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杭州务工的阜阳籍农民工老李接到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打来的电话，露出久违的笑脸。“终于等到了！”原来是老李作为原告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的执行款到了，法院通知老李去领款。至此，经过半年的努力，阜阳市在异地设立的首家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办理的首起法律援助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只不过由于涉及农民工异地维权而平添了几许曲折。当老李抑制不住激动打来电话后，本案承办律师蔡龙秋也禁不住感慨：“回想起本案办理的整个过程，其中值得总结与深思之处颇多，但这件事值得一做。”

接近年关，公司拖欠工资不发

2014年12月，一位长相敦厚、带着浓厚阜阳口音的中年人来到了浙江卓特律师事务所。

来人直言自己姓李，是安徽阜阳人，现在杭州务工。因为公司拖欠工资不发，经阜阳老乡介绍，现找上门来寻求援助。在看过老李的身份证之后，值班律师蔡龙秋当即告诉他，这里确实是阜阳市司法局在杭州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对阜阳籍农民工进行免费法律援助。

听到此话，老李立刻像竹筒倒豆子一般诉起苦来。据老李讲述，他在杭州市萧山区某工艺品公司从事油漆工作，虽然从事的是工资相对较高的技术工种，但是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加之常年接触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油漆，这份工资挣得并不容易。

“可恨的是，从上一年9月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过工资。”无奈之下，老李联合几位工友向公司讨要工资，老板非但不给，反而大发雷霆，呵斥、责骂老李，叫老李滚蛋。

听完老李的陈述之后，蔡龙秋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不发，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案件。于是，蔡龙秋问老李：“你手上还保存有劳动合同吗？以前的工资报酬是怎么发放的？有没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老李告诉蔡龙秋，自己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可自己并没有合同文本，工资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的。此外，蔡龙秋了解到，公司一直给老李缴纳社会保险。

与此同时，工作站将老李的案件上报给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核后，工作站指派蔡龙秋办理此案。在调取了老李的社保缴费记录，并以此为证明取得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后，蔡龙秋代理老李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某工艺品有限公司支付老李拖欠的劳动工资，并支付赔偿金，同时要求某工艺品有限公司向老李支付因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

出尔反尔，达成和解却不付钱

本案的案情虽不复杂，其办理过程却一波三折。

据蔡龙秋介绍，在他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后，仲裁委安排的开庭时间是第二年的3月份，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45天的审限，甚至超出了60天的最大审限。眼瞅着老李正眼巴巴地等着拿钱回家过年，蔡龙秋一方面与仲裁委沟通，希望早日开庭审理，同时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向用人单位施加压力。

用人单位在接到律师函后，主动要求与蔡龙秋调解。基于尽快为受援人拿到劳动报酬的考虑，蔡龙秋应邀前往某工艺品有限公司营业地进行调解。在调解中，用人单位表示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老李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了由用人单位支付3万元人民币和解协议，并约定了付款的期限以及逾期不付款应承担1.5万元违约责任。

然而，过了约定的付款期限，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支付，而仲裁委也并无早日开庭的举措。无奈之下，蔡龙秋要求仲裁委出具超期限审理的书面凭证，并转而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萧山区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及时安排了开庭审理，并以之前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为依据制作了调解书，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3.5万元，逾期不付款需支付1万元违约金。

几经周折，农民工最终获赔偿

法院调解后，用人单位仍未依约付款。面对老李的愤怒，蔡龙秋一方面安慰老李，一方面继续付诸于法律途径给老李讨说法。

随后，蔡龙秋代理老李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某工艺品有限公司提起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要求某工艺品有限公司按照调解协议支付相关款项及违约金。同时提供该公司的经常打款账户，请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了该账户。

面对法院的强制措施，用人单位最终不得不支付了共计4.5万元的全部款项及违约金。

在办理本案的全部过程中，无论是代理受援人提起仲裁申请、与对方协商和解，还是代理受援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受援人老李都对办案律师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这让蔡龙秋非常欣慰。

“作为农民工，老李们身在异乡务工，当权益受到侵犯时，由于势单力孤，又不熟悉环境，往往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想到使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也因付不起律师费用或者没有值得信任的律师而困难重重。”在蔡龙秋看来，在异地设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对于阜阳这样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市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探索。

“外出农民工维权，最大的困难是人生地不熟，总有各种顾虑。这种来自家乡的法律援助不仅讲法律，而且讲人情、讲关怀，也让农民工在调解时更放心。”蔡龙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