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云南，古称三迤，曾经是工业欠发达，技术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中的技能大师寥若晨星的地方，近年来，这块古老的土地诞生出了一批高技能人才，宛若闪烁星星，照耀三迤大地。'

原因是，云南省总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大局，于2012年推出“云岭职工跨越发展先锋活动”和“云岭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于今已整整3年，功烈卓著，无法一一表述，在这项工作中，以一些技能大师姓名命名的“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工作站”作用很大，成绩斐然，值得为之泼墨渲染。

2016年1月12日，云南省总工会在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举行授牌仪式，向2015年度命名的云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劳模授牌。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省总副主席潘红伟等领导出席仪式。本次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劳模代表、昆明重工车工高级技师、全国劳模耿家盛代表领衔劳模讲话。

云南省总副主席潘红伟说:“自2011年以来，云南省总在全省16个州市、50多个省级产业厅局（公司）广泛开展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了劳模的示范引领作用。经过近5年的努力，已创建了1个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69个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在提升职工技能素质、实施创新成果转化、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中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为企业技术进步和云南产业转型升级作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如何使得云南高技能人才产生“溢出效应”，服务全省，服务社会，成为引领全省职工“四争四促”的标杆，云南省总领导在思考……

跟随“华尔街日报体”到“刘祖武新闻工作室”小憩

“华尔街日报体”，不少记者其实有过不自觉的体验，但从理论上完整认识这种对受众颇具吸引力的新闻体裁，是“刘祖武新闻工作室”对云南新闻人的一个贡献。

“11月29日，星期日，早晨5时30分，两个人从纽约莫宁赛德街60号一幢住宅的门内快步走出，走进了寒冷的、星光照耀的夜色中。”

“他们把大衣领子立了起来，像是为了抵御外面的寒气。他们大步走向停在门口不远处的一辆大轿车，钻进了车里，车开走了，街上又变得空空荡荡，悄无声息。”

这是美联社记者唐·怀特海1952年12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朝鲜至关重要的三天》的通讯的头两段文字。

这两段文字会引起受众的好奇心——这两个人是谁？他们一大早要干嘛去？

第三段文字揭开了缘由——

“两个人中，一位是美国特工机关的爱德华·格林，另一位是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这是艾森豪威尔朝鲜之行的开始，他希望——像千百万美国人所希望的——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这场战争已造成126000名美国人伤亡或失踪。”

这种表述新闻的方法就叫“华尔街日报体”。

它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讲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动作，有对话，令受众好奇心倍增，产生对稿件的阅读兴趣。

借助“刘祖武新闻工作室”的平台，不少外国新闻采编技巧得以传播、介绍和实践。

2014年12月5日，这天是云南新闻传媒界值得珍视的日子，这一天昆明报业传媒集团开创了云南新闻传媒业的另一种纪录。

这天，昆明报业传媒集团发文组建“刘祖武新闻工作室”，在云南新闻传媒史上，以名记者个人姓名命名工作室，这是第一次。

云南拥有各类媒体从业人员逾万人，提升采编技巧的空间不小。

以刘祖武的名字创建一个“新闻工作室”，昆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姚宏踌躇了好一阵，核心的问题是，担纲这个“新闻工作室”的人，必须是在云南新闻圈实力雄厚而又影响甚广之人。

而刘祖武，这位云南都市媒体老大《春城晚报》的前掌门人，无论是其实力还是社会影响，都堪当此任，于是，“刘祖武新闻工作室”于2015年初破壳而出。

“我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从业余的省报通讯员干到云南日报中层领导，再干到云南最大的都市报《春城晚报》老总，到退休，干了37年，其间五味杂陈。”刘祖武说，“但有一条经验，觉得新闻采编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技术活，和工厂的工人一样，老师傅的传帮带等师承作用很大，于是，当姚宏董事长和我商议开办‘新闻工作室’的想法时，我们是一拍即合，想到一块了。”

刘祖武所以敢揽下姚宏给他的“瓷器活”，还源于他有3个自信：一个是对自己业务能力的自信，一个是对自己在云南新闻圈的影响力的自信，一个是对云南新闻圈一些“大腕”科研、实作能力的自信。

刘祖武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新闻作品是1971年10月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的一则“简讯”，见报稿标题有7个字：《楚雄县生姜丰收》。

