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年来那些大红大紫的新潮女作家相比，我更喜欢依然寂寞的萧红，一直感觉，她那双俊美而深情的眸子依然在深情地注视着她热爱的这片土地，虽然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70多年了，但她那蕴含着淡淡哀愁却依然不失生机的文字；她那历经苦难却依然满怀不屈信念的漂泊人生，却依然在感动着人们，不时地引发人们对她长久的怀念。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其经历最为悲苦也最具有传奇色彩。无论是幼年丧母的哀痛，还是长大后逃婚出走的凄惶；无论是困厄东兴顺旅馆时的无助，与萧军相依为命的艰苦岁月，心手相牵却又无奈地分手的伤怀之恋，还是最终玉殒香江的凄凉结局，都让人为之浩叹欷歔。她颠沛流离短促而悲凉的一生，虽饱含放逐的寂寞和孤独，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命运强加给自己的一切，勇敢地与命运做着最顽强的抗争。她没有在苦难中沉沦，而是在与苦难的搏击中彰显了生命最强大的意志力，以不屈的精神让生命充满了壮美的情怀，完成了对于苦难的壮丽超越。

她的文字没有时尚华丽的成分，也没有感伤沉沦的色彩，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她，只是用平实的笔调白描的手法去书写黑土地、呼兰河，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真性情。她是用血泪在写作，记录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悲歌，最真实地呈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就如胡风在为《生死场》作的后记中所概括的那样：“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着，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威力下面。”这样的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而这种来自底层体验所产生的痛感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在写作中不可缺少的创作源泉，正因如此，她才能写出“活的中国”来。基于对于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及人性的悲剧意识独特的理解和感受，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博大而深沉的文化意蕴及丰厚的文化内涵，加之独创的介于散文、小说和诗之间的别具一格的“萧红体”，使其文字拥有了恒久的魅力和不灭的光芒。

林贤治认为：“萧红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但是，‘五四的女儿’萧红，不曾屈从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悲剧英雄’……在庞大的传统文化势力面前，萧红无疑是一个受伤者、不幸者，但是不能说她是一个失败者。她大胆地追求，勇敢地反抗，顽强地挣扎，为了一个梦想，一直坚持到生命的尽头。老实说，对于萧红，我们是没有怜悯和同情的资格的。”她是一个对爱情无限钟情的女子，渴望着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值得永远珍藏的爱，然而，每一次爱的经历，于她而言都几乎是一场灾难，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她与萧军在离乱中相识相恋，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六年幸福的时光，然而，这对“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侣却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二人决然分手后，萧红带着一颗残破的心远走香港，年仅31岁便玉殒香江，直到临终前，她也无法释然那段爱情带给她的阴影和伤痛：“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是做他的妻子，却是一件痛苦的事！”

1942年1月12日，一个美丽而孤独的灵魂凄惨地死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半生尽遭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做不成候鸟。虽然她致死眷恋着这片冻土，然而，等不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便带着穿心的箭镞，永远坠落在南方的海滩里了！”浅水湾，是一个凄美的名字，“此间，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呢？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秘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

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曲终人散之后，渐行渐远的她已经定格为一个时代的背影，但她的文字和精神却向死而生、万古长存。诚如作家刘烨所说的那样：“在多灾多难的现代文学史上，我最敬重的是鲁迅，最感动伤怀的是萧红。有着为奴隶的萧红，我才感到心原来还未被生活、意志、理性熬炼成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