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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家盛，河南省上蔡县人，1963年10月4日出生于昆明，目前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拉丝成套设备制造分公司车工，车工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云岭首席技师。

1982年毕业于昆明机床厂技校产品表面处理（油漆）专业，分配在昆明铣床厂从事产品油漆工作。1984年11月，调入昆明重工，改行学习车工技术，从事车工工作并兼做铣床、镗床、钻床等工作。

耿家盛是技术技能赛场的佼佼者，工作33年来，他多次参加各种技能竞赛，其中1990年在“全国青工技术大赛云南省选拔赛”中获得车工第二名、2001年“大西洋杯昆明职工技术技能比赛”中获得鼓励奖、2003年“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昆明地区选拔赛中获车工“优秀技术技能选手”称号，在云南省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中获得车工第二名，被授予“车工技术能手”称号，并代表云南省参加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获得车工第十四名。

2004年4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12月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05年4月被国务院和云南省政府分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省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6年2月20日被云南省政府授予“兴滇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7月4日被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授予首届“兴滇人才奖”。

耿家6口人，构成了一个全国罕见的特殊技术工人家庭。

耿家盛的父母以及一兄一弟一妹，全部是共产党员，除妹妹耿家豫当老师外，5口人全在昆明重工，5口人都是工人，父亲耿鼎、哥哥耿大鹏以及耿家盛自己，是车工，母亲祖振英和弟弟耿家华，要么先车工后改钳工，要么是钳工同时也是车工。

耿鼎及耿家盛父子俩，都是全国劳动模范。

耿鼎是昆重的八级车工、高级工程师、总工艺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产业界赫赫有名的“车工刀具大王”。

耿家盛是车工高级技师，耿家华是钳工高级技师。

其所在工作室被命名为国家级的“耿家盛技能大师工作室”、省“耿家盛技师工作站”、市“名匠工作室”。

2015年3月24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从中国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高度把耿家盛的事迹提炼为“三高一多”：“思想境界高、劳动技能高、群众评价高、社会贡献多。”

序篇——

“山头孤月耿尚在，石上寒波晓更喧”

激动与反省

整齐的队列，节拍严整的脚步声，坦克车、导弹运载车等各式军械，鱼贯而过……

这是2015年9月3日上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盛况。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从早上6点多就进入现场，端坐在广场旗杆一侧临时阅兵台上的耿家盛心情在激动兴奋的同时，习惯以一个机械加工工人——车工兼油漆工的眼光去打量眼前这些代表国防工业最高水平的“大杀器”，比如漆水、外形结构、机械走合部分，甚至光洁度……

耿家盛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受邀出席2009年“10·1”和2015年的“9·3”两次阅兵典礼，他视为得到观摩国家军事工业成就的绝佳机会。

“看了兵器展示，很震撼，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搁在我们厂，做不出来，为啥？咱们没有生产这些产品的一流装备。”耿家盛对本文作者说，他观察得很细，“这次我注意到出现了蓝色的坦克，2009年“10·1”阅兵那次没有出现这种武警用的坦克。”

阅兵所展示的军械通常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工业在各个领域的最高、最新成就。

其实，关于军队、军械、军事与工业文明之间的高度紧密关系，早在130年前，就有一个人高度关注并论述过。

这个人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对军事、军械和他所处时代的大工业文明之间的联系，有独到而精湛的论述，在其著于1876年~1878年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以代表当时军事工业最高成就的军舰为例，论述了军事装备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在恩格斯看来，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军队、军事技术、军用器械和国家大工业之间，是一个巴掌的两面，不能截然区分。

“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未必读过恩格斯这些论述，但耿家盛也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耿家盛是从机械加工工人的角度，用自己过去33年的工作经验一点一滴去读懂的，“工业不发达，军械制造肯定落后，家伙不好使，保卫国家那是空话。”

“器不如人的背后，是艺不如人。”耿家盛柔和的目光中不乏穿透事物表象的犀利。

耿家盛两次受邀参加阅兵典礼，他倍感荣幸，“虽然每次都要在烈日炎炎下，不吃不喝，坐5个多小时，我很值，看到了好多令人激动的工业产品，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制造业工人的自豪、责任与自省。”

9月7日13：30，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洪浩、市总巡视员杜仁伟、市总秘书长宋钟蓓一行，在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副主席潘红伟的陪同下，莅临昆明重工“耿家盛技能大师工作室”，出席一个签字仪式。

13：45，上海航天局800所高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上海市职工技协数控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建平和耿家盛签署了一份沪滇两地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合作协议。

14点，在云南技师学院阶梯大教室，唐建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在坐的劳模和学院的学生“炖”了一锅“心灵鸡汤”，让大家了解了一个36年前的年轻后生，经过怎样的努力，在企业的培育下，从一个绿化工变身高技术专业人才的过程。

