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文化农民诗作”获奖荡起的涟漪看起来是平复了。

实际上无论是否有人围观，农民身份的创作者队伍一直在走着自己的路，如果留心，在那些热闹事件的风景外面——比如余秀华或者“言之无物”的乌青体，还有很多活跃的身影，像近期的全国打工青年诗文大赛，北京甚至还举办过湖南另一位农民诗人的作品研讨会。除诗歌之外，各种关涉“农民”身份的文艺创作活动并不罕见，4月，四川对第二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进行了颁奖。

提起这些事，是因为有个疑问，为什么某一些人或事被关注，而作为一类群体的文化诉求，少人问津的寂然中，人们却把个别事件当作围观的景象肆意“娱乐”？

不错，在普遍的认识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就像文化王国的桂冠，属于少数人专营的领域，而农民，在旧观念上属于文化最底层、文化水准最初级的群体，基本缺乏艺术细胞，因之，所谓的文学艺术创作难免有点不严肃，更别说诗歌那么雅致高贵的玩意儿了……

被遮蔽的内涵——原汁原味的生活面目

在那些热闹场面的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期待，很少有人去真正关心，大家着迷于作品是不是诗，作者是不是艺术家，即使是那些娱乐活动的爱好者，如像那些追逐歌手秀的闲散人员，也有着类同的立场。人们很少去追问，他们为什么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为什么会写诗。

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心，文学艺术现在俨然成了一种精致的物件儿，就说写诗吧，即便不是曲水流觞的酒鬼活动，也是月下推敲的和尚沉思，总之，是静雅缜密的学术活动，未经摇头晃脑的系统训练是不能入住诗歌殿堂的。

一句话，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品鉴，非得经过研究是不可为的。

这样的意识，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理论，尤其是诗词在经历唐宋的样板化以后。虽说后来有了白话现代诗，但被把持的文人雕琢后也成为饱学之后的文字功夫，和非文字的口头文学有本质的不同。田间地头的感怀至多就是顺口溜，打油诗都算不上。近现代以来，思想、道德神话的介入，加之宣传、教育功能的强化，远离源头，承载本来生活的文学艺术反而成为边缘化的东西。

很多时候，人们也说文学艺术的表现（再现）应该就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本来面目，现实主义、浪漫思潮之类都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当这样的想法向实践演化的时候，人们却倾向于职业精英的“深入生活”，那些世俗生活中有切身体会的“诗人”反而被遗忘了。就拿关于乡土文学的神思来说吧，各种说法无不是城里的作家到乡村去“采风”，而对“泥脚杆子”自己的作品却不太当回事。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此类思路内在的认识，其实是把文学艺术作品当作了匠人商品，结果是艺术本来的面目被遮蔽了。实际上文学艺术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生理满足之后的精神诉求，思想家以及背负名望的写手有自己的视野和感悟，也许深刻，文章匠人有熟练堆砌词汇的技艺，也许精致，但都取代不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各色各类群体自身的感悟，这也是那些被归类到“文化素质”不足的人群依旧低头写诗的主要原因吧，特别是那些不能熟练书写的人，歌咏、传颂生活的语音仍然在山谷、田野的天空中游荡。

至于高下评判的说辞，显然不同的人群也会有自己的立场，比如专家们抱着睡觉的《红楼梦》，如果不是学舌，会有多少人视若“佳肴”呢？

摘下有色眼镜——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行家迈克尔·苏利文一有机会，总喜欢强调要“摘下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不止让人们习惯了有色眼镜，还加重了玻璃上的涂层色彩，这必然会扭曲很多本该看清楚的东西。

现在人们似乎不愿意回到生活最真实的层面，即便简单如故事性的影视作品，要么是帝王、宫闱想象，要么是无厘头的玄幻空间，连历史的复述都会以神剧身份登场，“小人物”们在胸怀世界的闲暇里，不知道是想不起自己，还是蔑视自己。所以当文学艺术的名号落在凡俗匹夫手头的时候，大家竟然不习惯了。

