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作为一个特殊的代号似乎没人不知道它与细菌战、人体试验之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731这个罪恶工厂的头目石井四郎，在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直到2002年，日本方面才首次承认731部队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好在，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写就，上千中国劳工，他们点滴亲历共同完成了对731罪行的真相揭露。

鞠丙南，初中文化，农民。

《黒堡》，100万字，揭露日本731部队罪恶的长篇小说。

“我就是在731部队废墟边长大的孩子。”

“我身边有很多在731干过的劳工，那些事从小就听说过。”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

鞠丙南就是这个农民，用了20多年的时间，翻烂了3本字典，访谈周边“乡亲”，在亲历者回忆的基础上加工而成《黒堡》。

与一个中国农民自发对历史的“重现”相比，日本对这段历史，始终采取遮掩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731的罪行并不全部了解。而战败的日本，也直到2002年才首次承认了731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无论如何，历史的细节，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从未抹去；历史的真相，总会以各种方式，被一一呈现。

鞠炳南便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众多努力中的一个。

证明

鞠丙南的历史责任感，源于那年的秋白菜销售。

1989年秋，和往年一样，鞠丙南驾驶着租来的“四轮子”从平房区来到哈尔滨市最繁华的南岗区卖白菜。

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酷爱读四大名著的鞠丙南卖白菜也要有点儿不一样。他编了一套顺口溜，边喊边招呼顾客。

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当天停车卖菜的地方，就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之家门前。当天，他的一位顾客——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玉发听了鞠丙南的顺口溜，夸他很有文采。

闲聊中，得知鞠丙南来自平房，李玉发说了一句“平房有731啊，应该好好写一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731对于鞠丙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就是在废墟边长大的孩子。”

鞠丙南的家在731部队旁边，他读书的25中学，用的就是731部队遗留下来的大楼。

在鞠丙南的家里，也有很多731部队遗留下来的物品。手术刀、铁托盘、广口瓶……而两面日本“太阳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两面旗上的太阳特别大，不像今天的日本国旗，白边多，红点小。那个时候是白边很小，红点儿特别大。”在鞠丙南看来，这显示出当年日本人的野心。

本来，这两面结实的日本国旗是被鞠丙南的母亲用来当“包袱皮儿”。

所有这些物件都是731部队败退后，鞠丙南家里的老人们从废墟堆里捡回来的。

731部队的主体结构虽然炸毁了，但是，留下的惨痛记忆却永远也不能被销毁。

1953年出生的鞠丙南，从小就生活在一群前731劳工之中。他们中，有的是他的亲人，有的是邻居，有的是隔壁村屯的“屯戚儿”。

大约六岁时的那个春天，鞠丙南记得自己和几个小朋友在大街上玩，看到一个人面庞焦黄、五官痴呆，裤脚不停地往下滴着尿水。大一点儿的孩子认得他：“这是老李家的大傻子，还尿裤裆。”

于是，一帮孩子就跟着喊：“大傻子，尿裤裆，大傻子，尿裤裆。”

对于孩子们的嘲弄，“李傻子”毫无反应，只是从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吭吭吭”地声音。

回家后，鞠丙南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我妈告诉我，不许再去欺负人家，那人在731部队当劳工时，被日本人迫害变傻了。”

这一幕，给当时还是孩子的鞠丙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么多年来，他翻着字典写小说，利用各种机会去采访，自己掏钱出书、印书，从黑龙江骑自行车一路到广州推广自己的书，现在每天在日本兵曾经住过的宿舍楼下摆摊卖书……这一切一切的付出都是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来。”在鞠丙南看来，父辈们去731部队做劳工的经历，就是对日本侵华罪证最有力的证明。

“友协”

哈尔滨市平房区本没有友协大街，石井部队来了，“友协”也就出现了。

平房区名字中的“平房”二字，并非指今天与楼房相对应的那种建筑。

731历史研究专家金成民先生在他的著作《日本军细菌战》这样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吉林通往哈尔滨、阿城的驿道上，有一个经常饱受盗匪骚扰的“义和屯”。抗匪成功的义和屯村民为了祈求安康，将“义和”二字改为“平房”，希冀平安、吉祥能够降临这里。

这种美好的愿望在1933年被终结了。

那一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修建拉滨铁路，在平房屯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

1935年，平房站以北4公里的地方被一伙来自石井部队的人勘测、圈占，随后开始大兴土木，1940年完工。

彼时，周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里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实，这只是日本731部队的一个假名字，这里的首领自然就是石井部队的负责人——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731部队之前，石井部队曾于1932年在距离哈尔滨南约70公里的“背荫河”建立过一座“中马城”。当地百姓认为“中马城”是一座兵营，或是一座监狱，其实，那是“大日本帝国”为了扩大其细菌生产规模而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细菌实验基地。

