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吊扇、一盏盏白炽灯，一条条流水线，一个个白皙透亮的陶瓷……2011年，在深圳一家陶瓷工厂内，罗玲左手旋转着一个白底绿纹的陶瓷杯子，右手拿着一块棉布不断地擦拭。

“你找对象了吗？”导演柴红芳问。

“找了。”

“怎么样？”

这位来自湖南浏阳的打工妹，突然“哗啦”落下眼泪。

“哭了就有故事嘛。”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罗玲的场景，柴红芳说，“纪录片导演就是拍故事的。”

从河南周口的农村到深圳打工多年，快30岁的卢边芳已成为这家陶瓷厂的中层管理者，她找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友老常，希望能跟他结婚，定居在深圳。

“我不想像我妈一样，锅台前，锅台后。我要留在这个城市。”

当卢边芳对柴红芳说出这句话时，柴红芳立马觉得，“这就是我的‘菜’”。

两个青年女性农民工，以不同的方式，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爱情，她们各自的生活轨迹，在这家陶瓷工厂里形成交集。

4年后，这部以她俩为主人公，反映她们“寻爱历程”的纪录片《寻爱》入围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寻爱》所寻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个家，一种归宿，一份梦想中的未来。”

一个乡村媒婆引发的纪录片

《寻爱》的灵感，源于柴红芳2010年回老家过年时遇到的一位乡村媒婆。

这位70多岁的媒婆告诉柴红芳，过年期间，她的“客户”主要是在城里打工的返乡青年。“进入腊月，就有好多家长到她家报名，50多对男女，几乎村里的适婚青年都集中在这儿了。”这群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唯有过年时才能回家，而回家的主要任务便是“相亲”。“如果今年找不到对象，就意味着他们的婚事又要再推迟至少一年。”

长期制作农业节目的柴红芳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困境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问题。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开始萌生。此后，另一位导演范俭加盟，《寻爱》的轮廓渐渐清晰、成形。

在5年时间里，走访了数家工厂，进行过上百人的调研后，柴红芳对这个群体的婚恋状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其中80%的人属于未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

然而，职业差别搭起的围墙，将男女青年农民工限制在了各自封闭的工地与工厂里。在男性农民工“眼里只有尘土、砂石、钢筋、水泥”的同时，电子厂、服装厂、纺织厂女性农民工同样成群结队，苦于“恋爱无人”。而较低的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稀缺的空闲时间，又使他们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寻找爱情。“这些因素就像是一堵堵坚固的墙，将爱情挡在了男性和女性青年农民工之间。”

不仅如此，由于传统“婚姻梯度”的择偶偏好，男性农民工往往很难获得城市青年女性的青睐，甚至难以吸引同一阶层的女性。“她们宁愿在城市找一个老的、残疾的,找一个不咋地的，也不愿找同样出身农村的男人，再回到农村。”

但女性农民工同样焦虑，甚至更甚。在《寻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从深圳开往河南的火车上，卢边芳的硬座对面坐着两个年轻的打工妹。其中一个1990年出生的姑娘聊到在深圳的打工生活时，不禁感慨，“没有文凭，没有背景，不知道在深圳能做什么？”她的语气里带着悲戚，“现在这么大了，父母都好着急。我们的想法是迟早要回去。”

卢边芳不禁反问，“回到家，难道要延续父母一辈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怎么过？”

在火车昏暗的灯光里，这两位女孩突然哭了起来。

柴红芳用镜头捕捉到了这偶然遇见的一幕。“她们不想回农村，可城市又留不下。”

在城乡之间的摇摆中，她们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回去？曾经的家乡还回得去吗？留下？在这座城市里，能寻找到属于她们的爱情吗？

家乡那么远 ， 还回得去吗 ？

罗玲选择回到家乡。

她和来自陕西汉中的打工青年赵举鹏相识相恋两年多，并决定成立家庭。

在深圳，她们租住的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内，在摆了一张床、一张桌后，已几乎放不下多余的家具。罗玲蹲在厕所的地板上，一边搓着衣服，一边对男友说，“你跟你爸妈说了没有？你要到我们家去。”男友沉默不语。在罗玲的追问下，他才露出腼腆的笑容，“没说。”

作为独生女的罗玲希望男友去湖南“倒插门”；但作为家中的长子，赵举鹏不用问也知道父母会反对，“在陕西，长子不允许入赘”；赵举鹏自己则在“离开贫穷土地的意愿”与“无法照顾父母的内疚”的矛盾中徘徊挣扎，迟迟下不了决心。

