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笔钱还清，一生的心愿也算了了！”2月22日，已从四川仁寿返回贵州住所的喻克伦在电话中愉悦地向《工人日报》记者说。

仁寿县营山村是喻克伦的老家，35年前，喻克伦先后带着附近百余名乡亲分赴贵州、广西修桥筑路。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农民工，本想大家一起赚钱过好日子，未料到他们辛辛苦苦连做几个工地都没拿到工钱。

“我带出来的人我就要负责。”此后喻克伦就很少回故乡，一边在外打拼，一边踏上还薪之路，这一还就是35年。

100余名工友的工资还清，让已67岁的喻克伦如释重负：“感觉轻松多了，没有欠下来生债，让子孙后代背上骂名，此生无憾了。”

“我心里一直没忘这事，尽管大家对我有猜测。”喻克伦说，在那个传递信息依赖写信、发电报的年代，他多次讨要工钱的信函都石沉大海，没有办法向大家交代。

后来喻克伦一家定居在贵州水城县，自己始终在工地上做活，收入也仅能维持生活。最近几年，他凭借自己常年积累的人脉，连续接了几项小工程，生活逐渐宽裕，便多次联络原来在班组上为他管账的老乡胡玉琪，商量还款事宜。

“过去那么久了，我根本没当回事，直到今年春节前喻克伦专门到我家要看账本，才知道他是动真格了。”胡玉琪所谓的账本，不过是4张泛黄的单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人姓名和欠薪金额，算下来总金额差不多4万余元，平均每人200元至500元不等。

2月12日，喻克伦带着钱回到仁寿老家，没等站定就让胡玉琪通知工友们来领取所欠工资。时隔多年，外出打工时正值壮年的同乡们，如今都已是古稀老者，甚至有一些已过世。

喻克伦按照当年账本记载数目实额发放工资，但时过境迁，上世纪80年代的200元钱和如今的200元钱购买力完全不同。他估算了下，当时的200元如今可以买近2000斤黄谷，几乎相当于今天4000元的购买力。令喻克伦感动的是，被通知来领钱的人无一与他计较并讨要利息，而且尽管多年未见，乡亲们对他仍十分热情，当天大家还在一起端起酒杯话当年，气氛十分温暖。

康树明和熊明轩各自领到了35年未到账的200元工资，尽管钱不多，但两人签字领款时却十分高兴。“真是意外惊喜，这么多年虽然大家都不主动提，但心里总像系着疙瘩，今天算是解开了！”

喻克伦说，近几年，当年的工友中不断有人去世。“虽然现在看来被欠的钱并不多，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带着遗憾走的。”他感慨道，当年一起出来打拼的兄弟，很多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有的已离世。

他告诉记者，自己多次在梦中见到一位贫困的工友，伸手找他要工资。

这些，让他越来越感到不安，这笔账不能再拖了！

1981年之后的10多年，喻克伦家境都没有好转，“最艰难时我们一家只有一捆莴笋过年。后来子女上学，一家4口吃穿都压在我身上。最艰难时，女儿的毛衣棉袄都拿来换土豆了。”

前些年，喻克伦一家人才从牛毛毡房里搬出来，自己也开始不断接到工程项目。

“最近两年，父亲的念叨更频繁了。从他的话里，我能听到那种愧疚。”他的女儿喻丹回忆说，每年春节前，父亲都是忙着要账。要回来的钱要么全都发给工人了，要么就是根本要不到钱。

喻丹说，父亲不会玩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跟不上时代，人际交往太死板，能挣到钱的项目，他都拿不到。”

喻克伦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由于旧账本在搬家过程中有所丢失，目前只有三分之二的老乡领回了当年的工钱，余下的款项他就寄存在胡玉琪家，委托他继续代为发放，只要有人来找，他就认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