台下，阶梯教室的左侧第一排靠边两把椅子上，耿家盛、耿家华俩兄弟拄颐谛听。

但能静静坐下来聆听另一位技能大师讲述剖析自己，耿家盛觉得这种机会也是极其难得。

就在到北京观礼阅兵和与唐建平签协议、听唐建平讲课的同时，耿家盛其实已经很难。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沿工厂大门向厂区纵深处延展的柏油路两边满是枯槁的蔓草，此外站立着一株株高过厂房车间许多的落叶乔木。

10月8日，已经立秋两个月了，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昆重的企业名称屡经迁变，多达10来个，为表述方便，以下用最具知名度的“昆明重机厂”，简称“昆重”来称呼之 ）东区六百多亩的厂区长满灌木和乔木，鸟声啁啾，车间与车间之间的隙地满是枯黄的草，一片片枯槁的叶子伴着寒冷的雨滴，从空中飘荡着坠落，砸到硬实的柏油路上。

从1958年8月8日奠基开工建厂至这天，昆重走过了整整57年又两个月的时光，辉煌与落寞交织。

近些年，因为多种原因，又显得落寞了。

2015年6月18日，本文作者在昆重铸造车间横梁上看到了一条横幅，上书18个大字：“正视危机坚定信心 从点滴做起 为生存而战”。

曾经担任过昆重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的王琳是198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昆重，在昆重工作了24年的“老昆重人”，他用一个故事道出了昆重目前的苦涩，“重机厂旁边有个农村六小队，农民教育小孩这么说，‘你要再不听话，就送你到重机厂当工人。’”

另一个故事是耿家盛现在的同事、镗工李萍的现身说法，“大概六七年前吧，重机厂已经不行了，我家的水龙头坏了，我到茨坝镇街上去买，店主要8元一个，我说少点吧，店主看我穿着重机厂厂服，就说，‘看在你是重机厂工人的份上，算了算了，6元一个，不能再低了。’这句话至今我记得死死的。”

1987年才18岁就到重机厂工作的侯金富是玉溪市江川县人，他有个表妹在玉溪租个摊位卖蔬菜，一个月的收入不低于10000元，每天纯收入有三四百元，看到他每月工资就1000多元，劝侯金富别干了，“她说帮我租个摊位，倒菜卖比当工人强，可我对重机厂有感情，真舍不得走。”

这种落寞还可以通过几个现象来揭示:

一个是职工人数的消长。

“在最高峰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职工近6000人，办了好几个食堂，中午饭还有厂外的饭馆蹬三轮车送来卖，当时上班一天几班倒，车间夜里也是灯火通明的。”

耿家盛说，“而现在，全厂大约只有600多人。”

另一个现象是，昆重的领导班子换得勤了，侯金富说，“最近10年，领导班子换了四茬，平均两年半换一茬。”

再一个是工人收入的盈缩。

就以耿家盛为例，近些来年，呈现一种下滑趋势，“扣除五险一金后，去年平均到手的月收入是3262元，今年1月至8月，这个平均数为2612元，今年7月份，到手的收入2667元，这个月，10月，我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336元。”

耿家盛职称髙，工龄长，还是分公司的车间主任，相对还高一些，其他的职工更低。

侯金富是耿家盛的同事，同为车工高级技师，他说，分公司工人普遍的月收入人均一千七八百元左右，还是在五险一金没有扣除的前提下，“7月份，我们分公司有个工人，到手的收入150元，吃早餐都不够。”

而侯金富自己，7月份到手的收入699元，侯金富两口子都在耿家盛所在的拉丝机分公司，合起来，每月就是接近1500元的收入，“要给读大学的姑娘1000元，我两口子就剩四五百元过活。”

在此情况下，对耿家盛的诱惑是，好几个学校来挖他去，如果去学校教书，耿家盛的收入比现在高得多，以耿家盛的意识来说，他脑子里的所谓“铁饭碗”不是传统的单位、岗位，而是技能。

如果秉持“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耿家盛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弃昆重而去，一骑绝尘，追逐自己的丰屋香车、美服厚味，他不仅有这个条件，更有这个能力，但是传统的他，语调不疾不徐地告诉本文作者，“我不能、不会、也不可以这样做，我这代人很传统，有着强烈的感恩心和组织观念。”

“感恩心，就不用说了，没有重机厂的培育造就，没有我的今天。组织观念强是说，除非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来调动，按程序办理，否则，要我自己与用人单位私下交易，一拍屁股走人，抛下困难中的重机厂，我做不出来，也做不到。”

他的话，平实、平淡、平凡，“重机厂好的时候，我一个月也挣五六千元，现在遇到困难，收入少了，我就要离开它，企业犹如我的父母，能不能父母老弱了，就不要自己的爹妈了？所以不能走啊!”