其实回溯到文学艺术的源头，世俗生活中的“草根”诗篇一直就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之类的农民作品就不说了，想想王洛宾，假如我们脱下他“歌王”的外衣，其实他就是一个牧民（农民）。

再来看号称先进的西方，顶级艺术家屈指可数的艺术讲台上，晚近的洋人并不回避原生艺术品的杰出容貌，所指当然不是文物。像毕加索、高更，对那些无名鼠辈的平面视觉图像就很痴迷，尤其是高更，非洲草棚中的赤脚猎人或者是农民的艺术品在高先生眼中是不可企及的杰作，是这些曾经被认为没有艺术性、透视空间混乱的平面图形引导着高更摘下了有色眼镜，走出旧时代的阴影，成为杰出的大师。

客观说，源自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比那些规训后空想的东西更有艺术价值。杜尚深明此理，所以他才“妄言”：即使再有名的大师，其杰作不过三四件而已。反观当下，人们追逐流水线下大师“杰作”的行为不是很有意味吗？

撇开匠人的鬼斧神工，源于唐朝、盛于宋代的词也和民间歌谣脱不了干系，即使是被奉为圭臬的《红楼梦》，相较遍布市井的章回评书在结构上也属于嫡亲。试想，倘若没有“权威”模态作茧自缚，如果没有文辞的羁绊，那些现实生活的韵味和口头篇章，那些游吟诗人的唱词和泥土边的和歌，优与劣是可以重新评说的。

苟且的人才会看到苟且的生活，远方既没有诗歌也没有草原，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如果您是艺术家，是诗人，您就可以看到它，而诗人和艺术家不是依据身份、地位来界定的，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

体会不同的诗意想象——每个人都有飞翔的梦想

文学艺术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信息载体，不是因为其被精雕细琢，而是因为，人，本身有精神托寄的心理愿望。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宣泄、倾诉等情感叙事，比如舞蹈、祭祀长歌等早于文字出现。

文明以来，文人诗歌和艺术变身刻意的诉求，并逐步小众化。不过很明显的事实是，这并没有阻碍大众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心理欲求，八百里秦川依旧同好老腔。此外，用“顺口溜”讲述身边故事的诗人，还有山坡上填新词的歌手，比起阴阳顿挫的平仄来，不是更少娇柔的痕迹吗？

文学艺术，特别是无需宏大建构的诗歌，因其简略的语言，再加上便于记忆、流传的歌谣形式，使之成为广泛运用的倾诉形态，每个人都想用自己认为恰当的语言和词汇来表达心绪和情思，这无关乎文化素养高下。想象一个场景：那些哼着小曲、抑或喃喃自语独自娱乐的幼童像不像诗人？

虽然后来的文字进阶使诗歌走出了多样的轨迹，但如果我们不是在文辞上刁难，而是用王国维的意境来体会，乡野的民谣（包括流行歌曲）和高阁的诗词并不存在难以跨越的差距。“在东篱边采菊花，瞥见南山顶着红霞”，文辞有异但意境趋同。

实际上语言的“粗劣和简陋”并不是距离，我们漠视群体的文化诉求，又或者娱乐个别的文化现象，不是因为歌者的身份印记，而是基于生活、生命体验层面理解上的差距，好比那些打工诗人的感悟，有城里人的思绪，但又不是城里人的生活阅读，回不去乡村土壤却又进不了城市楼宇，只能在有共同经历的群体文化中游荡。

现实生活的沟壑阻隔确实会给文化领域带来裂痕，但这并非漠视、围观的根本原因，话语权拥有者之所以对“农民”文学艺术作品有异样的解读，未必不是“小众”对大众的排斥，和“落后”文化生态倾慕“先进”文化不一样，我们不在意，甚至不去尝试理解他者的文化诉求。

文学艺术（诗歌）不是知识积累后的欲望，而是情感人生中每个人都有的欲求，像浪漫的大学生一样，与土地为伍者也有飞翔的梦想，不同的文化集合体有不同的诗意想象，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就是多姿多彩的模样。

本文插图 李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