后来，由于抗联力量的介入，“中马城”的秘密被曝光。接二连三地出事后，“中马城”里的“事业”被石井部队搬迁到了哈尔滨市的平房区。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细菌工厂对外叫做“给水部”。

通过多年的走访、积累，鞠丙南在写《黑堡》三部曲的同时，也做了一个个木质的模型。

在一个黑色木盒里，731部队的各种设施都微缩其中，就连街道名字的变迁都清楚地一一标注。

“这条‘友协’大街就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的。”鞠丙南指着模型说，从采访过的近百名劳工讲述中他得知，731部队当年采取了不少“友协”政策来迷惑当地人。

731部队在平房区划定的区域周边共有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六个村屯。在这些村屯老百姓的眼中，他们看到的并非是细菌工厂的建立。

“玻璃器皿厂、被子厂、酒厂、鞋厂、糕点厂、铁匠炉……”在鞠丙南的记忆中，父辈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个新鲜的、稀奇民营经济实体的发展。

“尤其是那个卡拉比丝汽水厂，生产的汽水一打开还冒蓝烟儿。”

但实际上，这些民营经济起到的是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满足当地日本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这些厂子里生产的物品也都用于细菌试验。

同时，为了不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怀疑，731在“抓劳工”方面对当地六个村屯的村民也有“优惠”。

据不完全统计，731部队在平房区从建立到灭亡共强征中国劳工5000余人，死在平房当地的3000余名劳工都是外来的，而本地的2000余名劳工在饱受摧残后不少人都得以生还。

等级

劳工和劳工也是不一样的。

在鞠丙南的《黑堡》中，劳工分为“高劳”、“普劳”和“低劳”三个等级，实际上，在731部队，不同的劳工也被施以不同的对待。

所谓高级劳工（“高劳”）主要指来自平房区当地村屯的劳工。

“当年日本人通过中国人治中国人，通过控制我们当地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来逼各家各户出劳工。”一些实在出不来劳工的家庭，“经过批准可由男性少年代替”。

鞠丙南的大爷就是被“逼”去当劳工的。

“1940年，屯里通知，家里一个儿子的，每年去给日本人当4个月劳工，后来改为半年。家里有两个以上儿子的，每家必须出一个劳工，常年在那里干活。我父亲那辈兄弟、姐妹各三人。大爷最大，但是说话不太利索，爷爷就让他去出当劳工了。”

鞠丙南的大爷从1940年一直干到1945年731部队垮台。和其他高级劳工一样，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伺候日本兵和他们的家人。

“扛米、挑水、运煤，反正就是给人家当杂役。”从1982年开始，鞠丙南和无儿无女的大爷一起生活，一直到1999年老人去世，他经常听老人讲那些悲惨的经历。

“小鬼子说翻脸就翻脸，有时候忘了向他们问好都要挨打。他生气了不动手打你，让两个中国人互相打嘴巴。”鞠丙南说，日本人的这种惩罚方式叫做“打协和”嘴巴。要求你打我狠，我打你就得更狠。

“打轻了，日本人就上手拿鞋底子抽。他们就是通过中国人‘收拾’中国人。”

比“高级劳工”低一个等级的是普通劳工（简称“普劳”）。

“普劳”大多来自锦州、海城、赤峰、黑山、佳木斯等地。与“高劳”可以通勤回家不同的是，731部队对“普劳”的管理更加严格。他们单独编队，不准与当地的“高劳”接触，不准离开731部队驻地，上下班由日本士兵武装押送，食宿起居都要受到日本兵的监视。

“普劳”的来源除了人们在以往电视剧中看到的，一条大街忽然封住，随后就开始抓人这种方式外，更多的时候，主要就是靠“骗”。

赵殿起，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退休工人。1936年，生活无着落的他和同乡从河北逃荒到锦州，流浪一个多月找不到活干。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哈尔滨要建工厂，正在招建筑工人，“到那里吃大米、白面，工钱高。”

赵殿起和100多人报了名，从锦州上了一辆车厢上锁的闷罐车。一天两夜的火车路途中，他的手中只有三个高粱米面、苞米面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

所谓的工厂，其实就是731部队的工地。

搬石头、倒砖、筛沙子，一日三餐根本见不到之前说的大米白面，只有限量的窝窝头和土豆白菜汤。

由于有日本监工看守，加上工地周围的电网，很少有人能够逃得出去。赵殿起显然是幸运的，他和两个老乡利用一次上厕所的机会钻出了铁丝网，躲过了日本兵开枪射击，脱离了险境。

