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离打工者有多远？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所谓的“草根”，生活在你眼中的底层。他们的青春没有你的富足，也没有你的安逸，命运让他们过早的放下了书本，奔向炽热的生活。他们也许放弃了文字，但他们没有放弃对美的追逐，他们也许不读诗歌——甚至不读打工诗人的诗歌，但他们的内心和你一样充满诗意。痛苦与欢乐，撩拨了同样“诗”的欲望。

“干了这杯酒，像风一样自由”

小军，河北邯郸人，小学学历，北京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经常风吹日晒，已让23岁的他眼角多出了不相称的“鱼尾纹”。

他却说：“这是因为爱笑的缘故。”

在这家公司送快递已将近一年，他是该公司海淀区某网点十几个员工中年龄最小的。早上，无论寒暑冬夏，8点钟，瘦小而灵巧的他会驾驶红色三轮车，风一样跑来跑去，开始这一天的工作。“从小就爱动，待不住，这活儿适合我。”正常情况晚上6点，他就可以下班，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但有时候总部最后一车货运过来晚了，我们晚上八九点还在大街上跑。”

送一件快递，无论大小，都是1元钱。他说最辛苦的时候，他一天搬送六七个几十斤重的快递到没有电梯的7楼。

下班后，回到宿舍自己做顿晚饭，就着酒，就是他的业余生活。“吃饱了喝完了，躺在床上，这是一天最幸福、最放松的时候。”

“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甚至读读诗？”

“读诗？你开玩笑呢，送一天快递累得半死，哪天我喝醉了写诗吧。”

记者又问：你会拿钱来买诗集吗？

他答：不如买白酒啊。

记者问：你会去听诗歌朗诵会吗？

他说：累了一天，不如睡大觉呢。

当记者请他用一句自己觉得很诗意的话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说：“干了这杯酒，像风一样自由。”

“善良，算不算诗？”

“我是小符，来自重庆，喜欢追求完美。人生格言：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

这是小符微信公众号的简介。她28岁，小学毕业，北京东城区一家理发店里8个理发师中唯一的女性。

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却“资深”，已经从事这份工作8年多。

“没有周六日，你们最闲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除了周一休息，她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

“女人挣钱不一定是责任，但一定是尊严。不管有没有人养你，但一份工作，带给你的是独立的人格。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天空，展翅飞翔。”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

虽然业余时间不多，但她喜欢看一些启发她生活的书，最常看的就是朋友圈里的一些文章。“《弟子规》，是我最喜欢的书，因为我喜欢传统文化，那里有人生的智慧，教会我很多东西。”她说她不知道“打工诗歌”，“只是偶尔读到某些诗歌的时候，会被一些优美的句子感动。我和诗歌的关联仅此而已吧”。

记者问：你写诗歌吗？

她说：想写，但不会啊，将来也许会尝试吧。

记者问她：你觉得自己生活得诗意吗？

她说：说不上诗意，我就是个朴素的平凡人，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用乐观来冲淡它，仅此而已。

当记者请她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自己，她说：“善良，算不算诗？”

“敲击着钢铁的骨架，唱歌”

强强（化名），来自内蒙古，25岁。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和姐姐相继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姐姐辍学，他读了半年技校，就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公交车修理厂。

那一年，他16岁。

“当时还担心自己不够年龄，厂子不要，现在，眨眼工夫都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他感慨。

自从工作，他就从此断了和书本的联系。诗歌？他说：“那是一些文化人玩的东西。”和许多同龄的打工者一样，他的阅读，也仅限于朋友圈的各种“心灵鸡汤”。

“多年不看书，现在静不下心来，看一会就迷糊。”但在日复一日搬运轮胎和拿着扳手修理公交车的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强壮。

