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个人的幸福，又何谈公司的发展？”刘桂根威严的表象背后，也包着一颗懂情识趣的心。

因为这颗心，那些在苍凉的安哥拉大地上辛苦劳作的中国工人，幸福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幸福地等待着亲人重聚的团圆时光。

编者按：“走出去”，是现阶段国家倡导、鼓励的企业发展战略。但“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能否根据自身情况与所在国法律、文化相互融合、适应，是走出去成败的关键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在我国“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业中，不乏有影响的企业，但“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中信建设在非洲成功开拓事业的故事，或许能够给众多走在出海路上的中国企业以启示。

时光倒转回2002年，在遥远而神秘的非洲大地上，安哥拉刚刚停止连续27年的内战。

大片的土地因为战事而荒废，变成了大片茂密的雨林，岩石荒山上更是寸草不生。

幸好，安哥拉人找到了石油。优质的黑色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出，供养着2600万安哥拉人。

石油带来的财富和贫瘠带来的短缺，碰撞交融出的是叮当作响的商机。祖祖辈辈闯海外的福建福清人知道，百废待兴的地方“最好赚钱”。于是，他们拖家带口来到安哥拉，销售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

“我在卡宾达开一家超市，一年可以轻松赚到300万元。但是，没有安全感的日子，真的很难过下去。”福清人郑传云在安哥拉经商5年，经历过被8个人持枪抢劫，子弹生生轰开了自家大门，屋子里留下26发子弹的弹痕，堂兄甚至付出了失去一个脚趾的代价。

相比起来，郑传云和他的堂兄还是幸运的。一对姐妹从中国采购服装运到安哥拉，开了家不算太大的服装店，设想用3年时间赚够100万美元，然后马上收手。第三年的时候，持枪抢劫者破门而入，要了钱，也要了妹妹的命。

同样的生存风险，也笼罩在众多远涉重洋的劳务输出人员身上。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中国工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安哥拉。令人揪心的治安状况，风云动荡的政治环境，连同更多不可预知的极端因素，导致人身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信建设非洲区在安哥拉征战8年，带领由40多家企业组成的联合舰队，深耕建筑工程、地质勘探和农业种植等市场，累计完成100多亿美元的工程项目。

8年的时间里，遍布安哥拉的2.5万多名中安两国工人的安危，始终重重地压在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党委班子成员的心头。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每一位中国工人平安生活，直到安全地回到亲人身边，是他们时刻警醒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与疫情的生死搏斗

在非洲，一切都像历险。

生活在异国他乡，故事里怎么可能没有波折。比如，疟疾、霍乱的突然来袭。

2008年，赵鹏程随同中信建设的第一批队伍抵达安哥拉。作为医生，他知道疟疾、霍乱是这里时常暴发的流行病，出发之前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是，真正第一次遇到疟疾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慌。

这一年10月的一天下午，山东路桥东渡石场的一位工人发烧多日，吃了感冒药也没有什么效果。初次诊断，医生开了抗生素，发烧病人也觉得有所好转，就离开营地返回石场。结果，经过5小时车程，病人刚回到石场便又开始发烧。赵鹏程明白了，这肯定就是疟疾，赶紧要求马上送病人去医院。“如果不及时治疗，疟疾转成脑疟，后果不堪设想。”

这边刚刚安排好，东渡石场又传来消息，疟疾已经大面积出现。短短一周之内，只有42个人的石场，竟然有38个人患上了疟疾。

东渡石场位于K.K.新城项目200公里之外，处于一片原始森林的山中。此时，建设队伍刚刚进驻安哥拉，各个营地的条件都非常艰苦，大家只能住在由集装箱改造的房子里。由于天气过于闷热，石场的工人们干脆住在了露天。就这样，传播疟疾病毒的按蚊，让大伙儿中招了。

除了疟疾，还有霍乱。这更是要人命的病。

2013年2月，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赞谷RED项目工地突发霍乱疫情，中信建设和合作企业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当时，白天的施工刚刚结束，营地准备开饭，一位安籍工人突然开始呕吐腹泻。项目部安工管理人员李斌接报后，马上带着安籍工人去医疗室检查输液，情况有所好转。不料，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安籍工人开始浑身无力，神志不清，立即被送往医院。与此同时，营地又有两位安籍工人出现同样症状。