在所有劳工中，最悲惨的要数“低劳”——这是一群来自乌奴耳的劳工。

1944年春季，日本关东军为了防备远东的苏军进攻东北，加紧修筑军事工程。通过夜间入户抓人的方式，在当时伪锦州省所辖12个县抓走了1000余名劳工到当时的伪兴安北省乌奴耳(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附近)修筑军事工程。

在沉重的劳役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待劳工期满时，只剩下了800多名劳工。

随后，这批劳工又被当年在731部队当翻译的李初亭以“和你们都是老乡，给你们找份挣钱的活干，就别回家了”为名骗到了731部队。

在从乌奴耳到哈尔滨的途中，5名劳工不幸身亡。两人的尸体被扔下火车，另外有3人的尸体，在火车到达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被当着所有乌奴耳来的劳工面点火焚烧。

有研究显示，这批乌奴耳来的劳工，除了在731部队继续饱受重体力劳动的摧残外，还有人被当做“实验材料”，成为细菌试验的牺牲品。

据统计，这批来自乌奴耳的800余名劳工，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仅剩下了50多人。而骗他们来的翻译官李初亭，也在731部队溃逃之前，被他所服务的日本人枪杀，只留下他的媳妇在家嚎啕大哭。

暴露

“731部队的四方楼，是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要与存档照片反复比对。”2015年8月15日下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一位讲解员如此向游客解说。

当天上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全面开放仪式举行，与此前的部分开放相比，此次全面开放除了增加一个“黑盒子”建筑外，“四方楼”遗迹的开放展出也成为了一个新亮点。

被称为“秘密中的秘密”的“四方楼”是由四栋建筑组成的“口”型楼，建筑面积为15000平方米。

“四方楼”是整个731部队的核心恶魔区。在这个日本警备队昼夜把守的院落里，分布着一个个细菌研究机构。“四方楼”的地下通道可以直接通往监狱、各个实验室、解剖室、焚尸炉。

为了保证“四方楼”内的秘密不外泄，731部队规定平房站前后约60华里铁路线上，火车路过时必须挂窗帘，严禁旅客向外张望。而一些曾经参与过“四方楼”秘密工程修建的劳工，也在工程结束后被投入监狱变成了“马路大”（日语“圆木”的意思，用来指称被当做“实验材料”的被害者）。

由于“四方楼”被严密防守，不许随便进入，所以，到了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垮台后，仍然有当地的一些曾在731工作的劳工不敢肯定，这里到底是否进行过细菌试验和生产。

劳工侯发安回忆，他在731部队服苦役时，一个日本技师让他帮忙把一个白布包裹送进四方楼。进楼时，侯发安的眼睛被蒙住。走到一个规定的地方后，日本技师让他原地等候。

等了好久，日本技师都没回来，侯发安偷偷地把蒙在眼睛上的布帘掀开了一条缝，朝中心走廊走去。走廊里挂了许多布帘，刚掀开第三个布帘的时候，一个日本兵突然出来，问他看到了什么。

还没等回答，几个大嘴巴就抽了上来。被赶出四方楼后，之前的那个日本技师也出来找到了侯发安。发现他离开了之前规定的地方，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没有不透风的墙。

实际上，最早发现731秘密的除了那些不幸身亡的“马路大”之外，恐怕就要属劳工了。

在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关于731部队罪证的书籍中，劳工们的讲述成为了一个个重要证据。

1943年5月的一天，在731部队高等食堂做饭的伙夫付景崎等三人在打扫卫生时有机会进入了四方楼。

因为平时有人看管，这次进入使得付景崎非常好奇。他趴在一楼的玻璃上往里面看，可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他搬来了刷墙用的梯子，爬到了二层楼的地方，透过玻璃往里面看。

“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围在一个机器旁，机器上的轮子飞速转动，鲜红的血浆溅在他们身上。” 付景崎看到的这个场景是在研究血清。

付景崎偷看的这一幕正好让日本工头工藤抓了个正着。尽管他一再辩解自己是去擦玻璃，但工藤还是看穿了他的谎言，抡起铁锨把他打晕在地。

工藤以为付景崎死了，于是就让劳工送他去焚尸炉。劳工们半路偷偷把他送回家，回家途中，付景崎醒了过来，算是捡回一条命。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日本军方发出指令，要求731部队准备撤退。

溃退前，731部队开始大量炸毁设备设施，焚烧档案资料，虐杀用于做试验的“马路大”，企图将731部队的秘密“带到坟墓里”。

为了销毁证据，1945年的8月13、14日两天，日军多次试图炸毁“四方楼”。但由于楼梯坚固，打到墙上的炮弹甚至被弹了回来。最后，是通过工兵多处安装炸药，才将这座楼摧毁。