9月22日下午，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莅临重机厂，看望耿家盛，他再次把类似意思向王惠萍作了表达。

除妹妹耿家豫外，耿家盛一家5口，一辈子都贡献给昆重，而在昆重近6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家庭很多，他们对昆重的情感悠远深长，绵密纤细，无法割舍。

昆重职工上下班，是用高音喇叭播放军号演奏的乐曲。

9月7日下午，下班的军号已经吹响，本文作者和耿家盛一起在昆重东厂区转悠，发现有6家饮食店、两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家家具店租用昆重的厂房在做生意，昆重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或者转型，或者升级，内部颇有争议，但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有活干，解决工人的生计，采访中，侯金富、李萍等职工都表示，他们不怕加班加点干活，怕的是没活干。

近两年，实在没辙了，为了生存，昆重把厂房租赁给一些社会企业，开餐馆、搞汽车修理、卖家具。

目睹厂区愈来愈多的外来的第三产业的勃兴，昆重不少老职工闻着油烟味，心中宛如五味瓶打翻，滋味杂陈，惆怅不已，“我在昆重干了整30年了，看到厂房出租给人家搞餐饮，很心酸。”李萍说。

家庭篇——

“耿耿星河欲曙天”

“离休”而“工人”的耿鼎

耿鼎是耿家盛兄妹4人的父亲，是祖振英的丈夫，这是耿鼎的家庭角色，也是每一个有家庭子女的男人很正常的角色。

但作为社会人，耿鼎的角色复杂而矛盾，不熟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人，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耿鼎身上，“技术工人”与“离休干部”是那样地有机自然地交织重叠。

依照有关政策，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或工作的人，均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耿鼎1948年8月参加解放军，当然是离休干部，可他在昆重的主要和知名身份却是一个技术工人。

依照国家有关评定职称以及教育经历的有关政策，耿鼎除了早年在重庆214技校一年零八个月的读书生涯，没有其他的国民教育学历，按规定，属于“文盲”，可他又是昆重十分倚重的高级工程师、总工艺师。

耿鼎对昆重有多重要，看一个例子就知道——在他年龄届限离休后，厂里又返聘他干了10年，以致祖振英老人几次下意识地强调，“家盛他爸是70岁才退休的。”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年多，耿鼎担任了此间一项代号“9901”的海军军品加工的工艺技术指导，昆重现任党委副书记杨家鹏说，“生产过程中，这个军工企业的胡姓科技处处长对耿鼎说，‘老爷子，我要拜您为师。’”

是耿鼎复杂，还是社会复杂？

1934年9月，耿鼎出生于上蔡县一个名叫“后启庄”的一户农民家，据耿鼎夫人祖振英介绍，耿鼎小时候很苦，“耿鼎他爸给地主干活赶马车，一次外出途中遇到强盗，吓得不行，回到家，夜里就死了，但耿鼎不知道老人已经死了，和已经死去的爹睡了一夜。”

对耿鼎来说，他或许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一个人，是一个集恩人、师傅、首长于一身的人，他是解放军二野的一个团长。

耿大鹏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对本文作者复述说，1948年8月，耿鼎14岁，解放军有个团在后启庄驻营。

当时，耿鼎和妹妹相依为命，部队的团部就设在耿家，团长姓郭，“父亲天生勤快，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扫地。”看到这个14岁的小孩机灵、礼貌、勤快，郭团长感到是个好苗子，便劝导耿鼎参军，“我爸问，‘当兵有什么好处？’郭团长说，‘当了兵，可以吃饱。’就这个条件，父亲心动了，团长叫人发了一套军装给他，以后跟着部队就南下。”

于是，14岁的耿鼎成为解放军中一名小兵。

耿大鹏说，在他读初中的时候，还见过父亲的老团长，“他身高大概一米六五样子，块头大，他到昆明出差开会，都会到重机厂来看望我父亲。”

参军后，尚未发蒙的耿鼎参加了部队为期40天的扫盲班，步入了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的人生旅途。

1950年5月，部队进驻重庆，新政权已经建立，眼光敏锐的郭团长感觉到未来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术的年轻人，于是他动员耿鼎去学文化、学技术。

“到重庆后，郭团长动员我父亲去学文化学手艺，他说，‘你去学门手艺，国家要搞建设，要靠你们年轻人，学一门手艺将来好讨生活。’”

就这样，虚岁16岁的耿鼎来到重庆一所名叫“214技校”的技工学校，在学文化的同时，开始接触机械。

耿大鹏说，这个技校为兵器工业部所属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培养工人，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还生产过建设牌摩托车，“这个厂在沙坪坝，我去过。”

这段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学习经历，不仅造就了耿鼎一辈子并影响其后人的品质、价值观以及初步的技能，而且为他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的战争爆发。

10月19日，中国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对抗以美国为首、由17个国家组成参战方、5个国家提供医疗支援的联合国军，“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激烈，一批昆明知识青年应召入伍，其中一些被派遣到重庆集训，准备奔赴前线。