这也是罗玲第一次见到柴红芳时落泪的原因，“感觉都是我一个人在努力，他都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在2015年春节来临前，赵举鹏终于决定带着女友回到距离深圳2050公里的老家，说服自己的父母答应他们的婚事。在镜头前，这对恋人和赵的父母四个人，坐在破旧土坯房的一张床上，昏黄的灯光在他们背后的墙上照出人影。

可原本话到嘴边，赵举鹏又给咽了回去。见男友犹豫了半天没有说话，罗玲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我爸妈希望我能留在家里面生活。我是希望赵举鹏能（入赘）到我家。”

其余三人则静悄悄地隐没在暗影里，一声不吭。在罗玲独自解释了一番后，赵举鹏的母亲才用带着浓厚陕西方言味的普通话，微弱地问了句，“你爸你妈同意这事儿吧？”

此后，赵的母亲与亲戚在厨房里议论起这个婚事，觉得浏阳离汉中太远，“要20多个小时”。她试探性地问罗玲，“你最好嫁到我们这里来，行吗？”罗玲则双唇紧抿，眼眶里的泪花已在打转。

赵举鹏的叔叔和舅舅随后也加入到婚事的讨论中来，赵举鹏又开始犹豫了起来。坐在烧得通红的炉火旁，他问罗玲，“你来我们这儿，你愿不愿意来？”

“不是不愿意来，这里的现实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罗玲回答。

单独面对镜头时，罗玲讲出了她心中的委屈，“我觉得他没有那种担当，就是因为我爱他呗。就想为我们的感情努力一下。能达到我希望的要求，我就觉得值了。”

在经历了几轮来回的试探与商谈后，在他们即将离开汉中的前一天。在晚饭的饭桌上，一直沉默的父亲才松口对罗玲说，“我们没什么意见，不反对你们的事。”

最终，罗玲和赵举鹏在距离深圳824公里远的湖南浏阳办了婚礼，结了婚。赵的父母走在浏阳的水泥路上，看着遍布山野的青草，他们讨论起儿子的工作，“如果不出去打工，可以养些羊。”母亲说道。“不，还是养牛好。”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

咖啡再苦 ， 也要学着喝

卢边芳则选择留在了城市。

对她来说，深圳充满了“诱惑力”，“我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再走了。”

然而，想嫁个城里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看着她就到30岁的年纪了，却依然孑然一身。直到2010年，她遇到了老常，“我俩认识一年多了，刚开始，还真没瞧上他。但是后来接触，抛开年龄，他真的很疼我，对我蛮好的。”讲起自己和老常的相识，卢边芳的眼角都荡漾着幸福。

老常告诉卢边芳，自己本来在一家国企做高管，认识她以后，为了将来跟她结婚、能够有钱买房子、生孩子，就把原来的工作辞了。“他想创业，这样能挣更多的钱，现在生活上我照顾他多一些。”卢边芳说。

为了这个“结婚”的承诺，卢边芳一直期待着。

可是日子在一天天过去，老常嘴巴里说着“随时”，行动上却见不到一点影子。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随时”后，矛盾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爆发。那天吃过午饭，电风扇来回地转，电视屏幕定格在“中国梦想”的红色画面上，两人坐在饭桌前争吵了起来。

“你说去领证，我是怎么说的？”老常问。

“随时。”卢边芳停顿了下，反问道，“随时？很多随时呀。从上一年已经随时到现在了，我也没见你实行啊。”卢边芳左手支在桌子上，右手在空中比划着。

老常则穿着一件T恤，右手夹着烟，极力在为自己辩解。

直到纪录片拍摄完，卢边芳也没等来老常答应跟她去领证的消息。“说白了，这个老常很可能骗了小卢。”在长达4年的观察拍摄后，柴红芳做出的这个判断，最后被卢边芳自己也承认了。

不过，卢边芳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城市梦，“这辈子，我再也不能在农村待着了。一定要努力出去，会选择留在深圳挣很多钱。”

在老家的院子内，卢边芳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光，那时，家长都去地里收麦子，没人管她们，她们就爬到树上去摘叶子。“很嫩，很好吃。”她拿起地上的树叶，对着镜头说道，“城里的孩子不会玩这些吧？”

卢边芳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城里人喜欢喝那么苦的咖啡，可她必须去学。“为了喝‘城市’的这杯咖啡，我比别人多付出了许多。”对她而言，融入城市的过程，何尝不像学会喝咖啡的过程呢？“苦涩中带着一丝希望的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