但是，谎言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埋葬。

201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正式开放。

与之前的老馆相比，5000平方米的展馆面积比原来的800平方米翻了几倍，接待能力也从原来的同时接待几百人提高到2000人。

8月15日、16日两天，新落成的731展馆门前排起了长龙，馆方必须采用间歇式放行的方法来维持秩序。

10050件文物，654张历史照片，69个示意图，22个表格，8个模型，7处场景，38段视频，8小时731原队员证词，1005页档案，20本图书资料。

这个外表呈现出不规则方形的黑色新建筑，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盒。

黑盒，取意于记录飞机飞行数据的黑匣子，旨在真实记录731部队反人类罪行。

挖掘

70年前的8月14日，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座“四方楼”发出巨响，一个人坐着飞机在空中查看，大楼是否被炸毁。

70年后的8月14日，二战战败国之一的国家领导发表讲话，大谈“和平”“法治”“痛惜”，“反思”那段历史，。

第一个人叫石井四郎，他希望用炸药把“四方楼”内隐藏的731部队的所有秘密都带到坟墓里去。

第二个人叫安倍晋三，他在承认日本战争使中国的无辜百姓受苦遇难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粮食不足等原因”。

他们都来自日本。

他们都在试图隐瞒——隐瞒一场战争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沉痛灾难。

只不过，今天，这种隐瞒不再必须使用坚船利炮，更多的是使用讲话、美化以及修改教科书等更委婉、更巧妙也更隐蔽的方法。

时间会让真相模糊，与谎言的斗争才更加艰巨。

8月16日，鞠丙南在排了40多分钟长队之后，终于进入了731展馆的黑盒内。

在展馆内，他不停地四处搜寻，本以为自己之前捐给该馆的一套三本《黑堡》书和731部队沙盘模型会出现在展馆内，但是，参观完毕后他也没有找到。

站在馆内的巨大沙盘上方，他熟练地指着沙盘说出每一处建筑的名称，甚至还对一处建筑的摆放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直到看到了摆放在馆内的几个培养老鼠的破筐，鞠丙南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家原来有这么两个破筐，是我捡的，送到这儿来了。”

在鞠丙南的家里，有一个塑料布包裹，里面是他写《黑堡》的手稿。

每一本30页，每一页400字，总共70本。这些是鞠丙南将书稿反复修改后重新的。2009年以来，他每次送到出版社编辑手中的，就是这些手抄稿。

“之前的好多草稿都被老伴当废纸给卖了。”留下的两本草稿，都是写在一些废旧的票据单后面。

鞠丙南的床上，密密麻麻堆了两排书——除了散文、小说之外，更多的就是关于731部队以及细菌战的书。每一本书都包上了花花绿绿的书皮，书脊上写着书名。

鞠丙南的《黑堡》三本书分别出版于2009年、2012年和2014年。现在，这些书中的很大一部分整齐地打着包，堆放在家里。

2009年《黑堡》（上）出版后，鞠丙南曾经骑着自行车一路从哈尔滨到广州。随身携带的，除了必要的换洗衣物，其它的就是这些书了。

“我把书留在了很多地方，比如各地的文联，希望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都没人和我联系。”鞠丙南还特意给一些路过的地方政府留了书。

“政府大多数都进不去，我就留给门卫或者收发室了。”

一度，鞠丙南的《黑堡》三部曲在731展馆中展出过，他当时也为此兴奋了一阵。但是没多久，这三本书又被撤下了展柜。

“有专家认为我这三本书写的不严肃。”鞠丙南至今还留着一份报纸，上面的标题是——专家认为，鞠丙南的这三本书“或有价值”。

在堆放新书的房子里，还有一个木工工作的案台，上面摆放着刀、锯、木板、胶水等工具。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鞠丙南做了大大小小六个呈现731部队位置全貌的模型。

最近，鞠丙南每“弄”出去一套书，就会附赠给人家一个模型。

就在今年“8·15”之前，鞠丙南把自己写的《黑堡》三部曲以及一个最大的模型送给了平房区政府。另外一个大沙盘他送给了即将开馆的731新馆。

在排队等待进入新馆之前，鞠丙南坦言，他也不确定人家会不会把他捐的沙盘展出来。

“可能做的比例不准确，可能做得太粗糙，不展出来也是正常。”

在参观过程中，鞠丙南始终在寻找自己的捐赠物品。

虽然，自己的很多工作都不被专家认可，但是老鞠并不气馁。

2010年，鞠丙南家所在的正黄旗三屯土地被征，他也得到了一笔不少的补偿款。

“我想把我的书拍成电视剧，结果一问钱，人家说我那点儿钱连个有名的演员都请不来。”采访中，鞠丙南还反问记者：“你认识张艺谋吗？”

（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迟嵩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