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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魂。它游荡在老街巷、老建筑中，它存留于老市民、老街坊的脑海中。天津如此，其它城市亦然。

读懂黑白照片背后的东西，有时比照片本身更重要。因为，留下城市的记忆，不只是把老建筑挂上保护牌，不再拆除那么简单；而这些记忆对于市民的意义，也不只是思乡和怀旧。

通过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可以梳理出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的脉络。追溯这一脉络，学界可以还原城市的历史，寻找未来的方向。在拥有了共同的乡愁之后，市民也能由此产生自信心和凝聚力。

这就是找回城市记忆对于当下的更深意义。

“天津记忆”团队成员韩春静曾遭遇到这样的困惑：每一次去外地，别人听说她是天津人，都会开玩笑地说，“给来段相声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除了相声，天津的标签还有包子和麻花。

事实上，作为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就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城市建筑颇有特色，各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在天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走街串巷、钩沉史册，挖掘建筑背后的故事；他们出刊物、办讲座，用微信、微博讲述身边的历史……他们就是“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

镜头之下，记录的是城市的变迁痕迹，一张张“津门往事”，试图重新唤醒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很多记忆已经被遗忘

2006年的时候，天津市民张翔发现，身边不少熟悉的老建筑，被涂上了一个白色圆圈，圈中大大地写着“拆”字。最开始，他只想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建筑；后来，他发现，光拍照是不够的。这些老建筑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居民也不知道。

后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想去考证，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到底发生过什么。整个团队核心成员有20余人， 2011年定名为“天津记忆”。他们不只拍照，也挖掘建筑背后的故事、人物，进行考证、研究，并把相应成果反映给文保部门，以保护文物。

天津的五大道地区，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座，建筑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风格涵盖不同国家，建筑形式从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到巴洛克式不一而足。

很多名人曾经居住在这片区域，但到底谁在哪座建筑中居住过，直到今天，相关资料依然不全。

“天津记忆”成员韩春静带《工人日报》记者前往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83号，这个地点，许多中国球迷都不陌生——民园体育场。这座拥有96年历史的体育场，一直到甲A时代还在使用。然而，体育场参与设计者的故居在哪儿，却没人知道。

民园体育场的这位参与设计者大有来头。1982年，《烈火战车》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影片中的主人公原型叫埃里克·利德尔，是出生在天津的苏格兰运动员，6岁时返回英国，在1924年获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冠军。1925年，他返回中国，在中国住了20年直至去世，参与了对民园体育场的改造，根据自己的参赛经验和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把民园体育场改建成了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体育场。

但就是这样一位知名人物，关于他在天津的旧居，一度众说纷纭。“重庆道上的旧居，摘牌都摘了三年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证研究，发现他根本就没在那里住过。” 韩春静说，“天津记忆”团队的付出，就是希望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实。

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上，韩春静经常能碰到各种“黑导游”，拉着外地游客“满嘴跑火车”。有时候她很想冲上去，告诉游客，真实的“老天津”究竟是什么样子。

考证的结果有时是遗憾

“我们要把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拼接起来，最终找到结果。”张翔说。“天津记忆”团队通过考证，寻找到了许多名人在天津的痕迹，比如张爱玲旧居、钱伟长旧居等，使之重现于公众视野。

但面对着城市的更新，有时候，考证的结果反而是无奈与遗憾。

张翔曾经去寻找拉贝在天津的旧居，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担任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不足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给了25万名中国人活下去的机会。

2013年，拉贝在南京的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拉贝在天津的经历，却不为人知。“拉贝肯定在天津待过，他是西门子公司在北方的负责人，西门子北方总部在天津。”张翔说，《拉贝日记》也有提到旧居在马场道多少号，但是具体位置不清楚。

2009年，一本叫《拉贝画传》的书出版，里面有很多拉贝及其夫人在天津拍摄的照片。“在常人看来可能就是一张人物照，但由于我平时接触的照片很多，能根据照片角落里的一个细节，判断大概是什么建筑。再结合其他角度的照片、背景照片、马路对面的建筑照片等等，寻找地点。”张翔回忆说。

张翔查资料、到实地调查，走访当地居民，很多当地老人年岁已经偏大，记忆含混不清。直到2012年，天津市河西区出了一套旅游画册，上面有个街景，张翔在照片里证实了结果。

“通过历史文献、人物口述、现场调查、照片对比，证明拉贝旧居就在今天马场道与友谊北路交口东侧，过去叫传德楼。”张翔说。

传德楼，在2002年前后被拆。拉贝在天津的仅有痕迹，消失在推土机之下。

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有的时候，明明建筑已经被确定为保护建筑，但开发商依然敢偷着围上工程用的围挡，我们就向有关部门反映。”韩春静说。

而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安然看来，“文物保护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软肋’，文保工作者往往是在和推土机‘赛跑’。”

2015年，为了表彰这一团队的贡献，“天津记忆”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 “薪火相传——寻找文化遗产守护者年度杰出团队”称号。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在颁奖时表示，“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

搭建起公众和学者间的桥梁

目前，“天津记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实物和电子版老照片达3万余张。此外，他们还将考证的历史、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内部交流资料《天津记忆》，至今累计推出130期。第130期是《黄家花园专辑》，厚达280页。拿在手中，也能感受到它的分量。

很多资料，来源于黄家花园的老居民。黄家花园位于和平区，在上世纪30年代，是天津市中心的繁华区域。

最初，内部刊物只是要发团队成员在微信公众号上关于黄家花园的文章，令团队成员没有想到的是，黄家花园老居民热情相当高，不仅反馈各种细节，还积极投稿、提供照片。最终，那些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投稿，被选登出来。

居民的热情参与，让团队成员出乎意料。“这个回忆点，引发了老居民的共鸣。我们的很多行动，可以说是很多老居民推着往前走。”张翔希望能动员更多老居民，自发地维护好老建筑。

组织外拍、开班讲座，是考证研究以外“天津记忆”经常开展的两项活动，“基本上把天津的老街巷走遍了。”张翔说，后来，很多市民看到微博上发布的外拍活动，也跟着参与进来。

韩春静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和天津档案馆合作，每月都有定期讲座，目前已安排到年底。讲座会邀请档案馆专业人员，讲历史和地域文化等，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搭建起桥梁，把公众和文保专家、学者联系在一起。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意识到，保护身边的文物，保留共同的城市记忆，人人皆有责任。“但是，作为志愿者团队，经费不足、缺少人手，是制约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

“要培养公民的文物保护理念和责任意识，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人人提高责任意识，就能形成一个有利于文化历史价值传承的良好环境。这不仅需要政府加强文保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民间也应参与其中。”安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