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按汉字字义，“朱”作为形容词或名词，就是“大红”或者“大红色”的意思，姓“朱”还要“红亮”，或许是巧合，或许寄托某种文化价值。其实，1964年出生的朱红亮，其名字即使不是直接从当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直接套用，也和包括《红灯记》在内的8个样板戏充斥时人所有视觉、听觉器官的那个特定时空有着直接的关联。

做人做事要有“一颗红亮的心”是那个时代绮丽幽深且动情动人的境界。

正是这颗“红亮的心”，“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支配朱红亮自己做拆迁时选择了与坊间报道传闻的拆迁公司劣迹迥异的路径，自然，这样办公司做人，也就难免鼻青脸肿，浑身伤痛了。

人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在《红灯记》展演时代生活了整整15年的朱红亮，从孩提时代就被烙上了“红亮”的印记，以至成为他骨子里、血脉里重要的潜意识，在以后的为人和做事过程中，不经意间自然流露出来，至今悲喜交集，慷慨激越中不乏“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些许感伤。

拆迁公司和被拆迁户“过招”20年，最后成为朋友

朱红亮目前名叫“仟业红”的经贸公司虽然还存在，但基本不做拆迁的老业务了，在20年前热情冲动参与昆明市旧城改造工作后，他带着一身疲惫，一脸沧桑，一屁股债务，一段刻骨铭心的苦涩蜷缩到一座小屋里，再也不想冒头。

51岁的朱红亮虽然鬒发如云，而内心却早已霜雪一片。

“我们是民营企业，还要想着为政府分忧，还要考虑社会稳定。”采访过程中，朱红亮反复几次表达自己郁积在胸的苦恼。

为了支付一些单位和住户的过渡安置费，朱红亮到处举债，甚至把自己的住房抵押到银行，贷款来支付，而他不是没有钱，而是自己又被欠款，根据法院的5份裁决法律文书，由云南出版集团所属云南新华书店图书公司控股的盘龙房地产有限公司欠他1.87亿元，陆续拖欠历时已近20年，朱红亮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而对拆迁居民，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升斗小民日子难过，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方式，把债务转嫁累积到自己身上，以一个体制外民营企业者身份主动去承担稳定社会的个体责任。

“到前年，实在没钱付了，我只好暂停支付过渡费了，我向这些拆迁户求情，请他们理解、谅解，账，我认，一旦盘房还我钱，我立即全部付清所欠账。”朱红亮说，“他们理解我的苦衷，没有人来找我闹，有的住户甚至和我们成为朋友，有时来公司，也是来喝茶会友，拆迁公司和被拆迁户处成朋友，还不多见吧？”

一次不公正对一个16岁儿童的伤害

朱红亮长相身材与他的名字有着互为表里的支援效果。

他的面相与知名影星吕凉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尤其笑起来的时候，几乎找不到眼睛。

朱红亮最早涉入社会，却是以射击运动员的身份开始的，那年，是1980年，朱红亮16岁。

“我们射击队当时从西德进口了一支小口径手枪和一支步枪，教练要我们好好练习，提高成绩，两个月后测试比赛，谁打第一名，就把进口的这把手枪或者步枪给谁使用，我训练的科目是步枪打跑猪，就是靶标上画一头野猪，在移动，我们用枪追着打。”

朱红亮回忆35年前的事，无毫发爽，“每个运动员都十分心仪那支步枪，都暗下决心，要以好成绩夺得那支进口枪。”

朱红亮平时的成绩不拔尖，成绩是队里的第三四名，但为了追求那支德国枪，他发愤忘食，以百倍的疯狂和千倍的努力训练，志在必得。

“夜里不睡觉，我在训练枪枪口处吊一块砖头，枪本身就有7.5公斤重，再加上一块砖的分量，一练瞄准就要练一两个小时，吊砖头的目的在于训练自己持枪的稳定性，射击打靶，要打得好，因素很多，比如呼吸的配合，持枪的姿势，眼神要好，训练的投入等，还有就是握枪的稳定性，击发的那一瞬间，如果稳定性不好，肯定打不好。”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测试比赛如期进行。

非常不幸，冠军桂冠落在了平时训练成绩并不拔尖的朱红亮头上。

但更不幸的是，教练——此时他在16岁小孩朱红亮心中地位等同峨冠博带的首席大法官——竟然当众否决了朱红亮可以凭借自己第一名好成绩而获得那支步枪的使用权，“理由是，教练说，我虽然获得第一名，但是我碰巧的，等于说我的第一名成绩无非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刚处于青春逆反期的朱红亮像头狮子发怒了。

