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国际护士理事会将每年的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

为了解护士的工作现状，《工人日报》记者跟随北京三级医院一名普通护士进入手术室进行了实地采访，体会到护士工作艰辛的同时还探寻到，近几年来，招聘外地劳务派遣工为合同制护士已成为各级医院填补护理人员短缺的重要途径，“来自外地农村、没有户口、编制外、低工资、低保障”也是护士面临的困境。

在今天这个属于护士的节日里，以此报道向坚守在医院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

当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克荣还在她的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忙碌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对角线的另一端，手术室新来的年轻护士单彩玲也正在参与着一次次生命救援。

在生命不断降临和消逝的医院，她们的爱心、专业、耐心、坚守是南丁格尔精神的最佳诠释，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的生存状态，却与社会对她们的职业期待形式巨大反差。在以外地人口、劳务派遣工为用工主体的环境下，她们如何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平凡小护士的一天

普外科手术室护士单彩玲（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每周要上1个24小时的大夜班和3个8小时的白班，还有随机的备班。5月8日凌晨一点多，她就是在大夜班时被医院的电话叫醒的。医院专门给值班护士配手机，有时在地铁里听到有相同铃声，她都不自觉进入紧张状态。单彩玲来自安徽农村，是北京市六里桥附近一家三级医院的护士，今年22岁，参加工作3年，到手术室1年，此前是儿科ICU病房护士。

今天的手术是神经外科的突发患者。单彩玲一直在普外科，虽然之前背过开颅手术的操作，但还没有上台经验，她想叫备班援助。医院规定：备班护士，不论是几点被呼叫，必须在半小时内到岗。但这台手术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简单地术前讨论会，熟悉手术步骤后，她熟练地换好无菌服，别好头发，戴上帽子、口罩、手套，利索地进入手术室开始准备工作：确认手术通知，从无菌间取消毒用品，调节室温，调节仪器、刷手，铺无菌机械台，准备器械、布类、药品、输液等用具。一切准备妥当，病人被转入手术室，医生就位。

凌晨三点，手术正式开始。单彩玲在满屋子的管线中熟练地穿梭着，她要配合手术医生，传递手术需要的刀、剪、敷料、针线等。这活并不简单，她要高度集中随时关注手术的进展情况，“手术剪刀样子差不多，其实用途差别很大，有线剪、组织剪、脑膜剪……一个好的器械护士，术中医生一伸手，就能准确地递给主刀医生需要的器械，甚至要比医生更懂‘刀’。”

单彩玲术后告诉一同进手术室的《工人日报》记者，一般的手术要准备40件至50件手术器具，碰到大型的手术要上百件器械，而她每天大概都要准备四五台手术。

手术间静得只剩下剪刀钳子的交叉声和监护仪发出的各种生命指征提示音，她第一次看着医生取下患者的一块头颅盖，尽管不适应，她还是配合着接下来的缝合操作，随时清理手术台上残留物。

早上7点，手术终于顺利结束。而单彩玲已经和医生们一起，站了整整4小时。她说，最长一次手术，她站过8个小时，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成了外科医生、手术室护士们的“必备”职业病。

等到做好器械清点，清理完手术室回到值班室，已近8点半。桌上留着食堂阿姨送来的包子、白粥，困意却席卷而来，她只想赶紧下班回家补觉了。

单彩玲工作不久，她没有经历过护士长们口中的生离死别，她的成就感是每次见证新生儿的诞生，就觉得这个工作再累再脏也是有意义的。

艾滋病护士的数十年

单彩玲的经历对于“老护士”王克荣来说已司空见惯。30多年来，王克荣护理过26种传染病患者5万多人。怕患者找不到她，手机从没换过号码，24小时开机，其中有700多个电话号码都是艾滋病患者的。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一直被患者称为“那个习大大给颁奖的护士长”。不过她受患者好评是因为他们信任她。

王克荣从1984年毕业做起护士，1997年被调到艾滋病的护理岗位。刚开始进病房，她也进入了一级戒备：要用眼镜、帽子、口罩、橡皮手套、隔离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意外的是，王克荣真正接触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就改变了她的想法：老李是一个炼钢厂的车间主任，一次在向熔钢的炉子里放废旧钢铁时，一个日本时期留下的炸弹引发了爆炸，为了抢救同事和设备，老李被烧伤了，因为手术中输入大量血浆，他意外感染了艾滋病。“英雄老李应该得到最好的服务。”王克荣开始尝试走进她的病人。

“尊重、接纳、保密”，而不是盲目地安慰，这让王克荣的病人获得了安全感。除了普通护士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王克荣的工作还包括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文关怀。

她创建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综合护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医院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

王克荣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贝利·马丁奖”（艾滋病防治工作国际最高奖）的护士，对于护士高压高强度的工作，她说：“专业操作和人文关怀是护士必备的南丁格尔精神。”

高压低保障成为职业痛点

单彩玲、王克荣都是万千白衣天使中的一员。“年轻、外地人、编制外”，单彩玲代表了如今城市中大多数护士的状况。月底看着工资条的时候，她经常很发愁。“白衣天使”的标签，让她们被寄予很高的职业期待，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却是职业常态。

“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术室群体，我们暴露在激光、射线、烟雾这些对身体有危害的环境中，长期倒班的影响更不用说，几年下来就会出现职业病。这几年医患矛盾越来越严重，病人指望医生给看病，很多时候怨气就撒在护士身上，面对指责甚至打骂我们也只能忍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护士谢静（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是同事里难得的北京本地人，她说很少有北京的父母舍得让孩子当护士，即使来了也很容易辞职。

所以这些医院的护士，大多是外地人。她们不仅面临离家远、生活成本高的难题，还时常因为节假日加班不能回家。今年春节，单彩玲虽然没有被排到白班和夜班，却因为要备班，也只能一个人在北京过节。

而护士群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在于普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据了解，在大多数公立医院，护士一直是缺口最大的人员之一，加上公立医院不断扩大规模，招收了大量的编制外护士，并且实行编制内护士和编外合同制护士双轨管理模式，这些劳务派遣制的护士普遍遭遇同工不同酬、职业晋升受阻等困境。

“正式工和合同工的差别主要在绩效奖金。我们的奖金很大一部分靠科室效益，但每个季度、重大节日时只有正式工才有奖金，公积金、保险等基础福利也相差很多，干的活却是一样的。”单彩玲工作3年，如此高强度工作每月工资到手也才4500元左右，但每季度5000元左右的奖金却没有她的份。

低工资低保障的同时，护士的业务水平却要逐年提高。据王克荣介绍，护士一般有年度操作考核、季度理论考试、每月科室考核、每天晨会提问、流行新病种考核等等，对护士的专业性要求很高。

单彩玲说她刚到儿科ICU病房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路，半昏迷中躁动不安，因为连续挂水，手上已经找不到可以扎针的地方了。单彩玲一不小心没下准针，虽然这种情况下情有可原，但是想到病房外孩子的父母没日没夜的驻守，她觉得特别愧疚。

“提起护理，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扎针、输液、配药。但实际上，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很强，护士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单彩玲说。

“护士生存状态的改善，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王克荣说，不能因为别人不理解、工资奖金低，就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但她也期待，职业精神的传承能够和职业状态的改善同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