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切繁华与热闹过后，宫墙外的世界继续斗转星移，宫墙内的他们，在日复一日执着而平静的生活中，依旧几十年如一日地摩挲着、修复着……

一个风朗气清、没有雾霾的早晨，站在景山公园山顶的望春亭上，往南眺望，初升的阳光洒在故宫金黄的琉璃瓦顶，熠熠闪光。

朱红色的紫禁城墙和碧蓝色的筒子河，仿佛将这一片红墙黄瓦的寂静，与一城车水马龙的喧嚣，切割成了两个世界。

寂静中，在靠近西华门的故宫西侧有几个不起眼、覆灰色筒瓦的小院子，被称为西三所。6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退休的太妃居住的冷宫；如今，它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场所。

100余位身怀绝技的故宫文物修复师，就在这里工作。

进宫

2015年5月，距离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还有5个月。

导演叶君带着《我在故宫修文物》摄制组，走进故宫，试图用镜头记录下这群颇为神秘的文物修复者的工作日常。

第一次走进故宫，摄像张华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高高的红墙、重重的宫殿，与外面的喧嚣形成极大的反差，特别特别地安静”。

而这“另一个世界”却是王有亮工作了33年的地方。

33年前的1983年3月15日。清晨的故宫神武门外，两排如今已郁郁苍苍的松柏，在春寒料峭中还“只有一个人的高度”。

穿着当时颇为时髦的军绿色上衣和藏蓝色裤子，19岁的王有亮和另外9位北京小伙，一大早就贴着墙根站成一排。刚刚从职业高中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故宫工作。那是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在鼓楼中学办的一个联合职业高中文物班，“好多老师都是宫里头的”。

在 “冻得瑟瑟发抖”中，衣裳单薄的他等待着第一次“进宫”。

早在1950年，故宫博物院就组建了故宫文物修复工厂，负责对故宫文物进行保护和修复。1988年，又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下设书画复制组、书画装裱组、木器组、金石钟表组、综合工艺组和实验室。

按照文物修复的行规，王有亮拜了66岁的赵振茂为师。作为“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赵振茂是故宫古铜器修复的开创者。轰动世界的“马踏飞燕”，就是他修复的。

6点20分，天色微亮。33年前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工匠学徒，此刻穿着一件褐灰色夹克，一脚蹬上一辆两轮电动车，从牛街的家出发了。

半个多小时后，他在故宫保卫处取了钥匙，沿着数丈高的朱红宫墙拐了几个弯，在故宫西侧一扇装有门禁的小门前停下。门的右侧墙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木牌：故宫博物院科技部。

“吱……”王有亮推开大门。

“走着……”他的一声吆喝，唤醒了有着596年历史的故宫的清晨。数百年前，这里是退休太妃和宫女的居住地，坊间传言“300年没进过男人”。如今，这里仍然是故宫的未开放区，是没有如织游客、没有喧闹人声的“紫禁城”。

进去之后，王有亮还要打开1扇门，两扇门，3扇门……当他打开第9扇门，来到自己的办公场所——青铜器修复室时，他从屋内拿出猫粮，倒在修复室外靠着窗户的石板地面上。

看到早餐，3只黄黑斑点的猫轻悄悄地飘了过来，或从房梁上，或从窗台处，或从庭院里，一边摇着尾巴，一边发出“喵”的叫唤。

由于文物修复场所用电严格，不准自己烧水，王有亮提上暖瓶，穿过几道宫殿，来到开水房，提上一天的开水。等他回到修复室，换上蓝色大褂时，新的一天工作，才算正式开始。

拜师

从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科长屈峰的办公室窗户往外看，可以望见慈宁宫大佛堂的歇山顶和描金彩绘。

与王有亮10多岁就出来工作当学徒不同，200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屈峰经过动手能力考试、外语考试和两轮面试才进入故宫。

在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师徒制，却依然存在于重重紧锁的宫门内。

因为各种机缘，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有了自己的师傅。而他们师傅的师傅，正是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

木器室是故宫文保科技部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著名的太和殿龙椅就是木器室和其他科室的老师傅们修复的。屈峰进木器室，拜了组里年纪最大的郭文通为师。

当时，全组同事在场，55岁的郭文通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屈峰双手奉茶。

“师傅，请用茶。”

“好。”

“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徒弟了。”

“好。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他们开玩笑说，旧社会还得磕头，现在新社会，咱们就不磕头了。”屈峰咧开嘴，用手指了一下当时拜师的地方。如今，那里摆了两张木桌，桌上放满了送来的木器文物，靠近木桌的墙上，还挂着几张黑白的集体照。照片里，年过花甲的老师傅坐在第一排，中年、青年按着各自的辈分，站在老师傅们的后面，可以想见当年的景象。