他去找教练理论，质问教练为何说话不算话，为何侮辱他的第一名成绩是瞎碰的，但16岁的孩子当然不可能匹敌老奸巨猾的教练，“和教练大吵一顿，我只好离开射击队，因为和他激烈冲突后，他不会再指导我训练了，再继续留在射击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这次冲突，源于教练的不公正“裁判”，对朱红亮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论司法》所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决胜过十次犯罪，犯罪充其量污染水流，而不公正裁决则是污染水源。”

“我承认，我平常的成绩不算太好，但那段时间真努力训练了，射击运动取得好成绩的确有幸运，也就是所谓碰巧的成分，我国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由许海峰用枪射来，如果你再叫他去打，未必枪枪都有好成绩，百发百中对射击运动员来说，是追求的目标，但未必是手到擒来的战果，用这种借口和理由剥夺我使用那支进口步枪的权利，我想不通。”

市政府大院来了一个“乖孩子”

一怒之下，朱红亮离开了只待了7个月的省体委射击队，托父亲是老革命并一直在昆明市政府工作，按当时的政策离休干部可以有一个子女到昆明市政府工作的“福气”，朱红亮来到市政府当了一个工人，“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参加了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给后来出任过昆明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的徐仁信当过警卫员。”

到市政府，朱红亮被分配到办公厅行政处搞后勤服务，跟随师傅李祖英学电工。

做电工期间，每天早晨按规定是8点上班，但乖巧的朱红亮还主动兼任了机关的勤杂工，他7:40就到办公室，拎着热水瓶到锅炉房打开水，然后替领导沏茶，在办公室打扫卫生，替同事擦桌子、凳子。

到1985年，朱红亮已经干了4年多电工，从未出现任何差错，表现不错，领导把他调整到采购员岗位，专门负责采买后勤修缮用的建材。

“当时政府机关房屋都是些土木结构老建筑，屋顶撒瓦片，需要经常维修，我采购的东西小到钉子、石灰，大到钢材、木材，”朱红亮说，“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各种材料都是政府掌控的紧俏商品，即使我们是市政府的单位，也不能想要就要，要先写报告，报送到计委审批，获得批文，再到物资局、五金公司、木材公司等单位去购买，甚至也要和社会单位一样，报批购买要在计委、物资公司等处排队，依序进行，没有特权。”

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问题，经常是，行政处领导突然要朱红亮他们提供某种建材，要对某处房屋紧急维修，如果临时去报批文，必然挨剋，学过射击，打过运动靶的朱红亮知道，得取提前量，于是聪颖的他，有事没事就到自己的“辖区”去转悠，密切观察哪栋建筑物哪儿可能要维修，需要一些什么材料，做到胸有成竹，“尽量提前备料，再不济，至少提前把批文备好，一旦要动工，我的材料立即呈上，领导对我很满意，从未剋过我。”

昆明市北京路528号有几幢法式小屋，其中的一幢由于年代久远，屋顶的木梁朽折坍塌，屋顶是琉璃瓦，要修缮，朱红亮居然跑遍昆明市的犄角旮旯，硬是买到琉璃瓦来更换。

朱红亮那会儿是行政处有名的机灵鬼。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朱红亮被以工代干内定为修缮队负责人，负责管理采购、维修、计划、施工队。

仅初中学历的朱红亮还有一面是好读书，什么《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胡雪岩传》之类的书他看了不少，什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类的史迹，他通过阅读了解很多。

读书对他来说，不仅是消遣，更多的还是从书中学到了好多东西，并应用到工作中。

“市政府有位副市长的秘书和我关系很好，他推荐我看《侍卫官杂记》这本书。”

“看这种书干吗？”朱红亮最初不解人家推荐他看这种书是何意思，那位秘书说：“你在政府给领导做服务工作，和侍卫官干的差不多，看看人家是怎样为领导服务的吧。”

朱红亮找来《侍卫官杂记》认真翻阅，“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不少，包括怎样服务好领导。”

后来这位秘书朋友又送朱红亮一套七卷本的《胡雪岩传》，红顶商人胡雪岩左右逢源的行迹深深影响了朱红亮，这段时间他老在想，“如果离职下海，将会怎样？我想我人缘也不错，下海不至于饿死。”

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给中国带来一片生机，昆明的大街小巷忙着破门破窗开店面，体制内的各色人等纷纷下海，朱红亮看在眼里，自己也动心了。

