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想必众人皆知，但是关于《四库全书》的成书始末，除了专攻清代文献学的学者之外，似乎鲜为人知。民国史家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一书，通篇讲述《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对于普通读者了解《四库全书》编纂历程帮助良多。

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为《四库全书》的缘起、组织、编辑、容量、阁藏、増改、校勘、今夕情况、四库荟要、四库总目提要、评议以及修书动机——寓禁于征。该书对《四库全书》的系统考察可以说颇具开创意义。今天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大多不出该书的研究视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爱平教授在1989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虽然在史料挖掘上比该书更加完备（时代原因所致），但整部书的研究框架及内容大致不出《四库全书纂修考》。

该书最吸引笔者的地方在于对修书动机的考察，郭氏通过考察征书、禁书以及后续引发的文字狱等指出，乾隆帝以“稽古右文”的名义征访古书，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即打着征书的旗号推行禁书的政策。

郭氏认为：“书籍厄运，自秦政而后，实以此次为最甚。不特焚书浩劫，乃与《四库》开馆相终始，其后《四库》书成，高宗仍复断续有切责各省查禁不力之谕，是其抑遏残害之心不啻若自其口出，稽古右文，岂若是乎？历来典籍，逢劫于朝代递嬗之际，或冰火之间，犹有时间地域之限，与高宗之设官定制，以十数年之时间，专力必赴，有心为之者，迥不侔矣。故《四库全书》谓为清帝逞专制淫威之遗迹也可，谓为销毁书籍之残余也亦可，实不必以天壤瑰宝视之也。”

著名史家顾颉刚曾为此书作序，其中称：“夫其禁者则散焉佚焉，其采者又残焉讹焉，书之厄运，岂非秦火而降一大事乎！而世之学者往往忽略真相，但惊其卷帙之浩繁，遂崇为不世之盛业，兹可慨也！”可以说，与郭氏观点颇为相近。

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笔者读此书时，也对郭伯恭其人颇感兴趣。

说来惭愧，笔者曾研习史学七年，却对民国史家郭伯恭知之甚少。于是，在百度检索之，却发现百度对其介绍不过是本书后记中的寥寥数言。此结果更激起笔者对郭氏的相见，后在《邓州市志》检索到《郭伯恭》一文，对郭氏生平有简单介绍。

郭伯恭，河南邓县人，生于1905年，民国15年（1926年）高小毕业，之后在当地中学教书，1933~1934年分别在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旁听，1935年经友人介绍，到北平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被中科院接管）工作。

话虽不多，但信息量不小。民国时期，高小毕业，即可到中学教书。一方面似乎可以说明当时教师匮乏，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当时学校（即便是中小学）对学生的培养，是颇为成功的。郭氏后来的学术经历及文史作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民国时期，著名史家何炳棣就读于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六年级时，老师问宋明两代亡国为何死难者甚多，何炳埭回答，受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放到今天，别说小学生，即便是大学生、研究生怕也未必能有几人能说出如此深层的原因。

《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成书于1936年，1937年2月付梓。当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事实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逐渐南下入侵。在当时如此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下，郭氏能够潜心研习一手史料，对《四库全书》予以系统考察，学术精神可赞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