人生第一次发表作品，刘祖武很激动，他拽过报纸认真数了数，“我写了800多字，见报稿标题加正文，总共56个字。”

而且没有署他的姓名，“那时反对个人主义，发表作品不能署名，更无稿酬。”

“从业42年来，我的新闻作品有400多万字，写了17本书。”刘祖武说，“仅退下来这5年，就写作出版了3本书，2009年出版《小湾10年》、2014年出版《美哉大丽高速公路》、2015年出版《世纪高坝》。”

但数量只是刘祖武作为新闻人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他在40多年的历练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新闻审美以及新闻技巧。

从他六七十万字的《新闻采写艺术》和《新闻策划艺术》可以蠡测到上述3个维度。

刘祖武在1973年调入《云南日报》做记者前，已经是当时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但调到报社之前，被报社考察干部明确告知，“来了就是一个普通记者，无任何职级，且要我干40年一贯制的记者，意思就是要一辈子做记者。”

早已厌烦当时“宣传”部门热衷“假大空”、“高大全”的刘祖武下决心辞官躬耕格子。

调入报社后，刘祖武先后在楚雄、曲靖、文山、报社总编室、新闻部做记者（站长、部室领导），2000年，他被派遣到《云南日报》的第一子报《春城晚报》任副总编辑，2007年任总编辑，2009年底届龄退下来。

1997年以后，刘祖武开始在云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传授自己的知识，“我先后教过本科生，带过硕士生，我开课讲《报纸务实》，一个学期40节课。”

昆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3张报纸，3个网站，两个刊物，从业者众，近五六年所进新人不少，在电子新媒体凌厉攻势之下，传统媒体的应对措施也不少，但核心竞争力还是采编人员的业务素质，正是基于这点，昆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姚宏看好刘祖武的显性和隐性能力。

“工作室组建后，招聘学员，集团发文要求35岁以下的采编业务骨干进入工作室学习，自己报名后，集团审查，人力资源部把关，根据工作室的接纳能力，我们先招了23人进入工作室学习。”

2015年1月10日开班，令不少人惊讶的是，听课者翻番，“最多的时候，高达140多人，平均不少于50人。”

仅凭刘祖武个人，师资当然不够，他凭借自己在新闻圈多年积累的人脉，延揽了一批云南新闻界理论研究和业务实作方面的佼佼者，不完全统计有楼艺婵、聂丹、尚晓红、张帆、姚文晖、晋群、李自良等，都是云南传媒界颇有影响的学者专家，“这些老师，代表了云南新闻口理论和实作这两方面的佼佼者。”

“授课找准了最有针对性的选题。”刘祖武说。

他的意思很明显，在互联网对传统平面媒体的冲击下，不少新闻从业人员陷入恐慌中，找不着北，“以为传统的采编技巧、基本功不需要了，心态浮躁导致作品质量成问题，尤其近年进入传媒界的新人亟须学习，否则会加剧媒体危机。”

经过一番思考和讨论，“刘祖武新闻工作室”确定了三大类选题，“创新理念、新闻理论、采编业务，2015年的20讲全部围绕这3个核心来传授。”

工作室的名师传授宛如一粒火星投入火药桶，立即电石火花迸发出来，“2015年度昆明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有3位学员入选。”这个过程中，都市时报首席记者黄朝红写了58.5篇B级以上的稿件，做到了工、学双赢。

工作室一年的成果累累，为了使工作室的成效产生更广泛的溢出效应，刘祖武说，他和昆明报业传媒集团正在努力，拟将各位老师的讲义结集出版，“使去年这20讲的讲授效果实现最大化。”

“坏”到极致的“好”：厨艺大师鄢赬的“前世今生”

放下央视10频道的好几个记者，鄢赬非要送客，在做人方面，他很讲究，他说，“礼数一定要周到。”

出得他的大师工作室，一回首，之间门楣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鄢赬技能大师工作室”9个鎏金大字。

有人道：“鄢赬这两个字一般人不大容易念对，尤其是后一个，要读过《诗经》就好了，‘鲂鱼赬尾’，呵呵。”