木器修复只是故宫历史最悠久的技艺之一。作为唯一没有出现过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古钟表修复技艺已传承了300多年。

尽管早在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西洋钟表带进了紫禁城，但一直到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钟表修复技艺才以一种传承有序的方式得以发展。在此后的300多年间，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烽火战乱，哪怕是1924年，一身军装的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

55岁的王津端坐在座位上，左眼戴着放大镜，正在观察手中细小的钟表零件。这位被众多90后网友弹幕“表白”的“故宫男神”，穿着一件蓝大褂，身材清瘦，手指细长，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笑起来时，腼腆而和煦。

他是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人。1977年，刚刚读完初中的王津，正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他在故宫做图书馆藏工作的爷爷去世，故宫博物院给他发去通知，“院里说可以照顾照顾，让家里人接班”。

就是这个通知，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故宫文物修复厂的老厂长带着他去各屋转，等转到钟表室时，只有故宫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第二代传人马玉良在。

“你喜欢什么呀？”

“不知道。”

“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呀？”

“喜欢动的，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了。”

“挺好。”马玉良无再多言语。

“我是被师父看上的。”就这样，16岁的王津留在了钟表室。

打磨

木工室门前的杏树，裱画室门口的葡萄架，摹画室院里的香椿树，青铜室外的核桃树，各个院落里，西红柿、丝瓜、黄瓜等各种蔬菜自在地开花、生长……

在一个明媚的秋日，隔绝了皇城人海的喧嚣，泡一碗浓茶，在这样的院子里一坐，“看着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着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细数着树叶下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说的意境，在这里全部都可以实现。这对于在“外面的世界”奔波惯了的摄像师张华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可纵有这样的环境，2001年时的高飞却没有这样的心境。那时，他刚刚进入故宫拜王有亮为师，正在进入职业生涯之初长达半年的小板凳生活。

每天上班一来，他就得从屋内拖出一条小板凳，拎起一件青铜器复制品，拿上锉刀和砂纸，坐在院子里打磨手中的青铜器。

“并不是为难他。”王有亮说，做复制品，是文物修复的第一步。“等做出来的复制品让外人看不出来是复制品时，基本上就算入行了。”

入行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在铜器组，第一年都不能碰文物，只能观摩师傅修复；第二年开始学怎么拿送铜器，学些简单的技法；第三年、第四年开始磨技艺、磨性子；等到第五年心气、技艺都磨得差不多了，才算安稳下来。

“也就是说，当高飞在打磨青铜器时，他师傅也在打磨他。”拍摄后，张华才知道，王有亮自己也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会儿，王有亮的师傅规定“上班不能说话，再想说话也得憋着，一出声就要挨训”。为了把青铜器表面磨得光滑，王有亮需要用很大的手劲儿，“有的时候指纹都磨没了，手上全是茧子”。

一个活蹦乱跳的19岁年轻人，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日子？

趁着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其他故宫的年轻人，偷偷溜出宫去，“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因为这事儿，他没少挨师傅的批评。

甚至磨得难受时，他也想过到别处干，但也就是“那么一闪念”。随着打磨的时间越久，接触文物的时间越长，从前那个蹬着椅子、靠着墙头摘枣儿吃的少年，变得越来越稳重，越来越细致。再到后来，他对师傅、同事、文物和故宫的感情越来越深，“你让我走，我也不走了”。

仿佛是历史的轮回，或是技艺传承的密码,曾经发生在王有亮那里的变化，如今也悄然显现在高飞身上。

刚进故宫时的高飞，打篮球、踢足球、“外向、欢实”，现在，他说话稳重而缓慢。“故宫会让安静的人越安静，让不安静的人也安静下来。”王有亮笑着，眼角的皱纹不经意间泄露了岁月的痕迹。他看了眼坐在旁边的高飞，仿佛一个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把我磨得越来越像他了。”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圆寸短发的高飞，接过“父亲”的话，憨笑了起来。

传承

木锉、曲线锯、锼弓子、手推的木刨……虽然在美院学的也是雕塑，但刚进故宫时，看着桌上的工具，屈峰也犯了难，“在学校时摸都没摸过，更别说用它们进行文物修复了”。

对这些“木匠的玩意儿”，屈峰一开始并不放在眼里。接受过雕塑专业训练，一心想要走创作路线的他觉得，“这看起来像是‘小器’，不过是‘匠人之造’，不觉得是多么高深的艺术”。