“但这种想法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当时在市政府工作，普遍被认为是戴着金戒箍，端着铁饭碗。”

但朱红亮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文凭，要转干必须去上学苦个文凭，否则要发展没有希望。”

不过，要彻底挣脱铁饭碗，还是不容易的，朱红亮内心很纠结，他这时还需要一个能彻底说服自己毅然放弃所谓“铁饭碗”的理由，才能破釜沉舟，把自己推到“商海”里呛水。

终于，有一天，这个理由被他“邂逅”了。

“有一天，我在行政处车队看几个驾驶员下象棋，”朱红亮对这天发生的事记得特别浏亮，“刚刚退休1年多的老副市长冯老先生来要个车要去几公里外的云大医院看病，结果车队长说，‘老市长，不好意思，今天没车，明天行不？’而当时有4个机动车和两个驾驶员在备勤，按当时的文件规定，这位老副市长要个车去看病，是可以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朱红亮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听着，推人及己，心中宛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杂陈，“一个副市长一旦退休，看个病都没车，我这种人绝无可能混到副市长位置上，就是混个局长都没可能，当时心里寒气袭人。”

加上看《胡雪岩传》对照检查自己的些许自信，朱红亮觉得再在政府机关干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1993年底，他毅然从体制内出走，自己把自己解放为一个“自由人”。

以拆迁的角度切入昆明城市巨变的历史漩涡中

从市政府走出来，就地理位置而言，朱红亮走得不远，他来到市政府西南方的木行街拆迁指挥部，这个地点距他的老东家昆明市政府只有几百米，但这几百米就把他和铁饭碗的体制彻底隔绝了。

“当时这个指挥部所以成立是为了打通昆明市区南北交通枢纽之一的青年路，我在这里干了5个月，听说盘龙区房地产经营公司要拆迁改造威远街，于是成立了名为‘昆明市房地产综合服务公司’的拆迁公司，积极投标，最终拿下了这个街区的老旧建筑物拆迁活计。”

“昆明市房地产综合服务公司”就是今天的“昆明仟业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昆明市已经被确定接办1999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了办这个会，也同时借办这个会的契机改造旧城，云南省、昆明市的党政领导决定对危旧老城核心区来一番脱胎换骨式的大拆大建，当时不仅威远街要拆建，与威远街平行，相距不到500米的长春路，以及相距不到1000米的武成路等几条昆明历史老街也被确定必须拆除改建。

地处市区心脏位置的威远片区，当时房屋老旧，街道集市里污水横流，一下雨道路便泥泞不堪。改造这样一片老城区，工程总投资达30亿元，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项就突破1亿元。这样浩大的工程量，作为昆明市当时的房地产明星企业，盘房冲锋在前。

1997年12月5日，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冯志成召集盘龙区政府、市建委、市规划办、房管局、规划院及盘龙区有关部门的领导来到威远街视察，就该片区改造进行研究，确定了有关事项，同意盘龙区负责威远街片区的旧城改造工作，“该片区的改造原则是‘以房带路、道路先行、房建随后、政府扶持、集中力量、一次完成’。”

当时的盘房又通过公开的招标程序，把改造旧城的最棘手的拆迁工程委托给了朱红亮的公司。

“几家拆迁公司，比如长春路拆迁指挥部、昆明天利达物业公司等几家，包括我们，参与到威远街改造拆除的竞标，最后，我们公司以昆明市最低的标价，拿下了威远街区拆迁业务。”

威远街是当时昆明最繁华、最古老的中心城区之一，既是繁盛的商贸区，也是密集的住户区，涉及拆迁户2万多户，人口10余万人。

拆迁这条街，颇谙世事的朱红亮知道，得有街区有名望、有资历、有号召力的人物帮忙，不然，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动工，则公司可能输个精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套话，对拆迁公司却是金玉良言。

按当时省、市政府的要求，威远街的拆迁和建设，必须在1998年12月31日全部结束，给世人呈现一片现代化的崭新的春城核心区。

但朱红亮及其公司提前1个月全部完成，这是后话。

也合该朱红亮有福，在威远街，有位在上个世纪90年代红透昆明的居委会主委，名叫马秀英，她办事公正、能力很强、热情服务社区居民几十年，在威远街住户心中拥有崇高的威望，获得很多荣誉。