1951年参军、时年仅18岁的昆明姑娘祖振英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8月7日上午，时年82岁的祖振英告诉本文作者说，1951年，她参军到重庆，后来没上成前线，“组织上叫我到‘214技校’学技术，家盛他爸是二野的，也在这个技校读书。”

在214技工学校，耿鼎和祖振英都学习开车床。

“有次发选民登记证，他发一张，我也有一张，互相看了选民证上对方的姓名，记住了，这之前，他和我都喜欢打篮球，混熟了，但就是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

通过这张选民证作媒介，祖振英认识了河南小伙子耿鼎，两人相互喜欢，就好上了。

毕业后，耿鼎分配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作，祖振英分配到重庆机床厂工作。

1956年两人结婚，婚后，春城姑娘祖振英实在不习惯重庆的气候，“冷起来冷得要命，热起来热得要命。”

1958年，中央提出要支援三线建设，她利用这个机会调回昆明，“回到昆明，省工业厅领导问我，是想去滇池海口，还是到北郊的茨坝？我说，茨坝离城近，我到茨坝。”

就这样进入刚成立的昆明重机厂的前身“云南重型机器厂”工作。

1959年，耿鼎从重庆建设机床厂调入昆重，两人团聚。

在昆明重机厂，耿鼎开始了展示辉煌人生画卷的生涯。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那时收入低，1962年1月老大大鹏出生，第二年10月老二家盛出生，日子过得艰难。”

8月7日上午，在昆明市青年路祖振英老人的住所，老人在耿家盛和女儿耿家豫不时的提示下，缓缓讲述了她和耿鼎结缡一生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咸。

通过老人的讲述，可以捕捉到耿家盛所以成才的家庭环境因素。

《易·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这是说，天和地构成一个环境，所以万物得以诞生。考察耿家盛成才的由来路径，由耿家父母所“氤氲”（营造）的这个家庭氛围十分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初唐诗人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诗有两句说得好——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耿家盛从少不更事的技校生、油漆工、车床学徒工，一步步登上作为一名中国产业工人所能获得荣誉的极致点，是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致其成才——家庭、企业和他个人的付出和努力。

换句话说，耿家盛的成长成才，与他的父母哥弟妹妹所构成的家庭氛围密切相关。

耿家盛一家6口人，除了他妹妹是教师外，父母哥弟和自己都是一线技术工人，而且都是、或者都干过车工，一家人都是共产党员。

一家人中，父亲和耿家盛都是全国劳模，出了两名高级技师和一名总工艺师。

两名高级技师分别是耿家盛和耿家华，总工艺师是耿鼎。

但其实，若用今天的概念和标准来衡量，耿鼎很早也就是车工高级技师。

耿家盛说，“我父亲比较早就被评为八级技工，当时还没有技师的名目，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从一级到八级，八级最高，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高级技师。”

“有了大鹏、家盛两个孩子后，一方面要上班苦钱，下了班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一家人很辛苦。”

祖振英老人的记忆中，40多年前，一家人的生活极清贫，“文革期间武斗打仗，家盛他爸没有参加武斗，是‘逍遥派’，工厂停工了，没吃的，一家人到河南老家和上海亲戚家，躲武斗。我怀着小石头（耿家华乳名），厂里造反派抓我去斗，打我肚子，结果小石头才怀了7个月就早产了，为什么给耿家华取名‘小石头’？他不足月出生，还活下来了，他是被人家打出来的，所以我说他是打不烂的‘小石头’。”

耿家盛念小学10来岁的时候，念初中的耿大鹏就带着弟弟去做临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一家6口人，父母的工资低，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带着读小学的家盛去砸石头，用一把铁锤敲‘公分石’，就是把较大的石块砸小，变成两公分左右的碎石，卖给一些单位用于混凝土浇灌。”

“那年砸石头一个月，我和哥哥砸了3.5立方米的‘公分石’，一共挣了12元。”耿家盛回忆道，“本来是3块钱一立方米，人家看我们小，优惠了，3.5立方米算4立方，给了12元。”

耿鼎从两个稚龄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懂事勤劳的影子，很是高兴，“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小心使锤，别砸着手。”

一个以“学力”颠覆“学历”的“文盲”

从1959年调入昆重工作，耿鼎的心思都放在琢磨车工工艺以及车刀改良等工作上，曾经在那个时代喧嚣一时的“革命”、“造反”、“斗争”、“批判”之类的政治运动，他一概以“逍遥”的方式回避，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对技术、技能的琢磨上。

“1977年8月，耿鼎技师在瑞典‘双管喷吸钻’的基础上，革新成功‘单管喷吸钻’，使加工深孔成绩显著，加工精度大为提高，而且功效提高了10~20倍。钻直径 250×300轧辊上的直径40×870毫米孔，每件仅需15分钟。”