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想法才发生了改变，因为他自己也开始上手修文物了。

那是一尊金丝楠木的七层佛塔，每层塔檐挑出八个小龙头，龙嘴镂空，用来挂铃铛。两三厘米长的小龙头，要刻15个。“龙头本身是复制品，刻坏了也没关系。师傅想试试我。”

刻完第一个龙头后，屈峰觉得“还挺美的”，就拿给师父看。

师父看了之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刻得还可以，但还欠考虑”。

屈峰纳闷，“怎么欠考虑呢？”

“龙头刻完后，上面还得涂上一层金漆，刻得浅了，金漆就容易冒出来。”

“哦！还有这样的。是自己太急躁了。”屈峰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物修复里头，还藏着这么丰富的细节。

而技艺并不是这里传承的唯一。

导演叶君发现，故宫里边的年轻人，跟其他行业年轻人刚工作时的困惑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会抱怨工资低、工作枯燥，也会想着要不要跳槽。有孩子的，也会为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买学区房的事儿而烦恼。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北京，那些早年没购买房子，也没赶上单位分房的外地年轻人，每天也要天不亮就从五环，甚至更远的地方，来到城中心上班。

屈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家住在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每天早上6时起床，要坐一趟公交，倒几趟地铁，再走一段路，来回要3个多小时。4年前买的房子，每个月还要还贷款。看着自己从事城市雕塑工程的同学赚了不少钱，他也会有“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可是，一旦进了这个院子，这些浮躁和压力好像就消失了。“看着那些老师傅们，不紧不慢地做着事儿，每个人都很淡定和从容，你自己也就安静了下来。”

在“加班”已成为职场标配的时代，故宫的这些修复师，却依然能享受到朝八晚五、“不准加班”的奢侈待遇。因为这项工作最要不得的就是疲累。

“宁愿不动，也不能冒失。”这是文物修复的原则。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杂念，师傅总会对徒弟说：“如果坐不住，你就自己出去溜溜弯。”

故宫里的这种“宁静”甚至也影响到了张华。刚进故宫拍摄时，他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弄坏了文物。那段时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焦虑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了起来。

可是故宫的环境与氛围，拍摄过程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却在无形中化解了他的焦虑。

看到张华拿着摄像机“想更靠近文物，却又不敢太近”时，师傅们会主动过来说：“张华，没事儿。你把机器拿进来，放到那。这样就碰不到文物了。”

等到张华和他们熟悉了之后，他们还会自觉地讲解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介绍文物修复的细节。中午午休时，有人给他递来躺椅；院子里的西红柿熟了，摘下来洗洗，大家分着一块儿吃……张华愈发觉得，“这就是故宫里头的四合院，每个科室就是里面的住户”。

而王有亮就如同邻家可爱的老大伯，看着他稳稳当当地、不吭声却踏踏实实地做事儿，张华身上的焦虑感就真的淡去了。

在一次酒桌上，张华半开玩笑地对王有亮说：“王师傅，我俩脾气像，您身上的品质又正是我缺乏的。要不您再收个徒弟？”

王有亮笑着点了点头。张华还半信半疑，“那我管您叫师傅了？”

“好嘞。”王有亮干脆地答应道。

事后回忆，张华自己也乐了，“当然不是业务上的徒弟，是精神上的徒弟。传神不传艺嘛”。

匠心

叶君刚到故宫时，钟表室的王津正在修复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试图让钟顶上小鸡的翅膀能随音乐动起来。

在叶君的想象里，修复国之瑰宝的画面，一定是“庄严肃穆、战战兢兢”的。而等到真正拍摄时，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修钟表，可能几个小时就在摆弄零件；青铜器，就一直打磨；木器，可能就是不断地雕刻。大多时候是安安静静的。全然没有之前想象的惊心动魄。”

文物修复的过程是如此随意而日常，以至于拍摄的前两个星期，叶君都开始担忧“这最后能不能成一个片子”。

直到拍摄了一个多月后，他才慢慢摸准了拍摄的方向——“就展现他们这种生活化的日常，呈现这群手艺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刚送来时，王津修复的那座乡村钟被蒙上厚厚的灰尘，像是一个缺胳膊少腿的泥塑，早已看不出本来的材质和色泽。曾经的磕磕碰碰、气候的冷暖交替、钟座木底板的热胀冷缩，使钟内机械装置或锈蚀、或变形、或脱落、或断裂。

