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案证人，我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违反，愿承担法律责任。”日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贩卖、制造毒品案件，证人李晓明采用屏蔽面部特征和改变声音的方式，通过多媒体平台“出庭”指证胡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法庭采信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后，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宣判，并对判决理由当庭详说。据介绍，采用隐蔽作证技术，是成都法院系统为保护证人安全作出的首次尝试。

证人出庭，是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关键部分。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城市，成都自今年2月份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来，目前已示范庭审案件63起，证人出庭率达68.3%，上诉率下降7.9%，改革成效初见。

10月15日，“2015年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法学界人士在会上表示，当前要在现行司法架构下，把证人出庭制度落到实处，还需要大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作为铺垫。

庭审虚化增加冤假错案可能性

“接受询问时有点紧张，但这会促使我们未来侦查案件时更为规范。”今年3月30日，成都市温江区柳城派出所民警吴某，以证人身份就一起所参办案件接受公诉人和被告律师询问。这是成都市践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首个公开庭审案件，办案民警的这次出庭广受关注。

“这是一次突破，很多冤假错案都与庭审功能未有效发挥、证据未得到认定紧密相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彦坦言，长期以来，对庭审举证、质证、认证、裁判过程不够重视，结果导致庭审被完全虚化。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龙宗智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允许宣读使用未到庭证言等规定，导致了法庭审判直接性、实质性缺失。此外，在现行体制下，公检法长期以来的“重打击、轻配合”也导致了庭审形式化。

“必须正视的问题是，法官太过于依赖案件阅卷，而卷宗的存在直接导致庭审显得可有可无，有些法官还抱怨庭审有些浪费时间，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更是认识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说。

罗国良表示，庭审实践中，证人出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只要证言存在争议，法院就没有理由将证人拒之于庭外。但现在往往是被告人的一次认罪口供就可能被采信，这增加了冤假错案出现的可能性。

“要实现庭审实质化，就要确保关键证人、鉴定人和侦查人员在庭审案件中‘应出尽出’，目前这一点在成都法院系统已达成共识。”郭彦说。

推进证人出庭面临重重阻力

记者了解到，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对证人出庭的情形有着明确规定，但请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年5月，成都大邑县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案件。3名证人出庭作证，庭审现场法官发问变少，控辩双方“过招”增多，庭审前后共持续3个小时。由于证据确凿，法庭当庭作出宣判。

轮番质询、双方激辩，在公众眼里，这是一场精彩的庭审。但对办案人员而言，要促成这样一件庭审实质化实战案例并不容易。有办案人员称，“为了说服3名证人出庭作证，实在花了很大功夫”。

“证人拒绝出庭，无外乎不敢、不愿、不想三种原因。”成都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苏云坦言，当前侦查、起诉阶段对证人的认证保护如何衔接等问题还很不明朗，导致证人出庭率非常低，有些地区甚至出现警察都不愿意出庭的情况。

“这并非仅来自于证人的主观抵触情绪。”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邱学锋表示，在实践中，也存在法官出于办案压力大等原因，不愿推动证人出庭工作。还有一些公诉机关人员碍于脸面，对于证人出庭表现得也不积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何良彬认为，庭审的目的是发现真相，因此证人出庭还只是第一步，如何实现有效发问也是当前面临的难题。

何良彬表示，证人询问是在公开的庭审中进行，现场不仅有控辩审三方，还有旁听观众，因此掌握专业的询问技术十分必要，但眼下这些问题还未引起重视。

改革需要公检法共同担当

“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牵涉面广，必须协调各方的作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萍认为，要完成当前这项艰巨的改革任务，公检法等部门有着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公检法三家职能关系出现偏差，常常体现为侦查制约了公诉、公诉反过来制约审判。”龙宗智教授指出，推进庭审实质化，突出证人出庭地位，必须扭转当前以侦查为中心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改革便无从谈起。

“司法权构造上要以审判权为中心，而不是以侦查权为中心。但当前的情况是，冤假错案就好像是侦查做的‘饭’，检察端过去，法院吃下去了。”一位法学专家认为，要破解当前所面临的难点，不能仅仅停留在法院自行改革、公检适度配合的层面，而要把目光放在探索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