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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5年05月17日 星期一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亦称“两非”)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直接原因。从今年5月到10月,各地进入集中查处“两非”案件阶段。

【本周聚焦】打击“两非”缘何而起 ?

本报记者 甘皙
《工人日报》(2015年05月17日 02版)

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决定在全国开展整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到10月,各地进入集中查处“两非”案件阶段。“两非”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直接原因。“两非”行为因何而起,又为何屡禁难止?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灰色产业链条

“已经生了1个女儿,这一胎如果还是女儿就不想要了。”重庆万州的女士陈晨(化名)向记者解释自己花费上万元钱辗转三地提前鉴定胎儿性别的原因。怀孕5个月的时候,陈晨先后在重庆万州、湖北咸宁和武汉进行了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通过中间人介绍,联系到公立医院负责做B超的医生,进行有偿检查。“在武汉给医生2000元,给中间人1000元。”陈晨告诉记者,“在每个地方做检查都有固定的环节,好像他们已经形成一种产业链条。”

目前,“两非”已在我国多地催生出各种产业链。采血鉴定就是其中一种:通过一些私人诊所抽取孕妇10毫升左右的静脉血,将其冷藏后托运到深圳,再通过中介转运至香港,最后由香港的医疗机构进行胎儿性别检测的“寄血验子”,形成灰色产业链条。

除此之外,在各地,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医学需要胎儿鉴定的渠道。像陈晨一样通过中间人找到公立医院有执业资格的医生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形成产业链的是一种情况。此外,记者还采访到另一种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方式。

湖北恩施的崔萍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在乡里众多经营鉴别胎儿性别业务的诊所中选了一家检查了肚中孩子的性别,“比正规医院便宜,只花了200元”。

崔萍告诉记者,很多同乡人怀孕了都想提前知道孩子性别,所以很多私人诊所都提供鉴别胎儿性别的业务,“价格便宜,结果比较准确,因此很有市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研究人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教师陈志娟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制度缺失是导致‘两非’行为大量存在甚至形成产业链的重要原因。”

加剧性别失衡

“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是我国的陋俗,它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教师孙百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形成的一整套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社会性别价值体系上至社会制度、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哲学思想体系等,下至社会风俗、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个体的建构方式与存在空间等,它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进程,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先天痼疾。

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同时会有115名男婴出生。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07正常值的上限,而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两非’行为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直接原因。”

“‘两非’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性别比的失衡,其背后反映的首先是女孩被剥夺的生命权。”陈志娟认为,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多年失衡,在未来,因缺少竞争力而找不到配偶的男性人数将大幅增加,容易形成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即找不到配偶的男性会向下一年龄层去寻找配偶。这会导致女性早婚,进而女性的受教育权、生育健康权都将无法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性别失衡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拐卖妇女、嫖娼等与性别相关的犯罪率提升,甚至会出现危及他人婚姻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朱红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出生率水平下降,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快,造成人口严重萎缩,影响人口长期持续发展,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再唤性别平等

“‘两非’行为是一种性别偏好的选择,而性别选择意识的存在是社会文明落后的体现,是社会本身文明程度不够的结果。”朱红文认为,性别平等的程度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性别平衡是自然选择的过程,“两非”行为的存在使得基本社会秩序无法得到保障,是一种违背天理的性别文化。

陈志娟也认为,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是导致“两非”行为出现的内在原因。婚姻中的嫁娶模式使得女方家庭易成为空巢家庭;以随父姓为主的姓氏文化的影响,使得男性成为姓氏继承、香火传续的主要对象。这些都导致人们对男性的性别偏好,从而导致“两非”行为的出现。

此外,在孙百卉看来,女性的生存发展环境也存在诸多困难:农村女孩没有土地、女童入学难以保障、女大学生就业难以及职场女性平衡事业与家庭压力大等等都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文化教育和法治相结合是朱红文认为的解决之道。在朱红文看来,文化具有濡化的过程,应向大众宣传正确的价值观念,纠正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一方面要靠政府积极行政,通过严明的法制构建两性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需要文化价值的提倡,不仅仅从劳动力的角度衡量人的价值,树立既符合天理又符合法理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重建从而解决性别失衡问题。

通过立法从法律上保障女性权益也是陈志娟认为杜绝“两非”行为的有效途径。而从长期来看,陈志娟认为,建设两性平等的性别文化是治本之道。

“转变观念,淡化姓氏文化,营造女性发展友好型的环境,在整个社会中建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是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长远之道。”陈志娟说。

“媒体应培育公众性别平等意识,发挥价值观纠偏作用。”陈志娟认为,媒体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传播先进的性别观念,促进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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