很快，医院传来消息，安籍工人被确诊患上的是霍乱。

“霍乱？赶紧进行防治措施！”赞谷RED项目部总经理王立新接到电话，心里一惊。“这可是要命的病，患者在几个小时，就可能死亡，太容易引起恐慌了。”

不出所料，随着最先患上霍乱安籍工人死亡，营地开始出现骚动。很多安籍工人聚集在项目部，要求马上结清工资，立刻走人。

“局面必须尽快控制住，否则骚动传到中国工人的营地，后果就更严重了。”新疆北新安哥拉区域负责人黄斌急了。且不说企业在每位来到安哥拉的中国工人身上，已经至少付出了包括招工、体检、签证、机票在内近两万元的开支，更要命的是，在工程这么吃紧的情况下，如果人都走了，工地的活儿由谁来干？

“谁都不敢进安工营区了，那些被传染了的工人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总经理和项目干部首先冲上去。”危急时刻，黄斌说得干脆利落。他带头穿上防护服，和几位同事一起冲进营区，把被传染的安籍工人逐一背了出来。

领导干部带头上，这样的举动，极大地给予了中国工人信心。中国工人营区里，躁动的气氛逐渐稳定下来。

当时，项目部只有4辆车，基本上是每隔10分钟送走一位发病者。病人脱水非常快，躺在病床上没有多一会儿，床单上就是一滩水。病情严重的患者，神志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不清了。

无论哪个分包项目的合作单位出现疫病，都是顶破天的头等大事。在抢救病人的同时，中信建设紧急调动资源，一边联系中国援助安哥拉医疗队急赴赞谷，一边申请安哥拉军队维护秩序，迅速采取隔离措施。

中信建设党委书记、董事长洪波得到消息后要求紧急动员起来、调动一切资源，全力以赴做好疫情处置。

由于应对果断，源发于营地之外的霍乱疫情很快平息，没有蔓延至中国工人的营地。正是这次突然而至的疫情，让所有联合建设的单位深受触动，从此毫无保留地绝对服从中信建设的严格管理。赞谷项目工地发生霍乱的营地，全部废弃重新选址建造。

对疫情的敏感和应对措施，中信建设就是在过往疟疾、霍乱的集体事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这些写进了管理文件上的条条规矩背后，是他们对“生命”可贵的行动表现。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蔓延。中信建设非洲区全面升级警戒等级，确保万无一失。从向联合单位发出防疫措施，到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营地专门就埃博拉疫病、疫情进行专门授课，要求各联合单位负责人到场学习听课，一步步应对有序，措施严谨。会议结束后，参会的黄斌感慨地说：“不管是中国工人还是安籍工人，都是咱们的兄弟。人家来是为了挣钱生活的，不是为了赔掉性命。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保证所有工人的生命安全。”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很多劳务输出者的想象中，非洲大地充满着神秘和传奇，生活之中肯定有太多异域风光的魅力。

然而，一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营地，面对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人们才发现，在非洲的日子里，更多的还是枯燥和单调，还有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漫漫思念。

“工地上管理得这么严格，我都有一点来到非洲‘坐牢’的感觉了。”在中信建设非洲区事业部卢班戈RED项目工地，一位来自湖南的工人不无幽默地描述自己的感受。

“没人想让大家‘坐牢’，但这样的管理，真的是为了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啊！”时任中信建设非洲区党委副书记崔继铭在安哥拉工作4年，一直主管安全工作，心总是悬在嗓子眼。

在安哥拉，中信建设的几大项目之间距离较远，公路交通成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由于道路狭窄，加上当地司机开车风格较为彪悍，交通事故时常出现。

有一天，一家设计单位的现场负责人遭遇车祸，当场死亡。崔继铭赶到出事地点，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任何条件再为逝者做些什么事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在荒郊野地搭起一堆干柴，送他最后一程。