“他带领几个同志改装一台多年“睡大觉”的深孔钻床，用了20多天时间，仅打孔的效率就由镗床上的16小时，缩短到30分钟打一个，提高工效30多倍，从根本上解决了深孔钻问题，扩大了机床的适用范围。”

这两段文字所表达的业绩是上了昆重的厂志，将永远作为历史史料收藏的，这两段文字所说的核心内容就是概述耿鼎发明的著名的“深孔钻”，这是他一生中600多项优异的工作业绩之一。

这年，耿鼎43岁，是一个男人成就事业的黄金年龄。

耿鼎在车工方面的技术十分稀罕。

1981年，昆重和德国贝尔斯托夫公司签订合同，其中一项是双方合作生产冷喂料挤出机，“该产品有一个关键零件，它是多头不等距、不等深的螺杆，而且形状复杂，光洁度要求很高，制造十分困难。当时，中国没有一家企业生产过这种产品，后来了解到，这种产品当时的联邦德国是用光电跟踪的专用机床加工，但是我们厂没有这种机床，咋办？”

熟知这个掌故的王琳介绍说，“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耿鼎老爷子身上，他太厉害了，带着几个人，用一台普通机床改装，亲自画图纸，亲自动手制作。3个月后，他改装了减速机分度头挂轮装置等9套工装，制造专用刀具和磨具几十种，改装完毕后，试制加工，拿一根螺杆测试鉴定，质量完全达到了这项产品的设计要求。”

“后来这项成果，被省科委列为重大革新项目。”

今天，总部位于德国汉诺威的贝尔斯托夫公司是全世界塑胶、橡胶生产加工挤出系统的领先的制造商，这项产品按照1981年3月2日昆重与贝尔斯托夫公司所签订的《机器和机器零件制造销售协议》规定，产品由德方行销全球，当然必须按照德国标准和工艺要求制造，而德国人对质量的要求非常苛刻，这根螺杆能过德国人的质量关，足以证明耿鼎的技术功力何其了得。

耿鼎的成就颇多，《昆重春秋——昆明重型机器厂发展史》记载道，“在试制8／670活套式拉丝机时，他创造了国内细长轴加工径长1：213毫米的最高纪录，他创新设计制造的90°可转位机夹车刀难加工材料、非金属材料切削刀具和蜗杆铣床等25项科技成果……先后解决技术难题120多项，为省内外机械行业攻克技术难关421项，其中有30多项属于重大革新项目，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4年我工作时，父亲是冶金分公司的车间主任，最后最高职位做到了昆重的总工艺师，在这个职位上才退休，”耿家华对父亲有着油然而生的崇敬，“我很佩服，他从一个文盲，居然在职称上做到了高级工程师，在职务上做到了总工艺师。”

实际上，在耿鼎评聘高级工程师的过程中，昆重内部曾屡有争议，争议集中而焦点突出，那就是耿鼎以学历标准看，是一个文盲，按照有关职称评聘的“法定”条文，耿鼎没有资格参评，有人认为，“文化低而问鼎低、中级职称还可以理解，哪有文盲参评高级技术职称的？”

但最终耿鼎还是摘下了“高级工程师”的桂冠，这令许多昆重人重新审视“学历”和“学力”这两个有联系、但绝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

旁观耿鼎蟾宫摘桂全过程的昆重现任党委副书记杨家鹏说，“他了不起就在于，从识字开始，然后学车床，搞刀具，一步一步走到技术的巅峰，老人用自己一生的技术追求和成就，重新诠释了一个常识——任何一个人，求‘学历’的目的在于最终成就做事的能力，如果光有‘学历’没有‘学力’，对社会、对企业有什么用呢？把‘学历’当作‘学力’,那就本末倒置了。”

耿鼎从一个文盲到可以发表《新型单管喷吸钻》《螺杆的砂带磨削》《振动单管喷吸钻的试验研究》等深度论文，登上大学讲台授业传道解惑，从一个农村娃成为一名昆明重机厂十分倚重的高级工程师、总工艺师，除了共产党、解放军、214技工学校以及重庆建设机床厂、昆明重机厂等组织对他的培养造就外，他个人的天赋以及勤于学习，务实勤奋，敬业踏实这些因素也很关键。比如拜师学艺，就是耿鼎的一大特长，“三人行，必有我师”古训，融化在他的血脉中，落实在行动上。“他曾经拜昆明工学院（今云南理工大）万光民教授为师，还不远千里拜沈阳重机厂著名‘刀具大王’金福长为师。”

从理论到实作，耿鼎都十分重视“他山之石”对自己的影响和作用。

自己有成就后，老人对自己多年的技术心血，不是掖着捂着，而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青工们。1987年进入昆重工作、现在也是车工高级技师、和耿家盛在一个车间工作的侯金富回忆说，“我刚进厂时，耿鼎是冶金分厂的厂长，他没有架子，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会耐心教你，耐心讲给你听，直到你懂了为止。”

