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公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自闭症患者已超1000万，其中0到14岁的患者达200多万。尽管早在2003年，我国就已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要求轻度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但只有10%的自闭症孩子能入读普通学校。

在北京丰台第一小学读二年级的康康即是那10%中的一员。 在成为那10%之前，康康曾被6家普通幼儿园拒绝入学，1家劝退，还遭到所在小学学生家长的联名反对，一度停学。

经过家长和学校的不断努力，他终于迈出了“融合教育”的第一步——成为一名普通公立小学的学生。

但由于社会普遍对特殊儿童的陌生与偏见、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相关政策缺乏细化以及特殊师资力量有限等原因，普通学校还远远没有做好接纳特殊儿童的准备。摆在特殊儿童面前的融合教育之路，依旧道阻且长。

被6家幼儿园拒绝，1家劝退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康康——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一无所知。但他的爸爸——38岁的马林经历并承受了所有。

2011年，当医生说出“自闭症”这个陌生的词汇时，马林一下就蒙了：4岁的儿子康康，难以表达，行为刻板，缺乏与外界交往的意愿和能力。更让他崩溃的是，自闭症大多与生俱来，几乎要伴随终生。只有幸运的8%到25%的自闭症患儿，在经过早期治疗后有可能恢复正常或者接近正常水平。

马林开始“发疯了似的”，去查资料，找自闭症康复机构。可是，相对北京上万名自闭症儿童，康复力量却明显不足。在唯一的孤独症康复公办机构——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排队等待康复训练的孩子超过160名，要等3到5年才能进入。马林只好选择其他私立康复机构。

尽管当时对“融合教育”知之甚少，但马林让孩子做康复训练的同时，也坚持让他留在幼儿园里，哪怕为此不得不比别人多交一倍的学费，“要他将来能适应这个社会，就必须让他走入正常人群之中。”

2012年底，在其他家长推荐下，他来到位于朝阳区双井的“北京恩加小羊特殊教育中心”，为孩子进行全天候康复训练。

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尝试在“恩加小羊”旁找幼儿园，准备让孩子重新返校。然而，在北京1922所幼儿园中，能够接纳残障儿童，并配备相关设施和师资的融合幼儿园少之又少。咨询了6家幼儿园的马林，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

当他走进第7家幼儿园时，园长的一句“你送过来试试吧”，让马林一度以为，抓住了希望。为此，幼儿园专门派了一个老师看着康康，但没有专业知识，这位老师并不懂得如何与自闭症儿童沟通，往往老师一个走神，就不见了他的踪影。

希望终究如同鸡蛋，一碰就碎。那天下午，康康乘老师不注意，一个人溜到了厨房里，一个一个地，将一整筐鸡蛋敲碎。

接到康康被“退货”的电话，马林赶到幼儿园时，儿子衣服上还“湿乎乎地沾满了黏稠的蛋清、蛋黄和细碎的蛋壳”。

“没有人愿意理解他、宽容他。”马林一脸惨淡，如同细碎的蛋壳。

艰难的“随班就读”

在孩子被幼儿园退学之后，2013年8月，马林辞去原来的工作，正式加入“恩加小羊”。

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后，“还是不死心”的马林咬咬牙，决定送7岁的康康入读公立小学。“不想孩子被排斥在普通教育体系之外。”由于隐瞒了孩子的自闭症情况，再加上一点幸运，康康顺利通过了当年6月份丰台一小的招生面试。

马林知道自己在闯关，但他没想到坏消息来得那么快。

仅仅在开学很短的一段时间后，班主任就注意到了康康的“与众不同”。

“我们也有心无力，30多个孩子顾不过来”，“我们这儿没有资源教室和特殊老师，对孩子不好”……马林明白班主任婉转表达背后的真实含义。因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里都无法满足特殊儿童的需求。甚至在整个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随班就读”只是“随班混读”。即使是融合教育走在全国前列的海淀区，194所中小学中也只有67间资源教室，而且平均一所学校不足一名资源教师。

经过反复沟通，两个星期后，学校允许马林到校陪读。一个教室仿佛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5个孩子坐在教室前面；一部分是一对父子“孤独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近后门的座位上。

为了保证课堂秩序，康康乱叫时，马林就捂住他的嘴；乱动时，就从后门把他抱出去。为了让儿子留在这个集体，这位父亲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

即便如此，班里其他一些学生家长的抗议，却未曾停止。他们给校长写信、打电话，在家长微信群里“讨伐”马林，“不能为了他一个人，影响其他孩子的学习。”

这让马林深感尴尬和羞辱，但他选择了忍耐和沉默，“陪读最考验的，恰恰是家长的承受能力。”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临近期末，家长的施压、老师的无力、学校的为难，终于集体爆发。

马林被“退学”了。“国家没有明确的陪读政策，学校可以拒绝家长陪读。”没有了父亲的陪读，康康也不得不停学。

“也许普通教育的大门真的关闭了。”马林几近绝望。

可是，就在马林准备将孩子送到培智学校去时，一丝希望之光又从封闭大门的缝隙里透了进来。

培智学校的校长告诉马林，“北京市教委现在提倡融合教育，你们孩子自闭程度低，还是去普小吧。”更让马林欣喜的是，医院开出的“符合随班就读标准”的评估结果也证实了该校长的判断。但经历过多次“拒绝”后，马林的心依然悬在半空。

最终，丰台区教委的回复让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接受义务教育是你们的权利，没有人能赶你们走。”

“其实他们也没错。谁都有不受打扰地接受教育的权利。”马林用手揉了揉疲惫的眼睛，轻微地叹了口气，“可是，我们又有什么错呢？”

理解并包容他人的残缺

既然没有办法拒绝，学校便开始选择积极配合。至少在马林眼中，学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从一开始不了解，不接纳，到最后开始接受孩子，想办法要资源，要老师。”

2015年初，学校向丰台区教委申请的资源教室终于建了起来。“注意力训练、生活自理训练、人机对话，各项设施还挺齐全的。”但是，面对这些专业设备，学校却没有老师会用。公立小学增加一个资源教师的编制，要层层报告，什么时候批复，就不是学校能左右的了。

家长不让陪读，又没有特教老师，学校请回来一个在家照顾自己脑瘫孩子多年的老师，每天下午来上半天班，专门负责照顾康康。

就这样，在马林的努力和学校的配合下，停学了一段时间的康康，终于重返校园。

现在，马林已经基本上不会接到老师让他去学校的电话了。虽然家长陪读的效果远远不如特教老师的陪伴，但其实在马林陪读后不久，康康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好转。从原来每节课都要跑出去一趟，到能上完一整节课，课间操和眼保健操也能够完整做下来了，康康的进步，成为马林现在最大的骄傲。

康康在学校里也有了朋友。一个孩子家长私下找到马林表示支持他的决定，还叮嘱自己的孩子多帮助康康。还有一个高个儿的女孩，总是主动来帮康康。每次做操时，看到康康没排好队，女孩就帮他挪挪位置；一起跑步时，康康被落下了，她就拉起他的手，带他一起跑。

“对自闭症孩子来说，他们能在正常社交的融入中恢复得更快；对于正常的孩子而言，他们也从中学会理解并宽容这个世界的残缺与多样。”看着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马林愈发觉得自己做的是个正确的选择。

马林想起，有一回他带着康康乘坐地铁。儿子突然开始哭闹了起来，手脚乱舞。尽管这位父亲不停地向人解释，但地铁里的人还是避而远之，在他们周围“腾出一个圈来”。

那一刻马林明白，或许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在用他们的可爱与纯真，考验着正常人的爱心和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文中自闭症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