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 “跪”在坚持

本报记者 吴凡

两会即将结束，膝盖微酸。

以前在电视机前看两会，最羡慕摄影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觉得十分有趣——直到自己也走到台前。

视觉的完美呈现，常常要考验摄影记者的肉体和精神，大会还没开始，我就先伤了膝盖。

3月2日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上会的我过于亢奋，一上来就各种折腾，满意的照片没拍着几张，不经意间磕伤了膝盖。悲剧的开头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之后的几天我只能缓步慢行；二是我不得不在“从容”中观察两会，并在心头留下一些影像。

3月4日在政协福利保障界小组讨论会上，坐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委员会后接受采访。一位女记者为了更好地跟她交流，跪在张海迪身边，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还举着录音笔。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她一直跪在那儿几乎没动。

我拍下了这个画面，取标题叫“跪地采访张海迪”，后来被改成“‘跪’在坚持”。

为了更好的角度，摄影记者可以站着，也可以跪着，或者爬上梯子，或者匍匐在地，这无关个人形象，关乎的是职业形象。

或许，“跪”是一种执著的平视，“坚持”则是身份赋予的使命。

3月3日 “行走上会”

本报记者 沈刚

28493步——这是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委员从家到驻地的距离。

3月3日政协开幕，他从家里走到驻地，“行走上会”。

上午8点，他走出清华西门，抵达驻地华北宾馆时，已过了12点，手机上的计步软件显示：“步行20.7公里，步数28493”。

媒体之所以聚焦王名委员，并不仅是因为他“行走上会”，更是因为他平时的“行走调研”及提案建议。2013年至今，他共提交提案17个，其中有10个跟慈善法有关。

作为参与慈善法起草的专家，他感慨：“慈善法给了一个‘大红包’。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政策，需要紧锣密鼓地制定或修改。”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王名委员建议“互助养老”。“重视养老文化的传承性，正视城乡差距、供求差距、文化差异，探索以互益为理念、以家庭为载体、以社区为平台的互助养老模式。”他还提醒，应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进行界定、分类、识别，并通过妇女津贴和家庭津贴等形式安排适当经济补偿。

“长途行走，是不断挑战自我、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王名委员如是说。

对于记者，采访两会，同样也是认识、挑战自我的过程。我们行走、记录、沉思……

3月4日 “菜鸟”拦副省长

本报记者 邓崎凡

3月4日，政协开幕第二天，按大会日程要开小组会议，按报社“日程”我要写简政放权的稿子，这个问题公众很关心，作为第一次上会的记者，我把第一个采访目标，锁定为去年负责调研形成《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提案》的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主委张道宏委员。

到了会议室，我坐在他身后的记者席上，会议一结束便占到隔壁的座位上，抓紧时间发问，“您能聊聊去年陕西环保的情况吗？”因为他之前的发言内容和环保有关，我还计划做关于环保的稿件。“您9月份做过基层环保执法调研，能讲讲调研的情况吗？”我把问题切向具体。

“你这小伙子有点意思，是陕西的记者吗？你能说说我去哪里调研了吗？”他把头转向了我。

“我是《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前做过功课。您是在西安做的调研。”我回答。

“那我得跟你聊聊……”说完他坐了下来，采访就此展开。从基层环保执法到环保法，从跨行政区环保事故到环保志愿组织，他几乎有问必答。好几次他强调，“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但问题一提出，他仍然细致回答。一个小时后，采访结束了，我这个“菜鸟”记者，初战告捷。

3月5日 “新闻大战”

本报记者 杨登峰

3月5日凌晨4点，急促的闹钟将我叫醒。当天人大开幕，我要早起去人民大会堂排队，以便找到好的拍摄位置。没想到5点到达时，前面已经排了近50人，听说最早的是凌晨1点来的。春寒料峭的凌晨，大会堂门口 ，一支不断延伸的队伍，静静等待着一场“新闻大战”。

但最终结果让我失望，早早占了个靠前的位置，但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选择拍什么很重要，代表入场、部长通道、大会会场，三者不能兼顾，必须有所选择。“决定性瞬间”遇到了、拍到了，就是你的，过去了就没有挽回余地。