1984年进入昆重工作的李萍是镗工，当年耿鼎在车间实际操作车床给青工们做示范讲解的盛况他还记忆犹新，“老人边讲解边操作，他和车床被围在人群中，黑压压一片，我们想挤进去看看都很难。”

因为耿鼎的累累成就，“1981他被评为全国技协积极分子和昆明市劳模，1982年再度评为昆明市劳模，1983年评为云南省劳模，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与专业关联方面，老人先后被推举为全国职工技协委员、全国刀具协会理事、云南省和昆明市职工技协常委、昆明市刀具协会副理事长。

1978年，以发明“90°负刃倾大前角机夹粗、精刀”的成绩，耿鼎获得了昆明市科学大会二等奖。

昆重红旗车辆厂原经理臧开衡和耿鼎从1982年就在一起工作，后来又当过耿家盛和耿家华的领导，对耿鼎以及耿家盛、耿家华爷仨非常了解，他告诉笔者，“耿鼎搞的深孔钻，云南不用说，当时即使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他钻的深孔，直径不到30毫米，但可以钻到两米多深，说老爷子是深孔钻专家，他当之无愧。”

臧开衡说，“做机械设计，画图简单，但要加工不容易，工艺人员要考虑怎么做，怎么冷却排除铁屑，这方面耿鼎是专家，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后来我到工模具分厂当厂长，家盛、家华哥俩都是我的最得力干将，为人本分，做事认真，技术精湛，我觉得和他们老爷子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分不开。”

一家6口人 5人干车工

耿鼎在技术方面的成就并非单兵突进，而是和他的人品有机交织在一起的。

他给年轻人讲课，传授自己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所得来的知识、经验、技艺，按照规定厂里要给老人付点讲课费，“但他坚决不要，”昆重现任党委副书记杨家鹏说，“他觉得很奇怪，他说，‘我就是这个厂的人，我把我学到的东西告诉徒弟们，怎么能要钱?’”

耿家四兄妹，3个儿子都在重机厂工作，巧的是哥仨都是1984年前后分别进入重机厂的，哥哥耿大鹏是1983年2月从部队复员到昆重的，弟弟耿家华是顶母亲祖振英的职，于1984年7月到昆重工作的，最晚是耿家盛，他是1984年11月从昆明铣床厂调到昆重的。

哥仨中，耿大鹏和耿家盛学车工，只有老三耿家华干钳工，母亲祖振英的解释是，“我退休时以钳工身份退休，小石头来顶职，按规定也只能顶职做钳工。”

这样，耿家名正言顺就有3位车工——耿鼎、耿大鹏、耿家盛。

而事实上，祖振英和耿家华是横跨钳工和车工两个工种的，祖振英说，“我在重庆的技校学的是车工，调回云南，在昆重也是干车工，一直干到耿家豫出生后才改行做钳工到退休。”

耿家华则是在钳工干了15年后，因工作需要，1998年开始学习车床、钻床、镗床这些机床操作，耿家盛说：“小石头其实也干了10多年的车工，他是我教出来的。”侯金富是耿大鹏正儿八经的徒弟，他证实，“前几年，耿家华没当拉丝机分公司经理的时候，我、家华、家盛3个人前后开动3台车床一起干活。”

也就是说，耿家六口人，除了耿家豫大学毕业当老师外，一家人都是或都干过车工，这相当罕见。

耿氏三兄弟参加工作时没有一个在厂里机关谋个清闲的差事，接受采访的许多人都认为，以耿鼎1984年前后在昆重的名望、贡献、地位、影响等因素，给哥几个谋一个蹲机关的清闲差事并非难事。

但耿鼎不干。

耿大鹏认为，在父亲心中，就是要当工人，还要学到相应的技术，学到真本事，年纪轻轻到机关混日子入不了耿鼎的法眼。

耿鼎看重车工技术，看重技术工人地位的心态，或许可以通过耿大鹏的人生遭际窥见一斑，耿大鹏是被耿鼎“逼”着放弃当国家干部机会，回到重机厂当工人的。

“父亲这一辈子反反复复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当工人学手艺，他说，‘学会一门手艺顶在头上，旱涝保收。’还没去当兵，父亲就要我以后无论到哪个单位，都要做一个最好的车工。那会儿他是云南省刀具队队长，经常带着我去各地推广刀具，我念初一时，送饭到车间给他吃，他就教我开车床，还没当兵，我已经会开车床，只是开得不好。198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昆明，当时云南省工商局和省税务局刚组建，要我，省公安厅也在招人，我在部队就入党当班长，人家都要我，但父亲非得要我回重机厂干车工，他说服我回重机厂当工人不要去当干部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他说，他就是车工，我干车工他可以教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档案从当时的官渡区转回厂里，厂里有多个部门要我，他又利用他的总工艺师的影响力，不许那些部门接纳我，必须当车工，说会找个最好的师傅教我。”