“我把青春都献给了我们工厂。”每天和汽车的钢铁之躯打交道，重复着枯燥。长久以来，他缓解这种疲态的方式是唱歌。几年下来，他练出一副好嗓子，成了班里的“百灵鸟”。

记者问：你知道诗歌中的乌青体吗？

他说：不懂啊，和乌黑体有啥区别？

记者问：余秀华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刘德华。

当记者请他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生活时，他说：“敲击着钢铁的骨架，唱歌。”

是的，也许他们空闲时不读诗歌，悲伤时更背不出一句诗聊以自慰，但他们的体内有一种原生的“诗的元命题”。诗之于他们，只是变换了不同的存在方式。

痛苦与欢乐，撩拨了他们同样“诗”的欲望，试问谁的欢乐更高雅？谁的苦楚更低俗？

有一群打工者，正在写诗

本报记者 王群

一位填充鸭绒的打工者，在工厂窘迫、逼仄的空间内，将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欣喜与艰辛，用直白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这首诗叫《迟到》，诗作者吉克阿优，一个80后小伙。如今，他拥有一个“自带光环”的头衔——中国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

充绒工与诗人，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职业就这样在他身上融合。

“诗歌，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

吉克阿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一个没有写作时间的工人来讲，诗歌形式短小，最能直接表达思想情感，可以直白地吐露内心活动和内心经历。这一说法也与另外一位打工诗人邬霞的表述不谋而合。

与吉克阿优一样，邬霞也是一位80后，初中毕业后跟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深圳，如今是一家服装厂的烫熨工。

当被记者问及“为何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诗歌创作时”，邬霞说：“因为打工诗歌短小，用时少，有感想随时可记录下来。”

邬霞同时透露，自己一开始很排斥打工题材，后来才慢慢喜欢，觉得这才是有血有肉的。“打工诗歌虽然粗糙，但它真实、自然。”

采访中，多位打工诗人均认为，打工生活的艰辛、枯燥、苦闷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情感表达诉求。而简短凝练的诗歌创作形式，恰恰方便他们用来记录无处诉说却又无比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往往并非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将诗歌创作当成一种倾诉手段。

郭金牛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农民工，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做过建筑工、搬运工、仓管员，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他也闯入了诗歌的王国，并走上国际诗坛。

郭金牛说：“我没有想过要将我的诗歌传播给工友，在失业、流浪期间，我只是偶尔信手涂鸦，写完就随手丢掉了，后来工作相对稳定，也只是偶尔写几首发到诗歌网站或论坛上。我不知道我的诗有什么影响，诗歌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说完就完了。”

打工是为了活下去，写诗是在记录生活

在艰辛、单调的劳作之余进行诗歌创作，是多数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

对他们而言，打工是维系自己与家人在都市中“活下去”的手段，而写诗则是私下里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

然而，这种抒发和倾诉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苦难叙事。实际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带有温度的文字、审视的眼光去关注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一个具体表现便是越来越多具有现实敏锐观察力、强劲社会批判性以及浓厚关切性的打工诗歌作品不断出现。

郭金牛告诉记者，与以前单纯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是，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多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为自己的内心打开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刚开始，我的诗歌只是在自己打工的服装厂内手抄流传，要好的工友过生日，便在工厂广播生日祝福时，附上简短的诗歌让播音员念出来，后来有了样刊便寄给工友阅读，再到后来我动员几个彝族打工诗人一同创办了文学刊物，出版后邮寄给各地的打工诗人。”吉克阿优说，一路走来，亲身经历了打工之苦，偶尔是为了泄愤，但能让自己坚持写下去的动力，还是源于众多彝族同胞进城务工遭遇同工不同酬、被人欺压等诸多用工待遇问题。

另外一种可喜的变化也正在发生。

吉克阿优说，目前身边的一些工友也已经开始尝试打工诗歌的写作，而且很多工友开始改变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也有几个不良亲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前不久，浙江平湖市某医生曾联系我，拿我的诗集去引导误入犯罪歧途的一名工人。”