“你不知道，一个人葬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悲凉。这就是中信建设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因为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回家。”那些在男人们的讲述中被忽略的悲怆细节，在敏锐细腻的崔继铭心中久久不去。灾难现场最惨烈的情形，在她缓慢悲伤的回忆中浮现出来，弥漫在暗夜昏暗的房间，听得人禁不住阵阵惊颤。

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对于安哥拉这个国家的记忆，便是2012年中国警方首次大规模境外打黑行动。当时，中央电视台曾经以《打黑安哥拉》为题做了专题报道，观看者无不震惊。

“白天不敢上街，晚上担心被抢”，这是安哥拉华人圈中流传着的一句话。在成为安哥拉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主力军的同时，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商人时常遭遇着严重的暴力犯罪。

卢班戈地处高原，天高云淡，开满紫色花朵的树在山路上组成一道花廊，旖旎美丽。然而，2011年接连发生的5起刑事案件，让中信建设对卢班戈地区的治安状况开始高度戒备。尽管如此，第二年9月，中铁十七局一位项目经理还是在营地遭遇持枪劫匪抢劫，僵持中遭到枪杀。消息传出，给工地所有人员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

中信建设紧急行动，反复与当地警方沟通交涉，最终争取下来安哥拉警察进驻营区的安保待遇。目前，整个项目地块派驻了20名警察，还专门成立了临时警局。除此之外，35名中方治安管理人员、80多名中方治安队员和200多名安籍保安队员，全天候负责各处场站、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争取到警方进驻营区，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可费了很大的功夫。

对安哥拉政府来说，警察力量并不充裕，要接受一个中资企业的申请，为建设营地专门开设一个警局，牵扯到的费用、人员审批，单走流程就需要花不少时间，更何况，出钱出人保护中国人，他们的动力何在？但是，再难的事，中信建设的人办到了。一方面背靠公司在安哥拉发展中与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的良好沟通，另一方面也源自中信建设承揽的各地安哥拉政府民生工程的高品质完成，赢得的信任与尊重。

如今，施工地块外围被4米高的铁丝网完全包围，下面还开挖了壕沟。由集装箱搭建起来的安全瞭望塔足有30多米高，监视着各个建设单位营区。夜间，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四处扫过，营地门口间或传来警犬的警告声，再加上距离营地不远的警察站，构筑起一道保卫营地安全的防线。

“这个安保体系比较大了，K.K.营地也没这个大。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偷盗每天都在发生。”20多岁的小伙子杨涛是项目安保部门负责人，每天都要开着黑色的越野车巡视整个工地。一次夜巡中，他发现了几个人正在偷盗建筑材料，迅速找来警察实施抓捕。“我们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偷盗者正从包里往外掏东西，赶紧死命按住。后来一看，竟然是一颗手雷。真要扔出去，大家可就惨了。”

与抢劫者、偷盗者的“交手”，从北部索约到南部纳米贝各个项目营地，很多人都能说几个故事。惊险、惨烈，这些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人听来，都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真实的非洲，这就是真实的安哥拉。

就算在首都罗安达，一切也并不比外省好。

中信建设非洲区位于K.K.新城的营地，日常驻有300多人，被统称为大区。从生活条件上说，这里的确比外省项目部要好一些。但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工人们依然要被限制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每天晚饭后，是所有人最放松的时光。从大食堂出来，很多员工都会围绕着院子散步。一圈走下来，走得最慢的时候也不过20多分钟。绕圈走路，几乎成了大家最主要的业余活动，很少迈出营地的大门。

远赴安哥拉，安全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K.K.一期最艰苦的建设阶段，涉及中国工人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让刘桂根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在K.K.新城，一些联合单位的营地围墙，是用废弃的集装箱累积起来的，高度能达到六七层楼，目的就是防止恶性抢劫。然而，即便如此，在治安状况最差的那段时间，依然有人持枪翻越集装箱墙。

