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到了1983年初的狗年腊月，我才终于有了“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的感觉。在那之前，我在塞北热河老城结婚生子已过了四个春节，由于物质缺乏，过年请一桌成了难题，使我有盼过年又怕过年的心理。

猪年将近，局面渐变，除了还凭本买供应的些许肉蛋等等，街上新出现的农贸市场已显红火了。多年难得一见的各类农副产品摆满摊上地下，市民围观议论跃跃欲试又缩手缩脚，如大条的活鲤鱼在水中欢游——过年的餐桌正中太应该有一盘红烧鲤鱼！然价钱不菲，那时，我工资是49．5元，买年货也得掂量再三才敢出手。

红日街头，年货满目，政策放开，万民笑脸。眼望堆成小山形的花生，想想头几年为买每人半斤花生，曾在粮店前寒风中整整排了半天队，人都冻僵了，不由地感慨：花生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同样的“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怎么一下就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呀！

为了办好我的那顿家宴，我用心良苦费尽心机，腊月里一有空就去市场上逛，左看右看，挑肥拣瘦，遇见便宜的好羊肉买三斤，看到半大的活鱼买两条，还有山鸡、野兔，买回家自己收拾。好在天冷，小柴棚就是天然冰箱。同时，还要拉出“菜单”，与其他家比较：大舅哥做菜手艺好质量高，小舅子家的菜是数量多，大姨子家则是大碗大盘……而我的这桌饭从内容到形式上如何才能不低于他们，甚至还能高出一些，让岳母大人说好，让孩子们爱吃呢。我的方针是，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麻油鸡、土豆沙拉等。

谁料想，过了小年，天气忽然暖和起来。再进我的小棚里视察，肉也软了，鱼也化了，丸子也不硬了，冻豆腐也不立着了，天气预报气温还要上升……天呀！再这么下去，鱼呀肉呀都变味儿了，那可咋好？上班闲聊，敢情不是我一家，好多同事都为此着急呢？有人说，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能油炸赶紧炸出来，二是能早一天请就早一天请。

我排在后面，告诉爱人快去孩子姥姥家，申请提前请。然后撸胳臂挽袖子戴围裙就操练起来，炉火通红，油烟飞起，香味飘出，弥漫四邻。再出去一看，哪是我一家，都在干呢，小孩子又放了几个小鞭，嘿，那年的年底，实在太像年底了。

过年那几天我们天天盛宴，欢乐无限。我那一桌饭，评个第四名。一共是五家，第五家排在最后，东西都化得不新鲜了，弃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