用诗歌，感召更多的人了解、关心打工群体

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吴飞跃执导的一部聚焦工人诗人题材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获得了首次设立的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在这部纪录片中，包括吉克阿优、邬霞在内的6位打工者用诗歌倾诉他们生活中的疼痛、希望乃至绝望，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群像。

即便获得专业奖项，但这部纪录片却遭遇“市场遇冷”的尴尬。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过程中，吴飞跃发现打工诗人群体往往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差对比”：他们本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沉默、腼腆甚至是木讷，但其诗歌作品所传达出的情感却是真挚强烈的。

吴飞跃还发现，当下很多打工诗人基本上是隐秘地进行创作，而主要原因则是“他们担心被工友嘲笑”。邬霞就曾透露，“工友不知道我在写诗，我都是偷偷地写。”

尽管多位打工诗人均表示自己的诗歌创作仅仅出于兴趣爱好或情感抒发，但吴飞跃却坚持认为，随着打工诗人这一群体力量的不断壮大，尤其是持续发出具有抗争性的声音表达，最终会对整个打工群体的生存境遇和现实命运产生积极影响，尽管目前这种变化还并不明显。

千万不要以为打工者就不需要诗意的生活

本报记者 朱林

以诗言志

打工者以诗歌记录生活际遇，宣泄内心情感。全国公安文联首批签约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苏雨景表示：“生活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版图，但人们的灵魂是平等的、自由的。我很欣赏李少君的‘天赋诗权’，人人生而平等，是谁的平等？诗歌面前，灵魂的平等得以彰显。”

在苏雨景看来，“打工诗人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着自我的抒发、抚慰与救赎，以及群体的抒发、抚慰与救赎，这种需求是普遍意义的，并非仅限于这一群体。”

诗人杨东彪也有类似的看法。谈到对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看法，杨东彪开门见山：“首先我反对现在一些人提出的要设立诗歌的门槛。”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文学没有任何理由给他们关上门，而且，“我们的倾听是对他们最好的尊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汪剑钊介绍，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人而异的，打工群体也一样。“同一个事件，都是打工者，这个人可能也看见了，但熟视无睹就过去了，引不起他任何反应，或者说即使有愤怒，他也想不到用诗歌来表达。但是，有的人，可能受到过一定的诗歌训练，或者说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或写作经验，这个事件就会在他脑子里面成了一个出发点，让他有写作的冲动。”说到底，诗歌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渠道。

但汪剑钊同时也指出，虽然诗歌创作是无门槛的，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诗歌对于创作者有艺术训练、词汇积累等方面的要求。虽然一部分打工诗人写作手法已比较成熟，但总体来说，打工诗人的艺术水准还有所欠缺，或者说作品还显得有些粗糙，表达的方式相对来说也较为单一、陈旧。

“即使对于打工诗歌，也要有诗歌的要求。人们不会因为你是打工诗人，就会在艺术上降低对你的诗歌的要求。”

以诗交流

事实上，诗歌在整个文学体系中都可谓是一种小众的文学形式。“诗歌受众减少，这甚至是世界性的现象，不只有中国这样。读侦探小说的要远远多于读诗歌的。”汪剑钊如是说。

纵观包括打工诗歌最早开始的写作群体，这些作者队伍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这跟中国诗歌群体所遇到的情况很相似。现在中国诗歌的活动也多是囿于自身的诗歌群体，对诗歌外的群体影响并不大，或者说不明显。

“这些打工诗歌只能说在打工群体中喜欢文字、有共同爱好者之间流动，而对范围更广的普通打工群体影响不大。”杨东彪表示，打工诗歌是在打工群体有共同爱好的人形成的一个声音。

在汪剑钊看来，打工诗歌即便是在打工者群体中，也是小众的，绝大部分打工者还是对诗歌、对文学没有能力关注。“一个人当你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你要再去吟诗作画，简直是不可能，也是很残酷的事情。”　