耿大鹏学习车工技术过程中遇到困惑，“白天搞不懂，晚上回家问他，他讲给我听，有时还是听不懂，他感到光是嘴讲我理解不了，一挥手说‘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到车间开给你看。’”

对大儿子，耿鼎其实有想法，他也想把大鹏塑造为一个优秀的车工，不少绝技他传给了大鹏。

“老大在没有车床的前提下，用人家设备上的减速机作动力，一把车刀，一个架子形成一台‘简易车床’，同样切削工件。”耿家华说。

耿大鹏现在的搭档范子文把这件事还原出来：

玉溪市澄江县某企业有台化肥干燥机，用的是德国产的价值20万元的弗兰德减速机，这个减速机轴长80毫米，要和干燥机匹配，就要把过长的轴给切削掉，但不能打开人家的机器壳体；不打开，又加工不了。大鹏灵机一动，带一把车刀和一个刀架到现场，减速机通电后转动起来，他用车刀和车架，硬是一刀一刀把那个多余的轴给切削下来。

“大鹏这个方法来自他爹在小龙潭煤矿现场装配斗轮机用刀架切削零件的启发。”

甚至对唯一的女儿耿家豫，耿鼎打的主意也是要她考大学工科专业，毕业后开车床，耿大鹏说，“小妹是考上大学了，要不然，她也是干车工的命。”

“1990年夏天，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回家告诉他，‘爸，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耿家豫说，“他问我，‘拿到哪个学校的？’我告诉他，是师范体育专业的，他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耿家豫从父亲的表情和身体语言读出了老人内心的不高兴，“他希望我报考工科，学自动化专业，他的意思我懂，他希望我学数控，搞机械。大学毕业时，当时包分配，他又希望我回重机厂。”

也因为耿鼎的做派，除了做技术工人，哥仨被断绝了其他一切念想和希望，耿大鹏说，“我们都只有乖乖地当工人，学技术，苦本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往前走。”

对耿家盛哥仨来说，父亲一辈子做技术工人，从小给他们的印象是很光荣，“父亲推广刀具，他边讲解边动手干，围观学习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他一干完，掌声雷动，连中午吃饭，都有很多人围上来找他问这问那，我们当时10多岁，看到这些，心里想，干个车工如此让人尊敬，还是很有意思的。”

耿大鹏从1983年干车工，一直干到1994年，因厂里对他工作变动才改行搞经营管理。

耿家盛则从1984年迄今，一直专门干车工，31年从未中辍。

耿家华在以钳工为专业的同时，从1998年起，他向耿家盛学习车工，学会开车床、刨床、铣床、磨床、镗床等，干了十五六年的车床，今天耿家华虽然是重机厂的中层领导，只要需要，他还会拍马而上。

耿鼎说哥几个学车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效并非虚言，对耿氏三兄弟来说，耿鼎亦父亦师，耿家盛平生第一次车高硬度材料，“我爸亲自来到车床前指导我。”

而前述的耿大鹏的“简易车床”绝活也是其来有自，它是耿大鹏对父亲几十年所积累经验的灵活传承。

耿鼎、祖振英合力营造一种厚重本分，重技术技能的家风，家风所及，耿氏三兄弟各有所长。

“有一次，分公司做橡胶干搅机，结果主轴加工尺寸大了20丝，整个部件组装完成，到总装时发现主轴大了装不上去，若返工，要重新拆装所有零部件，人工成本要增加两倍，”范子文说，“耿家华来现场观察一阵，说，‘不用拆，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用锉刀锉了一整天，硬是把轴锉掉了20丝达标。”

“但小石头承揽这个活还真是刀尖上舔饭吃，风险极大，我想他要是对自己的技术没把握不敢张口，一刀下去没锉好，就是废品，几十万就没了。”范子文说。

耿鼎的技术工人特色，不仅表现于工作中，家庭生活中也会呈现着他的“技术范儿”。

在诸多这类记忆中，耿鼎留给3兄弟最深的印象是春夏秋三季，不少周末，耿鼎带他们翻山越岭，沿着重机厂北边的长虫山山脊，用4个多小时，跋涉20多公里到落水洞水库钓鱼的野趣。

“我们是周六父亲下班后就出发，走路爬长虫山，要走4个多小时，父亲为了防止迷路，他带我们沿着山上这条几十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走。”

8月30日下午，耿家十几口人以祖振英老人为核心，再度来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厂口街道办事处的落水洞水库，追忆耿鼎带几个儿子来钓鱼的情景。

耿家盛指着水库南边高大的山梁上顺着山势蜿蜒延伸的高压输电线讲述他们40年前后随耿鼎利用周末来钓鱼的旧事。

“父亲带我们来钓鱼时，这水库的鱼很大很多，每次来基本上都能钓到一背篓背回家，大概有二三十公斤。”耿家盛说，“但其他人钓不着这么多。”