“是啊，这个名字害得我好苦，我时刻都有一摞派出所开具的户籍证明，每次坐飞机、到银行办事，因为这个名字，不胜其烦。”他说，“我原本叫‘鄢红兵’，是文革时期的名字，上中学以后，父亲把我改成现名。”

1985年11月，19岁的鄢赬被招进昆明饭店工作，迄今整30年，30年间，他经历了从打杂学徒到厨师长，从一名顽劣异常路人掩鼻而过的“小混混”到国家级技能大师和饭店十分倚重的大厨，鄢赬的人生历程走了两个极端——“坏”到极致的“好”！

1985年到昆明饭店工作是鄢赬逆反父母的结果。

“1984年我考上云南公安专科学校，父母军人出身，不知何故坚决反对我当兵、当警察，不愿意我穿制服，结果警官学校没读成，1985年再参加高考，没考上，父亲要我到《云南日报》工作，我不去，刚好此时昆明饭店招工，当时昆明饭店比银行税务之类单位吃香，我就来报名，父母又反对，我很逆反，你反对我就一定要去，就来昆明饭店了。”

进了昆明饭店，鄢赬马上就失望，并因失望而沉沦堕落成一个他自己定位的“小混混”。

“刚来，我不会干什么，当时饭店还烧煤，领导叫我每天早上把大块的煤敲碎再用手推车运到厨房，这在饭店是最没技术含量，最低贱的活，我失望了。”鄢赬说，“我迟到早退，打架旷工，什么坏事都干，别人讨厌我，我也讨厌他们。那时没手机，我的朋友打电话找我，别人接了一听是找我，不管我是否在单位，都会一句话回过去，‘不在！’”

其实，19岁的鄢赬真的不懂事，新人在任何单位都得从杂活贱役做起，在这个过程中，上司和同事会观察，从中发现吃苦耐劳可堪造就的苗子，再上升到技术工种层面去培养，可惜的是，鄢赬在这个考验过程中失败了。

饭店的所谓“高大上”工作当然是厨艺，若一辈子干杂役，肯定出息不大。“但问题在于，你不可能一来就去接触厨艺，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活计都不会。”

人群社会的歧视表现形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体现在一些生活资料的分配过程中。

“到1993年左右，单位分发福利香烟，每人每月有一条，别人是高大上的‘大重九’，我是低级到极点的‘春城’，别人每月奖金几十块，我每月最多10元。”

那时的鄢赬，缺点多得数不胜数，但不是没有优点，他会反省自己，遭遇若干挫折和白眼冷脸之后，他开始全面反省自己在饭店工作这七八年何以不受人待见？

“原因在我自己，不在同事，我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鄢赬反省自己的一个最大弱项是，在饭店干了七八年，一点手艺都没有，他决定从学手艺开始，逐渐去改变别人贱视自己的目光。

“当时我拜过很多师傅，人家不收我做徒，这时恰好李师傅从国外回来，没什么事干，我主动找到他，请他收我为徒。”

李师傅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鄢赬，问：“你会做什么？”鄢赬答：“会拼拼盘。”

于是李师傅把他调到冷盘间。

其实此时的鄢赬连拼盘也不会，“我拼命地学。”

鄢赬其实很有慧根，他感到，云南号称“动物王国”，学厨艺的拼盘，要从云南本土的动物资源中汲取营养，“中午我到动物园看，看什么？看各种飞禽身上的图案、花纹，拼盘大多是拼成禽类，边看边用素描的方式把那些图案记录在小本子上，回到家接着琢磨。”

两三年后，鄢赬的拼盘技巧进步很大，渐渐地，他从同事的眼中收获到了一抹抹温暖明丽的光泽。

这时，鄢赬的眼睛又盯住了西餐厨艺。

“1997年，饭店的西餐厨房包给台湾人经营，这时人家还给我们，我被派到西餐厨房当领班，以前我是在中餐厨房，这下逼着我学西餐厨艺。”鄢赬到附近的樱花酒店找一位尚师傅学西餐，“学了两年，终于学出来了，后来做了西餐的行政总厨。”

鄢赬的进步始终是各级工会关怀的结果，在他进步的过程中，工会及时发掘了他，“当了第十七届省劳模，2006年获得兴滇技术创新能手称号，2008年做了饭店行政总厨，2015年任餐饮部经理兼饭店行政总厨，2014年拿到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迄今我先后拿到了420多个奖项，最低是饭店给的。”