每到这时候，一旦巡逻的安保人员发现异常，就会拉响警报，响彻整个K.K.新城建设工地上空，意在向友邻单位求援。不管深夜几点，一旦警报响起，联合舰队成员安保力量都会无条件出动支援。就算没有更好的武器，大家拿着棍棒赶来，人多力量大，也算是对抢劫者的威慑。

“抢劫案件从过去一个月一次，变成了差不多10天一次，甚至7天一次，最严重的时候3天一次。案件的性质，也从谋财不害命升级到谋财害命。在国内施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危险的情况，这又哪里是施工单位应该考虑的问题啊！”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刘桂根依然透出几分无奈。“命都要没了，活还怎么干？我们就在想，一定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安全失控的局面。”

当时，K.K.一期住宅建设已经小有规模。这个安哥拉战后最大的民生工程，已经逐渐成为这个国家恢复重建的样板性工程，更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一种象征，吸引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政要前来参观学习。

一天，安哥拉政府又要安排一位非洲国家总统参观，刘桂根抓住机会，委婉地拒绝了来访。“我们的安全问题堪忧，自保都难，无法对政要们的安全做出保障，这个理由很合理。”他和安哥拉政府部门打了8年交道，深谙既要十分尊重对方，也要态度不卑不亢，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向业主说“不”，这份勇气背后的风险只能由刘桂根承担。但是，糟糕的安全状况迫使他不得不走此险策。最终，K.K.新城营地的安保任务，顺利地移交给了当地警察局。营地大门外，由集装箱围建起来的警察局显示着震慑的力量。即便如此，在K.K.大区还是必须执行这样一条规定：重要外出必须申请警察随行，并派出两辆车前后呼应。

从总经理、一线工人到安保员工……安哥拉中方项目工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能讲出自己经历过的危险。但是，建设单位的人都知道，这已经是中信建设争取到的最好安全条件了。“如果没有中信建设的鼎力争取，我们怎么可能有警察驻守的待遇？怎么会出行还有警察护卫？”一位合作单位管理人员感慨地说。

“安全与稳定压倒一切”是中信建设联合舰队上上下下的共识。的确，没有安全，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针对安哥拉战后枪支泛滥，治安安全形势严峻的特点，中信建设要求每一个项目的营地都实施“一围挡、二壕沟、三瞭望、四监控、五巡逻”的立体式治安防范体系，这无疑给项目营地建设和日常管理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但为了安全，一切投入都是值得的。

治安安全是中信建设联合舰队“大安全”体系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中信建设把包括生产安全、消防安全、治安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安全在内的六大安全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管理，要求各单位一把手承担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并把安全考核的成绩与收入和利润挂钩。所有安全设施不健全、措施不得力、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都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生命可贵，绝不放弃

依赖着石油开采暴增的财富，安哥拉迅速跻身非洲经济增速国家的前列。然而，长期内战造成的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教育、娱乐和医疗资源的匮乏，给中国工人生活带来的困难，远非国内的人们可以想象。

“就拿这里的医疗水平来说，真要是遇到复杂一点儿的疾病，那可真是束手无策。”由于负责安全工作，员工遭遇的各种“意外”大多由崔继铭经手处理。每到此时，她总是显示出女性特有的细腻，被很多年轻人亲切地称为“崔妈妈”。

听说笔者准备前往中信建设位于马兰热的黑石农场，崔继铭一再建议要去和王延立聊聊。“若不是遇到中信建设这样的企业，真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挨过生死大劫。”

在黑石农场见到王延立时，一眼便看见这个腼腆的年轻人身上的伤疤，那是一场车祸留下的醒目印记。

2012年3月3日16时10分，农场的宁静突然被连声的惊呼所打破——“延立出车祸了！”

时任农场场长胡艾平打开车门，只见项目部驻地工程师王延立歪倒在后座上，正在不停地大口吐着鲜血，染红了身上的衬衫，人已经没有了意识。

在马兰热多年，胡艾平深知当地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很难及时救助危重病人。于是，他一边驱车送王延立往医院赶，一边向远在罗安达的中信建设非洲总部报告。