在打磨了8个多月，经历了除尘、照相、测量、记录，拆卸、清洗、除锈、补齿、焊接、修整、组装和调试等一系列工艺程序后，这座钟才得以完全复原。

当看到它从300多年的沉睡中再一次苏醒时，叶君感觉“仿佛它就这样边歌唱、边顾盼了3个多世纪”。

尽管钟表还是钟表，紫禁城还是紫禁城，钟前观赏的人，却已由乾隆皇帝变成了纪录片前的你我。

对这群修复师来说，修复文物与其说是一份工作，不如说是一种“与千百年前的古人进行对话的特殊体验”。

“中国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故宫这些文物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到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当屈峰一边不紧不慢忙着手里的工作，一边说出如此动人心魄的话时，在Bi1ibi1i弹幕视频网站（简称B站）上观看纪录片的90后和00后们，立刻弹出无数膜拜的字幕：“这师傅真有道行啊”、“没忍住哭了”、“风轻云淡地灌鸡汤简直酥了”……

他们被这个80后的“哲学家”征服了。

而征服的背后，其实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修复。屈峰说，修文物时经常一入迷，一坐就大半天，“好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已经头晕目眩了”。

不仅仅是他，因为老低着头、弓着腰，腰酸背痛和颈椎病几乎成了文物修复师们共同的毛病。

修复不同的文物，也会给修复师们留下不同的印记。在里头待久了，张华就发现，要区分不同科室的修复师，首先看他们的穿着，“修钟表的，就衬衫、西服，衣服永远是干净、整洁的，因为他们要跟许多小零件打交道”；而木器组的，“穿得就像农民工一样，一件普通T恤、一条深色裤子，外面套一件蓝大褂”。

如果穿着有误差，那么看他们手上沾的东西，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修铜器的粘着锈，漆器组的粘的是漆，裱画粘的是浆糊，木器的呢，则粘着鳔。”

张华才恍然过来，那些看似简单和随意的动作背后，沁入的其实是几十年的沉淀与功夫。

“ 网红 ”

2016年1月7日，《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播出之后，反响寥寥。

出乎意料的是，随后，这部片子却在90后、00后聚集的B站上意外走红，收获超过百万的点击量。

在聚集着大量文艺青年的豆瓣网上，它的评分更是高达9.4分，超过《舌尖上的中国》和热播电视剧《琅琊榜》，一跃成为网红。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叶君也没想到，自己的片子会在B站走红。他只是想拍一部外行也能看得懂的纪录片。

为此，他在成片中剪辑进了很多师傅们生活化的镜头：比如王有亮骑着电动车，穿过道道宫墙，去宫外抽支烟；陶瓷组的纪东歌，周一故宫闭馆时，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上骑自行车。还有打水、逗猫、养鸟、打杏子、种树苗等等。

“被师傅致命的气质震慑”、“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单身狗”、“这说不定是皇帝吃过的杏子”、“我也好想在故宫骑自行车”……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闲来之笔，成就了网友们一次弹幕的集体狂欢。

最打动年轻人的，还要属钟表修复师王津。每当出现他的镜头时，弹幕里就飘过“王师傅好儒雅、好帅”、“故宫版郑少秋”、“故宫男神”的字幕。

这位质朴的工匠做梦也没想到，修了39年钟表的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俘获众多年轻人的心。有一次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一位女粉丝还给她送了一个抱枕。

面对人们的热情，王津却依旧淡定，“吸引大家的是我手里的钟表，而不是我本人”。

纪录片中，有一个关于他的片段，更是引来无数网友的“泪目”。镜头里，他站在故宫钟表馆展览柜前，看着自己花了一年时间修复好的钟，却只能静态展示着，参观者欣赏不到它精美绝伦的演艺。他不禁摇了摇头，“上满了弦，感觉动起来它就是活的。跟不动的就是不一样。”他皱了皱眉，轻叹了一句，“啊呀，看着都有点心疼。费了那么大劲修的。”

“被他感动的，恰恰是我们身上所缺少的。心无旁骛、不被外界所干扰，一辈子就做那么一件事。”在一旁记录下这一幕的张华，尤其能体会观众的感动。

尽管早已结束，张华却仍然时常想起拍摄时的光景。在故宫那几个不起眼的小院落内，他扛着摄像机，踏着一块块冷宫中妃嫔们走过的石板，穿过满是枣树、杏子树、樱桃树和核桃树的院子。

在夏日的风刮过树叶的声响中，听着清代的钟表滴答滴答地走；木器师傅咔嚓咔嚓地锯着明代的木头；青铜组叮叮当当打磨着千年前的青铜器……张华感觉一切都凝固在了那里。

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王津(左）、木器修复师屈峰（右）全神贯注地工作中。 本报记者 王伟伟摄（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