这些荣誉中，择其要者计有，获得“法国国际厨皇美食蓝带勋章” 云南省第一人，云南省烹饪界的首个劳动模范， “云南省职工十佳能工巧匠”，“兴滇技术能手”，“中华金厨奖”，“中西餐合璧奖”获得者，“中国烹饪大师”，云南烹饪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专家评委副主任，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级裁判员、一级评委。

获得荣誉是表象，鄢赬于斯“心不在焉”，他的精神集中点在于想创新滇菜，他提出了“现代滇菜”概念。

滇菜不入流的现状使得鄢赬自觉产生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他希望滇菜能以“现代滇菜”的新形态自立于世界美味中。

“滇菜是八大菜系川菜的一个支系，滇菜必须走出去，不能固步自封，自我欣赏。”鄢赬有太多的想法。

菜肴饮食是人类认识自我和自然的文化心理结果，“口之于味，有同嗜焉。”鄢赬说：“云南有26个民族，又是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具备了形成现代滇菜的基本条件，我觉得，现代滇菜既要保留一些云南味觉元素，更要融入全国、全球的元素，不能太自我，享用美食的胃口是没有省界、国界的。”

有这种跨越地域的认识和鄢赬打小的经历有关系，“我4岁就随父母到上海生活，16岁才回云南，我没有云南人过分固执的情结，比如，我就不吃许多云南人都喜欢吃的辣椒。”

到本文截稿时，鄢赬出任“昆明饭店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总经理”已经整整13个月，对他来说，这个平台极为重要。

重要的不是这个芥菜子大小的行政职务，而是因此他有了一个可以助飞自己翱翔“现代滇菜”苍穹的平台，鄢赬说，他大的方面要做三项，“第一是推出‘现代滇菜’走入全国，走入世界；其次是带徒培训，形成一个餐饮业精英团队；第三是做交流，为了推出滇菜，要和本地、全国、国际同行做交流。”

其实鄢赬还有第四项要务，这项要务就是“睡懒觉”，“一觉睡到自然醒。我老觉得睡眠不够，工作之余回到家，不再思考工作。”

钳工技能大师杨跃的“金饭碗”

如同一个中年男人的婚姻变故，大理药业不是中年男人杨跃的“原配”。

杨跃的“原配”是原名为“云南滇西纺织厂”的一家国有企业。

“我出生于1959年8月，1976年至1978年在宾川县州城公社下乡插队，当知识青年，1978年底被招工到滇纺当工人，干修理钳工。”

杨跃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驾驶员，“他年轻时开一辆小道奇，比赛节油，他得了全省的亚军，在他的启发下，我感到工人如果发挥好，作用很大。”

上苍很公平，上帝为杨跃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他开了一扇窗。

杨跃从小身子骨瘦弱，干体力活不行，只有往智力方面发展，颇有刘邦被项羽邀约“单挑”时所说的风格：“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但揆诸人类进化史来看，进化趋势是智慧日益发达，而非体力，这就是力推“一活动一工程”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也是杨跃所以能应对客观环境变化而处变不惊的原因。

在滇纺，杨跃作为钳工的工作是维护修理厂里的1000多台织布机，这些织布机中有一部分是意大利进口的，配件很贵，杨跃用废钢板制作织布机上的专用剪刀20套，若进口，一套要人民币5000元，杨跃自己制作这20套，最大的成本是买了3元一片的合金40片，再是废弃的钢板，杨跃自己投入了技术和一周的时间，“仅这个，为厂里省了10万元，厂里很高兴，奖励了我1000元。”

当时滇纺有近30台意大利进口的织布机，这种织布机上用一种钢筘的配件，“一片要6000多元，每次都要更换，都要切，但若下次不生产这个品种的布匹，这个钢筘就报废了，我们没有资金来储备这钢筘。”

杨跃就发明一个夹具，用报废品制作钢筘，“切掉坏的，重新拼凑，我每年制作四五十片，为厂里节约了二三十万元。”