“王延立因车祸重伤，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开会的刘桂根得到消息，立刻宣布会议中止。“各相关部门都紧急动员起来，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一场与死神的竞赛，就这样迅即展开——

刘桂根向中信建设国内总部和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报告情况，争取支持；安排在罗安达的同事联系航空公司，可能需要的直升机空运做好一切准备；安排国内办事处负责人立刻从北京出发，赶往王延立的家乡四川省万源市，慰问家属并说明情况……

崔继铭率领翻译和医护人员带上必备药品，驱车400公里赶赴马兰热，协调各方力量组织救援。

从接到报告到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一切，仅仅不到1个小时。

此时，王延立已经被转运至马兰热省卡库索镇医院，陷入休克状态，心跳每分钟160次，血压严重偏低。医生诊断认为骨折造成了大出血，但由于缺乏X光机等必要的医疗设备，无法确诊伤情，建议立刻转院至大约100公里外的一家中国援建医院。

时值黄昏，转运病人的救护车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在山路上疾驰。经过检查，王延立的颅内因为撞击产生了积血，骨盆有四处骨折，需要立刻复位。崔继铭立刻请国内人员尽快组织专家会诊检查结果。

很快，北京传来会诊结果——天坛医院专家认为，病人脑部仍有出血点，搬动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颅内出血，容易危及生命，建议在当地采取保守治疗。

深夜，农场场长胡艾平和司机李东彪献出的鲜血，汩汩流入昏迷中的王延立的血管。

从深夜到天明，中信建设的兄弟们守护在急救病房外，陪伴着王延立熬过最艰难的一晚。

经过将近24小时的抢救，王延立的血压和心率逐渐恢复正常，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这一刻，守候在病房外面的兄弟们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眼泪。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王延立回到国内休养。日复一日，中信建设非洲区一直坚持为其后续治疗无条件地提供经济保障，从来没有催促或者抱怨过一句。

“粗略算一下，公司为我花了该有几百万元了。我的这辈子，只有全部交给中信建设，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不善言谈的王延立这样表态。

王延立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内心深处，刘桂根对每一位跟随着中信建设远赴非洲的职工，始终坚持着一个丝毫不打折扣的底线，那就是“生命可贵，决不放弃”。

生命不可放弃，生活更需要质量。在中信建设非洲区，来自企业的情感温暖，实实在在地宽慰着远离家乡年轻人的心。

年轻的小伙子唐冬不善言辞，但一说到自己的女友便眼中有光。一个在安哥拉，一个在国内，两个人每隔大半年才能相聚半个月，维系一份感情着实不易。一天，唐冬突然感觉特别恐慌。“我想啊想啊，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女友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这一刻内心的惊悚，让他下定决心，回国后立刻向女友求婚。

2014年11月，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筹备完毕。那种未来人生另一半将至的小甜蜜，从幸福的嘴角笑意荡开，在大区的营地里蔓延。作为8对新人中的一个，唐冬终于要迎娶自己的新娘了。

这一天，从宿舍楼到举行婚礼的食堂，短短的100多米路程，年轻人安排了各种“刁难”新人的花样，所有人都在这场异国他乡的难得派对中，获取欢乐。

为了这场婚礼，中信建设非洲区承担了所有国内新人往返中非的国际机票，邀请中国驻安哥拉大使为新人证婚，为新人们安排了在安哥拉的蜜月旅行……

在员工们眼中，刘桂根是一个严厉的人，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赴安哥拉的8年中，他没有一次春节是在国内度过的。甚至连母亲病重之时，他都没能亲侍汤药。

每次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日子里，工作依然占据了刘桂根大部分的时间。然而，只要有一点可能，他都愿意把儿子带在自己的身边。聚少离多滋长的亲情思念，不仅牵扯着每一位远赴安哥拉员工的情感，也同样让他感到记挂和不舍。

“人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个人的幸福，又何谈公司的发展？”刘桂根威严的表象背后，也包着一颗懂情又识趣的心。

因为这颗心，那些在苍凉的安哥拉大地上辛苦劳作的中国工人，幸福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幸福地等待着亲人重聚的团圆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