朱红亮觉得，虽然威远街拆迁改造是各级政府认可的合法行为，但事情涉及10多万人的生计幸福，没有马秀英的配合支持，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当时马秀英老人对于我们拆迁威远街可以有三个角度的态度，第一，如果支持我们工作，她可以做居民的工作，以她的威望能力，这个没问题；第二，她沉默，我们工作没法推开；第三，她反过来动员居民反对拆迁，我们就根本没戏。但是，老人非常好，她不仅支持各级政府确定的政策，而且也理解支持配合我们公司的工作。”

“老人如果持第二、第三态度，我们就完蛋了。” 昆明仟业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锐坚告诉笔者，“当时毗邻的长春路、武成路居民多次来煽动威远街居民和他们联手一起闹事，增加向政府和拆迁公司施压的砝码，影响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着急，生怕威远街居民卷入闹事潮，所以，这个节骨眼上，老人的态度极端重要。”

马秀英身为居委会主委，她的态度就是必须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不能因为旧城改造的宏大叙事而被侵害。

于是，朱红亮带人先来拜见马秀英，向老人请益，“马秀英见了我，从维护片区居民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不能断了这个街区居民的生计。当时，这个街区有昆明最大的海鲜市场、农贸市场、房屋中介市场。第二，要解决好双下岗职工、残疾人、孤寡老人、五保户居民的吃饭问题；第三，要我特别拿出方案，妥善解决好辖区十六七户军烈属的利益问题。我承认，我的境界没有老人高，她的眼光是独到的。”

“没死一个人，没出现一次上访，没扯一次横幅”

马秀英老人的意见被朱红亮当作顺利拆迁威远街的“圣旨”，不折不扣的执行。

“拆迁旧房屋是否舍得割肉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制定了几个方案回应老人提出的要求。”仟业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锐坚说，“当时规定，拆迁后新建的住房面积最小的为50平方米，当时威远街最小的住房，按房产证登记面积，竟然有5平方米的，所以我们制定了方案。”

“首先，军烈属全部免费，也就是他们的原住房如果只是10平方米，我们免费补足他们40平方米，使他们的住房至少达到50平方米，也就是，他们用一间10平方米的老房，一分不花，换来一套全新的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其次，对双下岗职工、残疾人、五保户这些有特殊困难的职工，免费50%，也就是，他们用旧房换一套50平方米以上的新房，超出部分只需按当时昆明的房价补交一半的钱。”

威远街202号住户林仪，一家5口蜷缩在只有10来平方米的老旧危房中，家里还有残疾人，生活十分窘困，朱红亮闻讯实地踏勘，心中很难过，“我给了她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作为特殊情况，超面积本来要她承担一半的费用，我也全给她免了。”

生活拮据的林仪无以表达谢忱，做了一面锦旗给公司送来。

原居住在威远街云兴巷6号的杨少文，住房只有20来平方米，夫妻均无职业，一个儿子在自卫还击战战场为国捐躯，朱红亮给他一套50多平方米的新房，按照马秀英的“圣旨”，杨少文家的所有费用全免。

“我估算了一下，”李锐坚说，“这些特殊困难群体全部优惠下来，我们至少让出了206万元给居民，这个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其实，朱红亮心中也很认同马秀英的做法，在威远街动拆之前，他多次走家入户调查过，居民普遍居住简陋，看了心中很恻然，“好多都是上百年的土坯墙，一下雨，雨水一泡，可能就坍塌了，面积尤其窄小，大部分都是一20平方米，住五六口、六七口人，真的很可怜，有不少人家很穷，一个石头砸进家去，砸到他家墙上，也砸不到任何家什。”

威远街区旧城改造的正式拆迁是在1994年~1998年之间进行的，这5年，是朱红亮和公司员工极其难熬的5年。

“一下雨，我就和员工撑着伞到拆迁现场彻夜站在雨中观察，生怕哪座土坯墙建筑物倒塌，伤了住户居民，如果出现人员伤亡，哪怕就一个，就是天大的事。”朱红亮说，“最后，到整个街区拆迁改造完成，我们做到了没死伤一个人，没有一个居民到各级党委政府上访，没有出现一次扯横幅、架高音喇叭煽动闹事的情况。”

这里面，还就是朱红亮让利割肉的效果在起作用。

“拆迁必然遇到所谓‘钉子户’，”朱红亮不讳言这一个拆迁所必然遭遇的普遍性问题，“曾遇到几户毫无道理闹事的‘钉子户’，有时任邻省省委书记背景的，有时任北京某部队大校背景的，有云南历史名人后裔背景的，他们的要求都是超出当时政府的规定，狮子大开口来闹事，目的就想多要钱。”