杨跃的钳工技术早在1993年就显山露水了，那年他参加省里钳工技能大赛，首先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获得钳工第一名，到省里参赛又获得第六名，杨跃的钳工技术在大理州工业企业知名度很高，以此为基点，大理州、市总工会及时发掘了作为一线产业高技术工人杨跃身上的先进性，把他作为大理州产业工人的典型培养，云南省总工会也大力栽培，杨跃逐渐成为职场红人，各种政治荣誉纷至沓来——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工人农民自学成才标兵、云南省十佳能工巧匠、大理州十大杰出青年……

也就在这以后，大理药业的董事长杨君祥开始瞩目于他。

“2007年春节，州政府组织劳模和企业家座谈，我胸口挂着多年来各级机关发给我的奖章，杨总在我旁边，他看我胸前金光闪闪，有很多奖章，就问我，是不是战斗英雄，怎么会得这么多奖章？”杨跃回忆几年前他和大理药业董事长杨君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邂逅之缘，“我告诉他，我不是战斗英雄，是一个工人，是个钳工。”

杨君祥反应过来了，他就是大理州的钳工状元，而自己的企业正需要这样的高技能职工，于是开始“策反”杨跃到大理药业来服务。

此时的杨跃心情复杂，“一方面，我在滇纺干了30年，我的进步都是在滇纺取得的，是滇纺培养造就了我，感情很深，再则当时滇纺正在改制，要搬迁到凤仪，工厂迁移，设备要动，我不能说走就走，当时厂领导听说我想走，立即给我加了一倍的工资。”

另一方面很尴尬的则是，杨跃从1978年到滇纺工作直到2008年7月离开，整30年，由于企业状况不太好，他的月薪收入从未超过1000元，“我2005年评上了全国劳模，要加上国家给的困难劳模生活补助金才超过1000元钱。”他儿子要读大学，他的收入不可能供儿子念书，这是杨跃最后下决心到大理药业的关键节点。

大理药业那边，杨君祥在催他赶紧过来就位；滇纺这边，厂长恳切地挽留杨跃，说：“老杨，你走了我咋办？”

又滞留了一年，等滇纺易址搬迁妥贴后，杨跃才走了。

“我是2008年7月来的，一来月工资就是5000元，对于我，这是天文数字。”被访问者逼着，说到到了大理药业以来的收入，杨跃因迟疑而有些嗫嚅，“到今天就更高了，一个月大概七八千元吧。”

杨跃这个收入数字背后可解读的信息量很大，其中几个是，它们说明——

工人的技术技能含金量很高。大理药业不缺一般的工人，但缺类似杨跃这样的高技术工人，有这样的工人，企业愿意给付高薪；

杨跃可以在国企（滇纺）和民企（大理药业）之间闪转腾挪，而且从工作到收入都渐臻佳境，就是靠自己的高技能，说明高技能就是一个工人的“金饭碗”；

云南工会力推的“一活动一工程”的目的就是旨在打造760多万名职工的“金饭碗”。

到大理药业不久，杨君祥经过一番审视观察，叫杨跃兼采购，“他告诉我，兼着干两个月，结果一干干了7年多，看样子还要兼下去。”

2015年12月28日下午，在大理药业，身高187厘米，块头硕大的杨君祥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了本文作者对此的提问，他说：“采购是良心行当。打比方说开个饭馆，他出去采购，5元一公斤的白菜买回来了，你去查，的确就是这个市价，但可以把斤头降低，回扣就在里面了，而且，你没法监管。”

如果说，杨君祥最早看中的是杨跃的钳工技术，那么，此时，看中的还有杨跃的“人品”。

滇纺改制时，有段时间，有的职工热衷于上访堵路之类的过激行为，有人来撺掇杨跃跟着闹，杨跃说：“我是全国劳模，咋能跟着去闹？”厂子里很乱，杨跃闹中取静，反而埋首本职工作，“利用那段时间，我搞了三四项技术革新。”

杨跃的是非观界限很分明。

大理药业在杨跃来之前，有一个修理班，有3个人，一个氧弧焊工，一个电工，一个钳工，“一个叉车坏了，都要叫厂家派人来修。”

杨跃答应来大理药业，杨君祥吩咐杨跃带两个人来，“一个水电工，一个钳工，杨总给了我一个大车间主任的待遇，我要为他争口气。”