在梅地亚新闻中心，摄影记者纠结的是怎么拍。有时看似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想要的画面马上就要出现，结果镜头前却站起来一个人，拿着手机狂拍；有时拍到嘉宾经典表情，但还希望有更好的。为此，有的记者在近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上，扶着“大炮筒”镜头，站在梯子上不能挪窝，到最后下梯子时，需要别人搀扶才能下来，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和自己“较劲”，是希望拍出更好的作品来，呈现给千千万万的读者。

3月5日 “部长通道”

本报记者 罗娟

两会期间，国务院客户端上一则关于“部长通道”的微视频流传，视频里第一个镜头，是两个女记者期盼的眼神，没错，我就是前面的那个女记者。

纵然年岁不小，依然为一个新闻激动，为一个现场感动，依然保持最初的激情。3月5日，晨曦中我们已经到达了人民大会堂东门，3月的冷风里，前后排满了摄影和摄像记者。没有“长枪短炮”装备的文字记者，目标大多是“部长通道”。

和新闻发布会不同，“部长通道”更加能彰显部长们的性格，不是正襟危坐的，也容不得躲闪回避。部长与记者的距离，不过是“记者在通道的旁边，你在通道的中间”。李斌感谢怒斥号贩子的女孩儿，韩长斌给新闻发布会打广告，都让人印象深刻，也拉近了部长和记者的距离，让人感到了亲切与自信。

3月9日和13日，我还参加了另外两次“部长通道”的采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部长通道”回应了网上流传的延迟退休时间表，指其为误读。部长这样关注网络，令人印象深刻。

3月6日 记录遗憾

本报记者 杜鑫

上会，像是一场远行。每天奔走在报社与驻地之间，以距离计算，算得上身体的远行，而在两会期间，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代表委员们讨论的内容，通过新闻呈现出来。

今年是我到报社第四年，经历了三次远行，每一次远行都有遗憾。3月6日，我在安徽代表团第二组听会，“干货”很多。结束时，代表们走出会场，我整理录音。10多分钟过后，我发现两米以外的地方，有两位代表在讨论着什么，一位是安徽省省长李锦斌代表，另一位是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德培代表。大约又过了一分钟，两位代表离开会场。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许错过了一个新闻：他们在讨论什么而迟迟不愿离开会场？

还有诸多类似遗憾被记录在笔记本中。记录这些，总结这些，是为了自己和别人更好地远行。

3月8日 钱怎么花？

本报记者 李瑾

一个“门外汉”的记者，要看懂预算报告，的确不容易。但记者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找到深谙于此的代表，了解并记录这一切。于是，追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位委员，成了我今年的重点。

一头银发的吴晓灵，很容易被认出来。一年前，在国谊宾馆偶遇这位前央行副行长时，还不认识她。一年后，再跑两会，心里始终惦记着要采访她。8日下午，审查预算报告，直奔贵州代表团。吴晓灵代表第一个发言。

“我国在经济转型中，财力不可能大幅度增长，但给群众该办的事情一件不能少，财力怎么安排？”吴晓灵开门见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让她的发言显得更具分量。

她建议，国家多向地下管网和环保设施投资，加大对基础薄弱地区的公共服务性投入，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下大力气。

这样的发言，立刻引来同组的贵州省高院院长孙潮的兴趣。他打了个比方，国家的钱怎么花，就像一个家庭收入只有5000元，是继续买液晶电视，还是买柴米油盐维持基本生活，如何分配好手里的钱，背后体现着理念。

一天听会，自我感觉收获颇多。在贵州代表团的一日，见证了监督国家账本的代表们，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

3月10日 法律这样制定

本报记者 卢越

作为平时跑法制的记者，刚上会就发现，自从去年两会通过修改立法法后，今年越来越多的代表不仅关注“法的实施”，也更加关注“法的产生”。

采访中，云南省文联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李红梅代表对我说：“你看，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5部法律，修改37部法律，我们很关心制定和修改的过程。”

一部法律是如何制定的？一项政策是如何出台的？“立规矩也得有规矩”，这是在3月10日“人大立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我最强烈的感受。

针对媒体提出的11个问题，全国人大四位相关负责人个个都强调“按规矩来”。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提到最多的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权限”。

记者提出的问题都颇有“压力”，几位发言人一一“接招”，回答得细致具体，有数据有例子。在回应“土壤污染防治法为何没出台”时，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说了一组数字：“环资委已经开展调研15次，召开研讨会、座谈会25次，听取专题讲座8次，修改草案10稿，完成各种发言、简报、会议纪要、论证材料70余篇、7万余字。”回答时，他没有看资料。