耿家盛说，耿鼎所以能钓到这么多鱼，表面上看，关键原因在于他发明的钓具与众不同，而实质是，即使钓鱼他也很用心，也赋予了渔具以相当髙的技术含量，体现一个技术工人应有的品位，“不像一般人，就只会用一根竹竿，一根尼龙鱼线，一个坠子，一个鱼钩。”

“我爸的渔具与众不同，他不用鱼竿，而是把鱼线缠绕在一个汽水瓶上，捏着瓶口细长的脖子使劲甩动，瓶底指向远方，这时，在重达几十克的锡坠子带动下，鱼线迅速旋转抛出，鱼钩和坠锡可以扔出去七八十米，甚至100米远，然后他把鱼线架在水边插好的树枝上，鱼线上绑缚一个万金油小铁盒子改制的铃铛，人就离开了，到附近树林中休息或捡拾野生菌，一旦听到铃铛响，再迅速跑回来收鱼线，这时鱼已经上钩，基本都有收获。”

看似寻常的钓鱼，除了渔具是耿鼎从技术工人角度独具匠心的创新，体现一个技术工人兼渔者的特质外，还有他对水性、鱼性等客观情况的认知和把握，极符合耿鼎作为技术工人的思维、行为的内在逻辑。

“用汽水瓶绕线，随着手臂的用力，可以把鱼钩扔得很远，而那些深水区鱼也比较多。”性格与父亲极为类似的耿家盛告诉本文作者，他从这些细节里学到了父亲用心方正、思虑缜密、做事重技术含量的许多优点。

令人追忆惋惜的“乖老头”

时序进入2014年3月中旬，年届80岁的耿鼎躺倒在病床上，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2013年春节刚过，父亲说他眼睛胀，到3月份，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左眼底有一个半粒黄豆大的肿瘤，”耿大鹏说，“按照医生的意见全身检查，情况更严重，在他脑部、胸部发现了5个大小不一的肿瘤，医生建议，到他左眼失明就摘除左眼球，保右眼，令他感觉舒服一点，其他的，没有任何办法。”

作为长子，面对年逾八十的老母，面对3个不明就里的弟妹，耿大鹏选择“撒谎”，他不想让一家人，包括耿鼎本人知道实情而难过，他想让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平静画完生命的句点。

“到6月，给他手术摘了左眼球，这时我两个弟弟和妹妹知道他的病情了，但还瞒着母亲，直到2014年春节前夕，才让她知道。”

“到后来，他已经病昏了。”耿家华说，“有一天我去看他，老人躺在病床上，叫我的小名说‘石头，手太痒了，找点东西来给我修修。’我心里很酸楚，病房也没东西可修，就递了一个纸烟盒给他‘修’，‘爸，您就帮我修修这个烟盒。’他接过烟盒就左看右看，仔细打量后就开始动手‘修’。过了几天后，他把烟盒递给我，‘石头，修好了。’要我再找点可修的工件给他修，我递给他一个魔方棒让他修……”

讲述这个故事，耿家华心里的酸楚通过晶莹的泪光流淌出来。

“其实，左眼球摘除后，没过多久，病情就恶化了，父亲基本是昏迷的，清醒时候不多，所以他走得不算痛苦。”耿家盛回忆道。

2014年3月18日15点10分，这位一辈子投身车工技术的老人驾鹤西去。

耿鼎在昆重，绝对属于“名人”范畴，但老人去世，在重机厂几乎处于“秘密”状态，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老人生前立下规矩，丧事必须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许大操大办。”

甚至，老人嘱咐，他的离世不许“讣告”他人，以至于耿大鹏的徒弟侯金富闻讯后，电话师傅，要求来帮忙，也被耿大鹏婉拒了，“不用来了，我们不搞任何仪式，把老人送到火葬场就完事了。”

代大毕现在是昆重离退休管理委员会主任，1985年他第一天到昆重冶金分厂报到当镗工时，“是耿鼎从劳资科把我领到车间的。”

在代大毕心中，耿鼎是一个“乖老头”，“离休老干部我见过不少，但像他这么好的离休干部，之前没遇到过。1994年他就离休了，到他去世，整整20年从未找过我们一次‘麻烦’，反而是我们逢年过节去看望他，主动问他有什么事要我们办理，他总是说没有，直到去世，他都不许家属子女‘打扰’组织，这么好的老人，真没见过。”

耿鼎去世，代大毕很感动，自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昆重《离退休工作简报》第36期，标题是《他是我们精神的丰碑》，文中历数了耿鼎诸多的嘉言懿行，为老人的高风亮节感佩不已。

“不是领导叫写的，是我自己被感动了写的。”

3月20日上午9点，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葬场，在家人和几十位老同事送别的目光里，在和煦的春风中，耿鼎走了，走得云淡风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