“我来了两年后，修理班升格为修理车间，厂里的设备坏了，再也不叫生产这种设备的原厂家派人来修了。”

杨君祥给杨跃很高的待遇并非头脑发热，他看到了杨跃的技术潜能对于他的企业很关键。

做好钳工的首先必须是“思想者”，杨跃说：“钳工靠想象，通常是产品出来后才有图纸！”也就是说，创意极为重要，它是一个优秀钳工的最重要、最首要的素质，在杨跃看来，思维传统凝固迟滞的人，不是干钳工的料。

到大理药业才几个月，一台锅炉的引风机基座地脚螺丝因长期震动坏了，杨跃当时刚进药业，能耐到底有多大，厂里也不清楚，按惯例，有关领导叫杨跃电话联系厂家来人处理，厂家来人一看，说“这没法解决。”

引风机不能用，锅炉就用不了，当时大理药业共有两台锅炉，生产针剂需要大量的蒸馏水，还需要大量的蒸汽消毒，没有锅炉就不能生产，“停产一天，要损失上百万元。”

杨跃围着引风机基座反复琢磨，最后决定自己干。

“我对分管副总说，我来干，但厂里要花点钱，副总说，‘花多少都行。’我说要花三四千元，他说，‘这不叫钱。’”

杨跃所以说要花三四千元小钱，他是深思熟虑过的，他发现引风机基座地脚螺丝所以时间久了会松脱，引风机震动只是诱因，根本原因是引风机基座是混凝土，作为“基座”配重不够，“我决定用厚铁板基座更换混凝土基座，加大它的配重。”

“我买了一块面积为一个多平方米，厚度为40毫米，重量有三四百公斤的铁板，用4颗螺丝固定，再把引风机固定在它上面，用铁板的自重加螺丝固定引风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理药业经常遇到的问题看上去都很小，解决起来却又硕大无比。

这不，2010年的某天，一个8吨重的消毒铁柜子要进入车间，消毒柜长6米，高2.5米，宽2米多，车间天花板仅比柜子高9厘米，叉车用不上。

工程部经理画了一张设计图，做个轮架，把柜子在车间外吊装在该轮架上，再用人缓缓推进车间，因为车间天花板的形格势禁，这位经理设计使用的轮子是直径只有8厘米的小轮子，道理似乎没错。

但杨跃拿过图纸一看，提出不同意见，反对用小轮子，而要用直径20厘米的大轮子，“轮子太小，柜子太重，轮子接触地面面积小，压力大，轮子会碾坏混凝土地板，陷下去，没法用。”

高度的有限性，迫使杨跃设计的大轮架用螺杆旋转升降，“柜子在轮架上，推进车间，前行30多米到位后，我旋转螺杆，把柜子放到地板上，利用柜子四个脚与地面的高差，我再旋转螺杆，轮架和轮子就拆卸下来了。”

2015年12月28日的大理阴云密布，寒风习习，在“杨跃”技师工作站，有七八个年轻人在工作，这个技师工作站面积大概有400平方米，“杨总花了六七十万元为我添置了车床等设备。”

杨跃要借助这个工作室，实现他的技术效能的最大“外溢”，带出一帮新人，薪火相传，给大理药业留下一批技匠。

“举重若轻”的王秀然：“指挥”1500吨的“铁家伙”在以毫米计量的空间干活

到2016年1月30日，王秀然整整60岁，届龄该退休了，但水电十四局机电安装分公司经理彭贵军说，“老王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核心人物，他不能走，要返聘他。”

王秀然是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十四局工程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云南省技能大师。

在云南省，乃至在中国水电水轮机安装领域，王秀然都大名鼎鼎，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1000多吨的水轮机在只有二三十毫米的空间游刃有余地精确地吊装到规定位置，调试好，正常投产发电。

1956年1月30日出生在云南大理鹤庆县农村的王秀然，在1977年电力技校毕业后就进入水电十四局当工人，到他2013年被十四局公司聘为技能大师，他为十四局已经奉献了36年，参与过大大小小30多座水电站的水轮机安装。

王秀然的“水轮机安装技能大师”称号的获得比他的实际技能的取得晚得多。

早在2007年12月，王秀然就获得了“水轮机安装高级技师”的职称，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参与或主持安装了几十部水轮机，早已具备了水轮机安装的技能大师资质。

