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岁半男孩，身高60公分，体重11公斤，入院3天，肝肾功能正常，瞳孔反射无，初步确认脑死亡，等待进一步评估，家属有捐献意愿。”4月21日下午5点半，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紧张而忙碌，器官捐献协调组组长薛瑾在与内江市某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以下简称ICU）主任对接沟通后，争分夺秒地安排随行ICU医生和救护车，“这例供体协调由邓智轩承接，准备好材料30分钟后出发。”

成立于2007年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现有4名协调员，入职3年的薛瑾是四川最早一批持证协调员，其余3名成员——邓智轩、何小平、陈婉崇，是去年才加入的新人。

“有一种‘重生’神圣而庄严，这是我作为器官协调员最大的感触！”23岁的薛瑾告诉记者，她期望社会上能有更多人了解人体器官移植、正确认识人体器官捐献，因为那意味着有更多病患将得到生的希望。

为“生”的希望奔走

“经常出差到省内医院与ICU主任对接，24小时待命，不分节假日，接到供体信息后随时准备出发。”另外两名协调员何小平、陈婉崇告诉记者，以医院为圆心不得超过30分钟车程的距离，就是她们日常的生活半径。

“不被患者家属接受，总是被拒绝，潜在捐献者成功转化率不到40%。”已有1个月未休过周末的薛瑾声音有些疲惫，“虽然很辛苦，可一想到自己是在为了‘生’的希望而奔走，身体里就充满力量。”

“昨天刚有一例捐献失败了，家属主动提出捐赠，希望通过另一种形式让患者生命得到延续，却没能如愿。”三人不约而同地叹息，“患者是刚从非洲回来的农民工，一个等待肺移植的女孩原本会因为他的捐献得救，可惜患者身体部分指标未达到捐献要求。”没有比生死更沉重的话题，而每一次捐献都关乎生死。

“你看，这个小孩去年在我们这里做的肝移植手术，前天来检查，恢复得很好。”薛瑾指着手机里一张小孩的照片告诉记者，“当时他已是命悬一线，可是现在如此健康，还长高了，看到他时我们会想到那位捐献的逝者，感动于爱的传递与生命的奇妙。”

“组长，救护车、医生已经到位，各类抢救物资准备就绪！”邓智轩通过电话向薛瑾汇报。

“出发吧，随时保持联络，注意安全！”薛瑾嘱咐道。

6点整，四川省人民医院ICU医生汤雪梅、吴潇潇，器官捐献协调员邓智轩和司机黄师傅驾驶120救护车急速赶赴内江第二人民医院，记者也跟车随行前往。为了节省时间，4人只在中途临时停车休息区匆匆解决了晚饭。

从成都到内江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不觉间夜幕降临，救护车后门镂空的红色十字标识在疾驰而过的路灯映射下忽明忽暗、忽隐忽现，邓智轩通过电话时刻保持着与薛瑾和内江医生的连线……

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

晚9点15分，邓智轩一行抵达内江患者所在医院。ICU病房里气氛凝重，汤雪梅、吴潇潇与当地医生就小男孩病情交流后，开始对其进行检查、测验与评估。

“无自主呼吸，血压靠升压药维持，各项生命体征无，是适合捐献的病人……”邓智轩认真听着医生的评估结果，思索片刻后转身走向等待在病房门口的小男孩家属。

“医生初步判断已是脑死亡，如果家人无异议，可以签订捐献协议，把孩子转运到省医院做最后观察，孩子的父母在吗？”见只有4位长者，邓智轩询问。

“已经打过电话，他俩正往医院赶，我是娃娃的姥姥。”其中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开口道，“啥叫脑死亡？娃娃还有心跳，真的救不活了吗？”

“脑死亡是指不可逆转的脑功能丧失，您放心，只要有一线希望，医院都会尽最大努力对孩子进行救治。”邓智轩向家属承诺道。话音落下，伫立在病房门口的4位老人透过ICU的玻璃窗，目光一刻也不愿离开浑身插满仪器和输液管的小男孩，无言亦无泪。

10点20分，男孩的父母赶到医院，邓智轩又将男孩的病情及转运到省医院途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逐一交代。“如果娃娃活不过来了，但是器官可以救活别的孩子，我们捐！”男孩的父亲声音颤抖，“我们就一个心愿，想知道娃娃的器官最后捐给了谁……”

“这个我们可能无法实现，按照规定，供受方必须在双盲状态下进行，不过我们保证会将器官提供给最符合条件的患者，而且我们之间可以保持联络，请放心！”邓智轩在解答疑问时尽量对家属做出安慰。

经过近1个小时的家属商议，男孩父亲最终在《脑心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急危重症病人中止治疗同意书》等五份材料上签了字。办完手续后，男孩在父母陪同下被送上了救护车，与邓智轩一行连夜赶往省医院。

“父母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刚刚把男孩从病床往救护车担架上转移的那一瞬，我的双手感受到他身体的冰凉，那么小的孩子，真的很让人心疼……”停顿片刻后，邓智轩接着对记者说道，“可是抱起他，仿佛又是在托起新生命，总之五味杂陈。”

凌晨3点，救护车抵达成都，小男孩被安置在省人民医院ICU病房继续观察。

鲜被了解的人体器官捐献

按照国家规定，人体器官捐献按照标准共分为3类，即脑死亡器官捐献、心死亡捐献以及脑-心双死亡捐献。4月23日上午10点，薛瑾告诉记者，目前男孩家属已经同意做心死亡捐献。“男孩捐献了肝脏、肾脏和角膜，为至少3人带来了生的希望。”由于川内没有合适的受捐者，而器官移植的最佳时间是12小时之内，中午12点半，薛瑾立刻启程将器官送往武汉和上海有需要的医院。

然而一例成功的捐献并不能改变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瓶颈状态。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2010年至今年3月期间，全国器官捐献者3715例，捐赠器官9912个。而据估算，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约1万例，器官供体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一份来自国家卫计委2011年“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研究数据显示，有33.1%的受访者受“死后要全尸”的传统观念束缚不愿或反对器官捐献，有30.1%的人群担心所捐献的器官被用于买卖，还有20.69%的人群对器官捐献了解不足。

据薛瑾介绍，省人民医院每年等待肾移植的患者约在800例左右，但是能得到器官捐赠并进行手术的不超过100例，“协调捐献的成功率不高，主动申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社会对器官捐献存在误解。”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随之产生。协调员们在生死之间斡旋、时常奔走于机场、车站和医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新生岗位，目前他们的职业发展尚没有明确空间。

“这意味着今天我是协调员，10年甚至20年后依旧只是一名协调员，”对于这一问题，薛瑾回答得坦率，“尽管这会让我对未来产生迷茫，但能为更多生命带来希望，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