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没有意外，国足主帅佩兰“下课”了。真应了那句老话，铁打的帅位，流水的主教练。自米卢之后，执掌帅印之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变的是，国足依然徘徊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外。

与国足的糟糕表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广州恒大去年一路高歌猛进，再次夺得亚冠冠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国足没能受惠于本土职业联赛的发展？职业化能否拯救中国体育？中国体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化？

带着以上疑问，本报体育新闻部策划了这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化”稿件。记者采访当年改革亲历者，倾听专家学者的声音，追根溯源，一探究竟，期盼能为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提供若干建设性意见，为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贡献绵薄之力。

从今天起，我们将连续推出4篇系列文章，敬请广大读者留意。

北京西郊，红山口。

从地图上看，它不过是偌大的北京城中，位于五环西北角的一块不起眼的区域。但放在中国体育的历史画卷中，它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八一体工大队的驻地，从这里走出的世界、亚洲、全国冠军不胜枚举；而作为被后人称作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举办地，“红山口”三个字在1992年的夏天，不经意间被刻在了每个中国体育人的心中，直到今天，愈发清晰。

计划经济时代体育的喜与悲

将历史的轮盘拨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恰好中国体育也赶上了这股春风，“得意”了一把——那时的体育人才，正在传统的三级训练专业体制下绽放着光芒：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的中国体育健儿，一举获得15金、8银、9铜，位列金牌榜第四，震惊了世界；在最能反映团队精神的三大球项目中，中国女排在1981年至1986年间，连夺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5项世界大赛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5连冠的队伍，一时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

“当时的三大球，省省都有队，全国联赛分甲乙丙三个级别，大家看比赛的热情非常高。”中国排协副主席、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对《工人日报》记者回忆道。他当年担任排球联赛裁判时，每到比赛日，观众纷纷排队买票，体育馆场场爆满。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发生变革，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体育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应试教育的压力，使得运动员学训矛盾被激化；用工制度的变化，造成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出现问题；再加上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对各方面的需求增大，超出了旧体制下每人定额的“编制”概念等一系列问题，用钟秉枢的话说，“一个教练带一群运动员还想出成绩的时代过去了”。

与此同时，在国际赛场上，此前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体育，却验证了“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老话：1988年奥运会，赛前踌躇满志的中国代表团最终却仅收获5金11银12铜，排名一下跌落至金牌榜第11位。当时众多媒体，甚至不约而同地用“兵败汉城”来总结那届奥运会。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那颗黑白相间的足球也在一次又一次撩拨着国人脆弱的神经。1985年的“5·19惨案”，1989年的“黑色3分钟”，1992年初的“黑色9分钟”，国足屡屡在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上折戟沉沙，在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之下，中国足球被推到了一个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

红山口撒下职业化种子

“1992年红山口会议召开时我才40岁，也算风华正茂吧，现在都退居二线了……”当年曾采访过红山口会议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汪大昭向《工人日报》记者调侃道。如今已是中国足协执委的他坦言，无论社会各界对足球有多少争议，红山口会议对于中国足球的意义不容置疑，“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在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为数众多的体育项目中，为何足球成为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足球在外战中接连受挫只是表面的诱因。当时在奥运战略的大背景下，大力扶持夺金项目成为体育工作的重点，而以足球为代表的集体项目由于投入大、见效慢，被逐渐边缘化，多数省市都砍掉了足、篮、排的专业队，其中以足球为甚。被“断了奶”的足球，为了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只好走向社会、走向市场。

曾多次参与足球改革和联赛组织管理工作的前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年那种时不我待的背景下，足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就这样，在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的推动和支持下，红山口会议上多数代表们的分歧在最后达成了共识，中国足球明确了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会议之后，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和调整，1994年4月17日，经过重新包装的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A联赛被推出，由此也揭开了中国足球新的一页。

红山口会议也成了其他项目的领路人：1993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出台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同年得到批准；1995年，经过中国篮协与IMG公司的策划，全国男篮甲A联赛揭幕；同年12月，广东举办首届中国乒乓球俱乐部比赛；1996年12月，首届中国排球联赛在南京正式启动；中国羽毛球于1999年创立俱乐部联赛；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网球也开始了零星的职业化尝试。

十年繁华难掩职业化之忧

虽然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由足球率先发起，但对中国体育乃至中国社会，真正由职业化带来触动的，最早却是篮球。

2001年，已经在全国男篮甲A联赛（今CBA）中磨练了6个赛季的王治郅正式登陆职业篮球的最高殿堂NBA，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人。当时，刚刚卸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有过一句“名言”：“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对美国的最大一宗出口，是一个7英尺1英寸（2.14米）高、抱着篮球的小伙子（王治郅）。”

作为在全球走在职业化前列的两个项目，男足和男篮在中国自1994和1995年分别开始职业化联赛前后，都经历了一段十年左右的爆发期。

当时的中国男足，有甲A联赛初期火爆的上座率，有2002年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振奋；当时的中国男篮，不但“三大中锋”先后登陆NBA赛场，国家队也在1996年、2004年奥运会上连续杀入八强。

那么问题来了：成绩爆发的背后，真的是职业化的功劳吗？

“其实还是举国体制带来的‘遗产’”，钟秉枢分析认为，“过去中国竞技体育的‘三从一大’为运动员打下了非常好的功底，而联赛职业化之后，有了商业赞助和外籍教练，比赛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再加上一些人走出国门之后带来的经验融合，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那个时期成绩突出的现象。”

可惜的是，这样的爆发太过短暂。中国男足自2002年之后，至今仍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徘徊；中国男篮则不但在世界赛场上表现乏力，甚至还接连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遭遇溃败。

至于其中的原因，一位前国脚曾在近几年的采访中感慨道：我们当年的训练就是对足球的热爱，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奖金，现在这批运动员，在物质刺激的环境下长大，已经不再那么纯粹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一叶障目，但我们的职业化联赛，似乎真的在蒙眼狂奔中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