水力发电一点都不神秘，在发电机厂房里，最主要、最重要的设备就“哥俩”——水轮机和发电机。

水力发电大致的原理是：水轮机在高水头水流的冲击下高速转动，产生巨大的动能，带动发电机，从而发出电来。

换言之，水力发电，最重要的是水轮机，和发电机相比，它是主动的，发电机是被动的，没有它，发电机不会自己转动，也就是说，它才是发电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往前推，一个水电站建好的标志必须是体积庞大，重量轻则几百吨，重则逾千吨的水轮机要安装就位，调试正常。“水电站以发电为目的，”用十四局机电安装分公司党委书记王建华的话说，“如果安装质量有问题，发不了电，那么，这个电站在此之前几千人若干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之前巨额投入的大量设备也就是一堆废铁。”

王建华的这个观点还揭示了机电安装在水力发电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没有王秀然这样的技术核心人物，就会形成制约水电开发的“短板”！

王秀然指挥若定的大将风采可以通过下面这段报道窥见一斑——

“4月4日上午9时40分，糯扎渡电站地下厂房安装间1#转子工位上，起重指挥发出清脆的哨音，岩锚梁上两台800吨桥机并车将总重为1337吨的首台机转子徐徐提起，稳定之后，桥机缓缓向9#机机坑移动，24名工人手持长4米、宽15厘米、厚2厘米的长形木板条分别蹲守在定子机架上支撑四周。

护栏外作为总指挥的王秀然，头戴红色安全帽、手握电筒、目光犀利、神情专注地观察着机坑里的一切，因转子与定子的间隙只有3厘米左右，仅仅两根手指并起的宽度，如果下落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碰撞、摩擦，轻者影响绝缘效果，重者则出现变形，所以蹲守工人手持长木条上下拉动的每一个动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

上午11时40分,随着安装间鞭炮响起，转子安全就位于9#机机坑下机架上的制动闸板上。”

如果把水力发电的重要设备水轮机的“安装”按照日常民间生活经验来推测，会大大降低对王秀然作为“安装技能大师”的敬意，比如你到超市买回一把电动拖把，也有一个按照说明书来“安装”以正常使用的问题，这是非常简单的，王秀然说：“但发电机一个转子就重达1200吨，不可能在工厂车间制造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零散的散件要到发电厂房现场组装，因为种种原因，组装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再创意、再设计、再加工的过程。”

这就需要灵性、悟性、知识、经验等主观因素在现场面对具体的设备即兴发挥作用——既没有教科书可按图索骥，也没有先例可循，考验的是负责组装的技术人员的脑洞有多大，动手能力有多强。

水轮机的引水室，是一个必备组件，它的外形很像蜗牛壳，故通常简称“蜗壳”，王秀然被“蜗壳”折腾得够呛，也从“蜗壳”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也是在糯扎渡，王秀然在蜗壳上做了一篇大文章。

2010年10月，因厂家设计原因，7-9#机安装完成的蜗壳需要拆除11管节进行返工。筹建处要求100天完成原蜗壳拆除、新蜗壳制作、安装、打压试验等工序。

这个时间是十分紧凑的。

2010年12月25日，首台机蜗壳返工进入第7节安装的时候，因原蜗壳形状是椭圆形，而后期经过重新设计，蜗壳为圆形，椭圆和圆形两节蜗壳相接的时候，局部错牙高达6毫米~10毫米。这对于蜗壳挂装、焊接来说是一大难题，如何才能将两管节对接到最佳位置？

经过4天3夜通宵达旦的工作，处理方案出来了：采用预热、加温消除错牙。

方案审定后他亲自组织实施。

经过11天的连夜奋战，两管节的对接终于完成，2011年1月15日下午4时16分，首台机蜗壳打压试验一次性成功通过，现场一片欢腾。

从拆除废弃蜗壳到蜗壳重新制作、挂装再到打压试验只用了87天的时间，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王秀然善于总结，他组织编写了《大型不对称蜗壳的现场制造工艺创新》，后来获得了十四局2012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前，他参与的《小湾电站700MW高水头大型水轮机埋件制造安装技术总结与创新》课题荣获2010年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3年4月，水电十四局聘任王秀然为技能大师，同年7月，以王秀然名字命名的“云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被核准成立；12月，王秀然获“第二届昆明市名匠”荣誉。

