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融入城市爱上“玩耍的节日”,有的二次留守“习惯一个人过节”
从留守儿童到“京城小孩”

画个爸妈陪我过“六一”
6月1日,北京蓝天丰苑学校,参加完文艺汇演的随迁子女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笔画出忙于工作无法到场的爸妈,并和画出的“爸妈”手拉手一起过儿童节。图为谢悦悦和弟弟谢轲强。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今年读五年级的秦梦雨,父母是装修工人,由于平时工作忙,很少能陪在她身边。今年“六一”,秦梦雨双手拉着“爸妈”过节。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六年级学生在表演诗朗诵。这可能是他们在北京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大多数人将回老家上初中。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六一”节目汇演结束后,一名小学生的父亲来学校接孩子回家过节。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在蓝天丰苑学校举办的歌咏比赛现场,不少家长到学校观看孩子们的表演。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6月1日早上,北京蓝天丰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比平时更早一些来到学校。今天,这所打工子弟小学将举行建校12年以来的第9次儿童节文艺汇演。
在北京,像蓝天丰苑学校这样专为随迁子女创办的小学有很多。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和条件的变化,有的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有的则已停课闭校。但随迁儿童的数量,却一直没有停止增长。
这些出生后不久就“迁徙”来京的小孩,有的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已经融入城市生活,“随迁子女”对他们而言,已是一个过时的标签;也有一些孩子,由于家长工作繁忙,在北京过起了“二次留守”的生活。
儿童节当天,《工人日报》记者走进蓝天丰苑学校的文艺汇演现场,倾听孩子们过“六一”背后的故事。
轰隆声中的文艺汇演
辗转1个多小时的车程,记者来到了位于南四环外的北京蓝天丰苑学校。2005年,从南苑中学退休的教师刘乙辰,创建了这所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小学。截至目前,学校里有1200名在校生和50余名教师。
还未跨进校门,学校的方向已经传来了同学们的歌声。今年儿童节,为了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蓝天丰苑学校同时举办了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刚走进校门,记者看到不大的水泥地操场上搭上了临时舞台,台下坐满了学生和家长。由于学校靠近南苑机场,孩子们的歌声时不时被飞机的轰隆声压下去,但这丝毫也没有削减他们过节的乐趣。
“相比于建校之初,这样的活动已经很隆重了。”自学校创立就一直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徐莹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学校成立的头几年,儿童节顶多有一个“少先队入队仪式”。“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和全国妇联到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慰问,我们才第一次筹备了文艺演出。后来随着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文艺汇演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办学12年,从孩子们身上,校长刘乙辰深刻感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从经济条件到精神需求上的变化:家长们越来越关心孩子各方面的发展,每年来看文艺汇演的家长数量都在增多。“仅仅是维持教学的低端学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我们正在转型和上升。”
不是所有的随迁子女都能像蓝天丰苑学校的孩子们这么幸运。儿童节前,记者致电了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很多都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开展像样的“六一”活动。而位于海淀区四季青祁家村的张北希望小学,由于村庄拆迁,甚至还面临着“新校址无处可寻”的窘境。“搬远了学生上学不方便,近的地方租金又负担不起,今年我们实在没心思给孩子们过‘六一’了。”该校一位老师在电话里感叹道。
留守的记忆渐渐模糊
穿行在孩子们中间,记者听到的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很多孩子一边看演出,一边与父母商量着下午要去哪里玩耍。据徐莹介绍,随着办学时间增长,现在的在校生几乎都是上小学前就来到了北京。“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中,很难再用传统的‘随迁子女’来定义他们了。”
听11岁的李铭臻说话,自然的儿化音和顺溜的腔调很容易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孩。但事实上,她曾经也是一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
李铭臻在家里排行第三,上有15岁的哥哥和13岁的姐姐,下有6岁的弟弟。相比于现在还“散落”在河南和河北上初中的哥哥姐姐,她和弟弟算得上幸运了。李铭臻5岁时,在北京打工的父母逐渐站稳了脚跟,把正要上小学的她接到了身边。现在,李铭臻的爸爸在做货运司机,妈妈做化妆品销售,一家四口每天都在一起。“每年儿童节的下午,妈妈都会在家,爸爸也会尽快送完货赶回来带我们出去玩。”
除了爸爸妈妈,李铭臻的邻居也让她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跟邻居爷爷奶奶一起遛弯儿,到周末,附近的邻居还会一起在刘爷爷家聚餐,妈妈常说我和弟弟是吃邻居家的饭长大的。”表演结束后,因下午爸爸要带她和弟弟去水上乐园,李铭臻匆匆跟记者说了几句话就回家了。
对已经习惯了北京生活的她来说,“六一”更多的是一个玩耍的节日,脑海中那些有关“因为留守而无法见到父母”的记忆,早已变得很模糊了。
“爸爸能一星期回来一次就好”
在热闹的操场上,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李帅显得有些安静和“另类”。李帅确实有点特殊,他是蓝天丰苑学校现在难得一见的转校生:因为之前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和道路封闭,这已经是四年级的李帅上的第三所小学了。
犹豫了片刻,李帅开口对记者说:“今天早上,我很想问爸爸妈妈能不能带我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因为我还不知道在那么大的屏幕上看电影是什么感觉。但一想到他们那么忙,我还是没开口。”
11岁的李帅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北京待了多少年。他只知道自从到了北京,开服装店的妈妈和做司机的爸爸都是起早贪黑地工作,在老家时他是留守儿童,来到北京再次“留守”。而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状态:放学后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做作业,甚至到睡觉时家里还是只有他一个人。“表哥家离我不远,我每天去吃饭时和阿姨、表哥说的话,都比跟爸爸妈妈说的话要多。”
像李帅这样到了北京后父母双方都没时间陪的情况在蓝天丰苑学校并不多,但因父母一方忙于工作而难以陪在孩子身边的却不少。平时开朗外向的五年级学生谢悦悦,就藏着这样的心事。
因为要表演舞蹈,悦悦早早地就和同学们到后台热身。“今年的舞蹈特别酷,妈妈在台下看到一定会喜欢。”12岁的悦悦是第五次参加学校的“六一”联欢了,但每一次,都只有妈妈留在台下看到演出结束。
4岁那年,悦悦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从安徽老家来到了北京;7岁时,她又有了一个弟弟。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悦悦的爸爸经营起一家安装交通设施的小公司。由于工作繁忙,公司地点又离家很远,在悦悦的记忆里,爸爸成了“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的人。
在电话里撒娇和恳求,是悦悦最常用的让爸爸回家的招式。三年级的儿童节,禁不住悦悦的软磨硬泡,爸爸终于抽空到学校和她一起看表演。谁知演出进行到一半,悦悦的爸爸就接到公司的紧急电话,要马上赶回去:“我当然不愿意让他走,但最后还是由妈妈来替的他。”说起两年前的事,悦悦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她告诉记者,后来爸爸也再没来看过她的表演。
由于常常见不到爸爸,细心的悦悦专门把爸爸的照片整理到一个相册里。“她常常对着照片思念呢!”也在旁边为舞蹈热身的同学们抢着说。
临到上台,悦悦轻声说出了自己的儿童节愿望:“如果爸爸可以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就好了。”
(本报北京6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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