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立波“调侃”穿着汉服的表演者像“洗浴中心出来的人”，在网上招致漫涌的回击。汉服是否像浴袍不知道有人研究过没有，那些声讨的队伍估计是不能有这种联想的。说到汉服，关联更多的是国粹持守，倒不是说服饰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是现代顶级学府中的“国学”门徒，仿佛汉服加身，领会传统文化就更容易的样子。

撇开汉服这个外在的形式，不平之声实际上是基于难以容忍“传统文化知识贫乏”。这是个高尚的问题，有待学究明鉴。至于传统文化散落应该说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之在民间，很多人重新拾起了重振传统文化的“国学”，组织长幼聆听“国学教育专家”的讲座。

与此同时，新近有消息称，明年教育部的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出现“国学教育本科专业”，这对那些先期已经设立国学院、毕业后却拿不到“国学”文凭的学童无疑是喜讯。

不过相较于现代专业的细分和繁复，笼而统之的“国学”，抑或是传统文化却是个语焉不详的概念。如何开展、加强“国学”教育，也就是说怎么取舍？或者人们寄望以此达成什么目的之类，客观讲并没有清晰的路标。

厘不清的 “ 国学 ”

“国学”是很晚近的说法。天朝文明以来，各路学问家都倾向于自立门派，迟至儒释道并立的盛唐之后，宋代才有了文化人泛指的“宋学”，明清以来另一个宽泛的说法是“汉学”，而“国学”不过是西学东渐之后与西洋学问对应的华夏文化限定，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的东西。

就如提出“国学”概念的学问家们不明晰“西学”范畴一样，宽泛无际的传统文化、文明之类的学问几乎不是个体所能够融会贯通的，“文化”本身就不是一门学问，如何学？所以被封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就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让钱穆大师想不到的是，“国学”生命力强盛，晚至前些年还有季羡林获誉“国学”大师，但季先生并不承认这个封号，原因估计不是谦虚以及吐火罗语和“国学”不搭界之类，问题是先生不知道“国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

这不只是个人的困惑，目前的学术界对“国学”究竟指什么就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中国（中华）学术”的简称，研究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源流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有专家认为“国学”是“修齐治平”之学，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处世态度及治国理政之术。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国学”的意味都几乎是包罗万象：从诸子百家到历朝历代的杂糅学问，甚至是那些不识字的工匠艺术——怎么看都像是文化的范畴，除了草民不知深浅执迷去学外，教授们应该是有所困惑的。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硕士博士多了，格物致知的勇士们鉴于中小学“国学”教育人才的缺乏，终于明确在高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与之对应，“国内第一套自主研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也将于今年9月出版，分别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道德经》。

现在很多家长主张并且坚持孩子背诵传统典籍，就大师们的感悟来说，现在不懂将来明白的时候会获益匪浅，这没错，有引导的学习当然比民间不知取舍的盲目诵读有益，事实上，这也是从小开展“国学”教育的重要理由之一。

然而这些选择的内容未必就能代表“国学”，就传统文化范畴来说，是按照“西学”的模式细分儒家、道家科目，还是稀里糊涂的宋学、经学统揽，“国学”不是应该梳理一下吗？

纲常伦理的守望 ？

据余英时说，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流行的“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就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如此不好判断，但国内有国学家断言“当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没有道德信仰”，认为加强“国学”教育，借鉴“书院”模式，可以达成问题的解决。或许吧，撇开糟粕精华什么的，在公众通行的认识里，“国学”就是一剂很好的良药。

近些年，受域外文明雕琢最深的大都市上海就有很多家庭转向书院式的“孔学堂”，这么做据说是出于对礼仪之邦的回归，比如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什么的。不去考虑现实场景和专家推想，人们内心里对传统的呼唤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关涉道德伦常的守望。与上世纪初扛旗儒家的文化人办学乡里不同，在孔孟故里，趋向“性善”的“国学讲堂”在义务教育尚不发达的乡野落地，号称一时文明风雅之气重现……和睦乡里的明确目标之外，现代文明的意味并不明确。

这种心理不仅在民间漫游，连主流媒体都谈论起家风——这个乡土社会中缺少政府触角的家族、乡治理想。

客观来看，民间“国学”实践对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视值得肯定，“国学”或许是人生的觉悟，是生活态度，可以在人心方面塑型人性，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理想化地夸大了其梳理社会的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试想那些让礼义廉耻崩坏的东西，如背后的欲望驱使，如果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清除掉，或者说作为人本身应有的尊严等，君臣父子，忠孝友恭，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国学”中可以找到吗？如果找不到，“国学”又能有多大力量？

何必嗜古成癖

前一阵子看见贵阳孔学堂多彩的活动，估摸这个机构应该和派到那里“援黔”的王阳明有关，由王阳明带“国学”到遥远的黔地我想到了石门坎。这个距威宁县城140多公里、茅塞未开、结绳刻木的边缘之地，因为洋人伯格理几乎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

伯格理是循道公会传教士，100多年前他到石门坎后，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干起了现代文明勾当：教苗民识字、办学，还要求土著改变原始、不卫生的生活方式，使这个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由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据1946年民国的统计，石门坎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其中有一名叫朱焕章的石门坎受教育者，大学毕业后，因才华横溢，蒋中正先生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但朱焕章拒绝了，他回到石门坎办学。这是道德品格。

这个真实的社会改变样本告诉我们，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未必只有“国学”一途。伯格理显然不懂“国学”，可以明确的是，他是依据西方的传统改变了石门坎。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身的传统都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国学”不也要面对“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言词吗？中国人对旧经典守望了几千年，及至民国，“国学”大师梁启超都还在讥讽旧文人嗜古成癖，问题都解决了吗？显然没有。

很多时候人们不自觉地拒斥对传统的扬弃。就像李鸿章，当他看到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西服裹身的时候，居然教诲说：衣服旧制是对祖先遗志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可怜李中堂竟然没想到其自身服饰已非汉服，早已换作了满洲官袍。

传统不是引向复古，今天国人自豪的高铁也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相信将来它也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到“国学”，同样需要辩证地看，如果真的有所谓国学，那也不是民粹，更不是局限在古老典籍中的“周礼”，而是当下国际视野下的文明，100年前伯格理带给苗民的东西，今天不就是石门坎的传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