2015年4月，王秀然获云南省政府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贴。

听从内心的召唤：国家级“技能大师”名叫“陈建发”

谚云：男人“四十而立”，陈建发“立”起来的时间比这个古训至少早了一年半。

2012年是昆明铁路局电务段工人陈建发的“大发”之年，是岁，他被聘为“全路首席技师”，同年11月 2日“陈建发铁路信号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这是全国铁路第一家。

“我的工作室和车工大师耿家盛的工作室是同一天挂牌的。”陈建发对这个日子和这件事记得极其清晰，“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是技术业务骨干，前10名都是高级技师。”

了解陈建发的成长岁月后，会发现，国家级“铁路信号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姓名叫作“陈建发”，一定程度上，是陈建发听从自己内心召唤的结果——“要当一个技术工人，要当一个高技术的工人。”

陈建发出生在一个铁路钳工家庭，父母都是铁路工人，1993年7月，从重庆铁路运输技校毕业以后，他来到米轨工作，这是一个偏远小站，名叫腊哈地，成了一名铁路信号工。

铁路信号是保障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那时，腊哈地车站还在使用俗称“鬼推磨”手扳道岔、古老的臂板信号机。

1997年，陈建发通过面试，加盟南昆线，继续干信号工的活，但此时，经过腊哈地4年的苦练，他具备了到准轨南昆线工作的实力。

而随后，陈建发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技术本领，加入了南昆线最后开通阶段的施工，并成为昆南信号工区道岔组的一名成员。

2001年3月，电务系统实施改革，进行全员竞争上岗。对职工来说，这是一次“大浪淘沙”。多年的积累让陈建发厚积薄发，凭借雄厚的实力，调入技术密集、设备种类繁多、昆东枢纽中的“枢纽”驼峰工作，陈建发又一次面临着新设备、新技术、全新工作环境的考验。

仅用一年时间，陈建发很快成为驼峰车间的技术骨干，并取得了全局电务系统技术比赛第一名和第二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信号工决赛全路第15名的成绩。

这标志着，陈建发开始拥有问鼎“大师”的基础。

在这里，截至2015年，陈建发和同事所发明的省部级小改小革有62项，工具革新有10项，“今年还有一项起轨器在申报中，尚未拿到证书，语音报时、无线传输语音两项获得使用新型专利技术。”

“并非我一个人单打独斗，”陈建发说，“我所在的工区有技术革新的传统和氛围。”

读书，造就了陈建发另一双慧眼。

陈建发学了自动化、计算机、英语，他的师傅甚至就是他的年轻徒弟，“我们相互为师他们教我英语、计算机，我教他们实用技术。”

“搞小改小革，读书前，是从肉眼看得见的地方下手。”他说：“读了书，懂了原理，会从电路上去找毛病。”

陈建发小改小革的一些方面，技术含量有限，但心思缜密而独到。

“我做信号工以后，发现要对付的阀门特别多，但外形一样，有球阀，也有闸阀，球阀要开关，需要旋转90度，闸阀则要旋转360度，但不是大家都懂得的，容易误判，”陈建发在细节上动脑子，“我就在阀门上做标记，球阀用拼音字母大写的Q和90的数字在阀门上，表示是球阀，要旋转90度，闸阀用Z和数字360标注，表示是闸阀，要旋转350度。”

电空转辙机表示杆和动作杆的帆布防护套老爱通洞，这是被防护套上面的金属防护遮檐给磨破的。他尝试用两片1毫米厚的铁片垫在遮檐的两棵安装螺丝上，把遮檐抬高了1毫米！他把实验对象选在了平均每天动作318次以上的209号转辙机。经过不间断地跟踪观察，这微不足道的1毫米，让209号转辙机帆布防护套在以后的3个月内没有发生与遮檐摩擦的现象。至2011年1月，整个驼峰场的30组转辙机已全部“垫片化”。

“在没有加垫片以前，工区平均每个月要更换磨损严重的防护套5个左右，遮檐‘垫片化’以后，防护套和遮檐摩擦的现象就基本不见了。”驼峰信号工区陈建发的同事小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