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知识分子自视太高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动辄就将重负扛在肩上，很英勇的样子。

在不懈地批判各种恶劣的现象——比如社会风气、个体修为——之余，针对社会现状中的病患，有识之士新近又重新把矛头对准了自己，如“最应该反思的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腐败”比他者腐败更令人绝望等等。

说这些话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想当然地把自己当回事儿，估计是忘记了自己散播的毒雾，不小心吸食过度的原因。

先看看寻常百姓将知识分子置于什么台面：也许是酸秀才，也许是臭老九，当然，也可能是有远见卓识的带头大哥，更可能是造反不成的文弱呆子。总之他们不是一个有机的群体。

可是知识分子不这样思考，所谓的“社会良知”就是很流行的自我标榜。想想秦始皇如果不是吸纳了知识分子的计谋，未必会焚书坑儒：社会良知屠戮社会良知？这样表述怎么看都不妥当吧？还是劳动人民眼睛雪亮：知识分子就是一堆杂烩嘛，何必胡思乱想那么多。

当然，不管是卫道士还是暗夜的探路者，知识分子都有点像精英。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典型的毛病，那就是不停地表述对现状的态度，保守者或者激进者相信自己是真善美的护卫或探索者，不过真要改变风向，行动力和想象力的影响哪个更卓著呢？

更糟糕的是，因为面对民众的选择，那些想跻身“领袖”级别的妄想总是受追随者的动机左右，这样，从道德的角度看，显然是无良品性。反过来看，欲望驱使下短视的选择才是决定知识分子卑鄙的终极力量，那些被卑鄙的知识分子未必不是群氓的炮灰。

大问题说不清楚，还是探讨小事妥帖些。

事实上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人，是普通人，除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和熙熙攘攘隐没在路上的逐利者没有多大区别。作为平庸的知识分子更不好排斥某些口头上批判的东西，比如就医的便利，或者孩子就学的学校选择：知名高校聚集的海淀公平之声漫街四溢，但从未见过谁为了“公平理想”而自觉投孩子于“差”学校。

很多知名“分子”在口口声声的声讨后面，无时不安享等级身份下的利益。这没有什么好苛责的，那些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变态、阴暗、心灵扭曲”的大脑在利益面前实际上与其所鄙视的家伙们并没有区别。

东土自古以来就习惯于将不良现象归罪于某些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好像纳粹集中营的那些执行者苍白的辩解。不同的是德国人在开始忏悔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而国人中集加害者和被加害者于一身的绝大多数，今天仍坦然地释罪于某个根本不认识他（她）的人，然后逍遥地翻炒着道德神话。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声讨知识分子的情绪是不是有些无聊呢？实际上对劣等官员（或许还有某些规章制度）的责备也属于同等逻辑，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社会是一个能动的肌体，有自身修复功能（当然也会自损），如果肌体是健康的，个体、个别的群体，就像细胞一样，恶劣生长必遭到抑制、根除。反过来，如果每个细胞都想着自己的利益空间，时刻伺机膨胀，试问，知识分子即便真的如其自诩的是社会良知，但如何能幸免？

制度、文化的变革、进步是每一个人的事，当人们将责任推脱给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时候，那些被负责的家伙们也可以这样自慰，自觉的担责者实际上就不会存在，也即是说找不到需要改变的人或群体，如此社会怎么改变呢？

当然，具体的事件必然需要具体的人负责，但当人们指向知识分子的时候，针对的范畴是抽象的，是思想或者文化层面的东西，鉴于追随者的动机（往往是利益攫取），如若真的要溯源到责任者的话，我以为那就是我自己：在认识到必须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并确实有行动之前，所有关于公平的期许都是虚妄的。

知识分子们，要闲着没事儿不妨扫扫马路、种种花盆菜，别再拿“自己”说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