遇到这种情况，朱红亮及其公司没有采取近年社会传闻的一些拆迁公司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下三滥手段，而是依法依规，反复解释。

实在难缠的，就寻根讨源，以理性、程序的做法消弭阻力。

“有座部队背景的住宅，施工人员一去，就有一些穿军装的人出现阻拦，甚至要动手打人，后来我们找到部队警备区的领导，向他报告情况，请求支援，部队领导非常支持，派人执勤，一次就把那些穿军装的人吓跑了，再也不来闹事了。”

但是，也有朱红亮乃至马秀英都摆不平的真正的“钉子户”，“有一户从新疆迁来的民族住户，拆到他家，横竖不让拆，连马秀英老人都没办法，老人很无奈地对我说，‘我是回民，我也做不了这人的工作，人家不是我这个民族，我也没办法了。’只好接受敲诈性条件，最后付了整300万元，他才同意拆。”

公司财务吴倩告诉笔者，公司工作人员不时还被打，“一次给拆迁户分房，有人嫌楼层不好，一个女职工在办公室，被他拽着头发拖出去就打。”

李锐坚说，“那时我们回家，有时要绕好几个圈，确认没有人跟踪盯梢，才敢进小区，生怕拆迁户知道住址骚扰家人。”

在他们描述的故事里，拆迁公司的员工其实很可怜。

“做人做事永远要有一颗红亮的心”

朱红亮说他所以如此为人，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

李锐坚和他是发小，对朱红亮的陈年往事知道不少。

“朱总在家行三，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有一次，朱总和父母生气，负气出走，他以为家人会找他，但一直到天黑了，没人找，挨到夜里灰溜溜地回家，发现家人早已阖门睡觉了，他父母的观点是，你要走就走，就是不能找，找了一次，他就会跑第二次，以后就养成烂脾气，没完没了了。”

“当时，他家居住在昆明市最为繁华的塘子巷附近，天一黑，塘子巷麇集着各种人物，热闹之中鱼龙混杂，父母怕他几姐弟学坏，天一黑就不让仨姐弟出门去玩。”

朱红亮从小就鬼机灵，他母亲很节俭，为了省钱不喝牛奶，“有一次他打了一瓶牛奶叫老人喝，老人嫌贵不喝，朱总问她，‘您喝不喝？不喝我就倒地上了。’老人哪舍得，接过来喝了。”

朱红亮长得魁梧但心很细。

有一年冬天，此时朱红亮已经在市政府当工人，月薪十几块钱，李锐坚到冬天手会生冻疮，他带着李锐坚到一家商店看皮手套，选中后叫李锐坚试戴，一看合适，就叫他别脱了，马上付钱，到这时李锐坚才反应过来，原来朱红亮要送他一双手套，“他付了7.5元钱，半个月的工资没了。”

“我做事，的确受父母影响很大。刚从市政府辞职下海不久，有个领导介绍了一项市政工程给我干，但该工程的副指挥长私下和我谈，要我给他30万元的好处，20年前的30万是什么概念？我一听，吓得不敢干了，赶忙告诉介绍工程的领导说，我不敢干，领导先是责骂我，后来一听详情，也默然了。”朱红亮认为他做人胆小有着家庭的深刻影响，“我出身革命家庭，父母从小管束很严，不允许干非法非分的事，后来出来做生意，作奸犯科的事真不敢做。”

他坚信，“做工程，不是非要行贿受贿才能干，自己可以干干净净做事，大不了么就是发不了财。”

目今，朱红亮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在下滑，不是做事的好环境，我近年除了参与昆明新机场的拆迁外，基本不做拆迁了，做一些和建筑、装修有关的小事，维持公司的运转。”

但他依旧忧心还有少部分没有安置好的威远街拆迁户，付不起人家的过渡安置费，不能善后，“盘房欠我的钱，法院已经做了判决，去年法院就将其查封的房产进行拍卖抵债，第一轮拍卖因为起拍价定得太高而流拍。”

第二轮拍卖尚未开始，拍卖及朱红亮本人又遭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非法律因素干扰，延迟至今未开拍，下面的拍卖，朱红亮希望法院制定起拍价应结合昆明房价实际，“在国家拍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下调20%，才有可能成功。”

“只有拍成了，我才有钱支付威远街的拆迁户，拖了人家20年，我对不起他们啊，做人做事要讲良心，真要有一颗红亮的心。”

或许是内心的“红亮”使然，即使说到自己的伤痛处，朱红亮还是一张喜庆的笑脸。

笔者问他何以故？

“因为我心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