听到这组数字，我在心里暗暗感慨：法律，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立出来的。

3月11日 见证共识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整个两会期间，我在自己的朋友圈上开了一个专栏叫“#看见两会#”，每天都会发一些因采访两会而奔波的路上所遇到的各种风景。现在回头看来，这些点滴风景，可以串联成独特的两会记录。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会进程中，我目睹的那些小场景，有的小场景，其实预示着大进步。比如，3月11日下午，在广东代表团临时召开的一个小组会议上，四名人大代表坐在一起，进一步完善他们即将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关于慈善法（草案）的建议。

他们中有当下最热门企业家马化腾，也有连续九年关注慈善法进程的资深律师陈舒。特别是陈舒律师，因为年龄的原因，她需要不停地在抬头看人与低头看稿之间，更换近视镜与花镜。

3月14日，工作人员宣读关于慈善法的审议结果，“92处修改，实质性修改34处。” 陈舒代表赶紧把手里薄薄的7页文件，往后翻了翻。她想看的是，由她和马化腾等另外三位广东代表团的人大代表一起递交给大会的审议意见，是否得到了接纳。

每一次审议，每一次讨论，大家都是为了取得共识。而我们，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3月12日 盒饭的思考

本报记者 彭文卓

北京铁道大厦，是我经常跑的两会驻地。从小巷子穿出去，就是人来人往的北京西站了，中午在这里凑合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是记者们的常态。

有一天从驻地采访完出来，就在巷子口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背着蛇皮袋的外地农民工，像是刚从火车上下来，就被几个包工头围在了天桥下边。“洗碗，一个月1000元。”“我们这儿1200元。”包工头们七嘴八舌“抢人”，农民工说了一句：“都行啊， 我就想先吃口饭。”于是他被推入了旁边的一家快餐店。

他走进店里，看着盒饭15元一份的标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转身走出了快餐店，跟着包工头们先去干活了。

有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着这样的农民工。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移植专家陈静瑜代表，多年来一直在为尘肺病人的权益鼓与呼，已经接诊过上百名尘肺病人；青岛港的许振超代表，不管多晚都会耐心地倾听全国各地职工的电话，把他们的意见带到两会上来；还有很多代表委员，走访煤矿困难职工、帮助留守儿童，并在两会上带来了一份份扎实的调研报告……

联想到那一份盒饭，我在想，两会的意义还在于，再小的群体、再弱势的群体，也有人为他们发声。

3月13日 百姓关心之事

本报记者 陈晓燕

有一种说法，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你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们拉的客人，聊天话题大多是“高大上”，比如我们。

3月13日，记者在打车去驻地的路上，和出租车司机聊了起来。好心的司机遇到过很多“小事”，比如他曾拉过心脏病突发的老人去医院，但却因暂时找不到家属不得不被留在医院很久；他曾经好心帮助受害人报案，结果却在处理案件时遇到繁琐的手续……

出租车司机每天在意的，是交通堵不堵，菜价贵不贵，这些看似不大的小事，其实都是百姓的大事，而推动这些小事的

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功。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商国是议民生，而这些民生问题的改善，老百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的声音和想法，需要有人倾听，也需要有人代言。

作为记者，经常会和一线劳动者打交道。他们也关注着两会，用电视看直播，用手机APP看新闻。如何把基层群众的声音带到两会上，如何把代表委员们的声音更好地传播出去，这些责任与使命，让我们每个上会记者都在思考、在努力。

3月15日 寻找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蒋菡

3月15日，我采写的《匠心归来》系列第四篇见报了。 在各代表团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工匠精神的思考和讨论几乎无处不在 。

比如，当我就收入问题采访农民工代表杨晓霞时，发现即便是在收入全凭计件的年代，她也在踏踏实实做着每道步骤，“不会为了赶速度就搞点小动作”。

本分，专注，坚持，创新，用心，每一个词都在诠释工匠精神，都在诉说匠心的含义。

这些代表，从各自的专业领域，阐述着他们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

我们已经习惯于和时间赛跑，在奔跑的途中，遗失了一些东西，比如匠心，也淡忘了一些精神，比如精益求精。当我们回到起点，细述那些与“工匠精神”有关的人和事，也许会发现，它们从未远离，只是被疾驰而过的时代快车掀起的尘埃，一时挡住了“半张脸”。

漫画、标题制作：赵春青 照片制作：吴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