谈到打工诗歌，汪剑钊认为，打工诗歌作为诗歌的一种，其社会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在他看来，打工诗人既然以诗歌写出内心感受，作品为大众所知，就是要找到知音，找到读者。

“诗歌本身天然就具有一种社会功能，而且它也是为交流而存在的。”汪剑钊指出，这种交流的功能，情感层面的要更多一些。或者抒发他们生存的压力，或者是对某些制度的不满，对社会丑恶面的愤怒。

“即使面对自己，诗歌也有两个我在一起交流，一个作者的我，一个读者的我。”汪剑钊说。

以诗之名

打工诗歌主要以打工者现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与问题为主。或者是书写打工者尴尬的身份处境，或者是书写打工者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困窘，或者是表达打工者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杨东彪分析，从作品来看，打工诗人过于自闭。所谓过于自闭，是指打工诗人在作品中，过于强调自己经历中受到的委屈、不被理解、不被尊敬等痛苦遭遇。

“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抱怨、宣泄没有关系，但是要适度，不要让这种题材成为标志。既然叫打工诗人，你就要超出打工群体。”

杨东彪希望打工诗人能够不要被抱怨等桎梏，痛苦之外，也可以展现出打工群体积极、快乐的一面。这个群体应该是全视野、全方位的，应该反映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打工诗人同样可以为这个时代发出声音。

在打工诗人中，虽然多数作者是在抒发自己的生存压力，或者对某些不公平待遇的反抗，也有对社会丑恶面的愤怒。但也有部分意志坚强、颇具胸怀的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为争取整个群体的权利抗争和呐喊。他们自己发声，可以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使命担当的赋予，美学标准的建树，是中国诗歌当下急需去做的一篇大文章，这对诗歌方向的矫正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不仅仅是针对打工诗人诗歌而言的。”苏雨景说。

汪剑钊还强调了容易忽略的一点。他说：“打工诗人或者说打工者，他们也需要艺术，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打工者，就不需要艺术了，打工者同样需要诗意的生活，有这种精神需求。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实在是被生活所迫，没有时间享受这份精神快乐。”

（本版绘画：赵春青）

读打工者的诗，一件不得不为的事

本报记者 周倩

打工：20岁左右的年纪，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去城市里找工作，为的是挣钱；写诗：一张白纸、几行字，若真有幸发表，所得稿费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箱底、几不被人知的诗稿了。打工与写诗，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或许是要被嗤之以鼻了。正如诗人汪剑钊所言：“一个人当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要再去吟诗作画，简直是不可能，也是很残酷的事情。”

然而，打工者写诗，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了解打工者写诗，也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

什么叫诗？《毛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歌咏言。而如今，诗歌，在经历朝代更迭、社会变革之后，变得专业起来，诗人，成为有学问的象征，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诗歌的本意，诗歌本就是人民在日常劳作中，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谁可以写诗？每一个内心有着丰富情感、想要抒发表达的人。当然，也包括打工者们。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城市里无助的漂泊流浪、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讨薪、工伤、继而对生活无奈的抱怨、嘶吼……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他们写诗不是为了传唱，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甚至只是在发泄情感，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最饱含丰富情感、最凝练的语言，可以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闲时间说出最想要说的话。

或许你会说，打工者上亿，他们之中写诗的人却不过寥寥数人。然而，社会需要读到更多的打工诗歌，因为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这个或明或暗的社会转型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背景：我们厌恶他们衣衫不整乘坐地铁，不顾形象地歪头沉睡，却不曾见过他们在工地上汗流浃背。我们的服饰背包出自他们之手，却从没看到他们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下麻木的背影。简陋的工棚、阴暗的出租房，这些与清新的城市形象相左的环境，是我们极不愿看见的。然而，住在这里的年轻打工者们，早已把城市当成了第二故乡，城市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些“新市民”。或许，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得更近，让生活更融洽，让社会更和谐。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打工者，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我们更期待，有更多的人，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个看似最不会表达，却有着丰富内心情感，最需要表达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