐部山友，杨国庆一行只有16人。这16人向72年前牺牲的33691名英烈，深深鞠了一躬。此后的6年间，杨国庆又自费在另外4个重要战地立了石碑。

南口失守前，该战役的总指挥汤恩伯曾慨叹，“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

不曾想，当这块纪念碑立上时，距离1945年抗战胜利已过去了64年。

（除署名，本版照片皆由杨国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