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以“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为主题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在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围绕医疗、养老、扶贫、教育等民生话题，5位政协委员回应了大家的关切。

医疗：“依靠改革发展切‘ 病灶 ’”

“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不仅备受社会关注，据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这也是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热议的题目。

“老百姓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医生，不是救人救命花4500元钱，而是一个门诊号花4500元钱。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黄洁夫委员说。

2015年医药卫生4.2万亿元的总支出比2009年的1.7万亿元增加了两倍，为什么效果不好？黄洁夫委员认为，“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问题”。

黄洁夫委员说，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制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从根本上还没有完成，公立医院的改革严重滞后。“现在我们国家花的大量钱都被这些医院服务中间的虚高商品消化掉了，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从比例上下降30%，但是实际数字反而增加了，这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的‘病因’。”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黄洁夫委员开出的“药方”是，和谐的、公平的、竞争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和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队伍缺一不可。

黄洁夫委员同样认为，发展是根治“号贩子”，破解看病难的关键。“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医院体系，就是两万多家医院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该公立的就公立，该民营的就是民营医院，该慈善的就是慈善医院，把它分清楚，老百姓的选择就多了。政府要做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疗。”

黄洁夫委员认为，依靠改革和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切掉“号贩子”的“病灶”。

养老：“最好年年都加，这是大家的期盼”

2016年，我国将按6.5%左右标准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这意味着2016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将实现“十二连涨”，但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养老金涨幅第一次低于10%。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委员认为，此次养老金标准调整是首次统筹安排。“包括企业的，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基本制度并轨了，待遇调整的政策也是遵循同一规则，这样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就更强了。”

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物价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保基金五大因素，胡晓义委员认为，对于今年养老金6.5%左右的增幅，“是恰当的”。

其中针对社保基金，胡晓义委员表示：“虽然近几年总的收入额还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企业还在强烈的呼吁要降低税费。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集合起来做一个调整待遇的方案。”

“预算报告里讲到，要对企业职工特别是待遇偏低的和艰苦边远的企业退休人员要适当倾斜，这就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差异。”胡晓义委员说，“随着经济发展，不管增加多一点也好，还是少一点也好，最好年年都加，这是大家的期盼，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作出的努力目标之一。”

扶贫：“要有一个低保兜底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期间，我们还减少了1亿多贫困人口，剩下5000多万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委员谈到扶贫话题时如此说。

“这一轮脱贫攻坚，对于深度贫困一定要咬住不放。”范小建委员介绍，根据典型调查，有的省份在“十二五”期间，贫困总量减少了60%，但是深度贫困只减少了25%。

“中央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当中提出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大多数是从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角度考虑的。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要有一个低保兜底的问题。”范小建委员认为，对于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要通过低保兜底的办法来解决。

“关键是标准的问题。低保的标准目前低于国家的扶贫标准。在31个省区当中，2014年的数据，至少还有20个省的农村低保标准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所以有一个逐步实现两线合一的问题。”范小建委员说。

教育：“政策要向弱势群体倾斜”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看到春节过后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后“百感交集”。照片上，7岁的小男孩在和即将离乡的母亲分开时哭喊“不要对我这样”，小小年纪和父母分隔是我国农村6100万名留守儿童的缩影。

“这些留守儿童有着无限的潜能，他们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刘长铭委员认为，应该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乡村办学的规律，注重对他们在情感、心理方面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同时加强乡村教师培训。

“支撑乡村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是乡村教师。”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李卫红也认为乡村教师地位需要提高。

李卫红委员认为，“办学条件的改善、办学规模的扩大，包括提供必要特殊教育的专业化教师、专业化辅助人员，这些事情都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需要国家政策给予倾斜，多为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条件，当然也需要各地政府的支持。”（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