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周强表示，对错案的发生，我深感自责，要求全国各级法院深刻吸取教训。对这句话，我印象深刻。”今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原省长黄小晶代表这样说。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全国两会进入审议、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的议程。

在记者对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福建代表团和全国政协社科界别的采访中发现，几乎没人会绕开出现在两高报告中的呼格案与念斌案。

过去一年，一系列典型的冤假错案被纠正，来自两高的报告显示，共有778名被告人被宣判无罪。

原本为0的数字背后，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在这数字之变中，正在深远影响着中国社会。

从呼格到念斌

今天上午的内蒙古代表团小组审议中，农工党内蒙古区委副主席李一飞代表在说到呼格吉勒图案时坦言，自己掉了两次眼泪。“我们都有受冤枉受委屈的体验，他受到如此大的冤枉，死刑被执行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他的心情如何？想到这里，我内心很难过，掉泪了。”李一飞代表停顿了一会儿，在场人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代表在内，鸦雀无声。

随后，李一飞代表又说，第二次流泪是因为，对呼格案的及时纠正，“一个强大的法律机构，低头向一个老百姓道歉，是源于我们司法机关的自责。”

同一时间，距离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驻地10公里外的福建省代表团驻地，念斌案，在第一小组讨论中，成为与会代表关切的话题。

当陈国鹰代表将发言的内容引向念斌案时，同在一组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代表，表情专注地认真听着。

“冤案错案平反一直都有，但做到‘疑罪从无’，真的不容易。这倒逼公安部门提高办案质量。”陈国鹰代表说。

“念斌还是被怀疑状态？”有代表问。

“没有（新）证据，就先放。”坐在一边的马新岚代表立刻回应道。

“你们顶了很大的压力，很不容易。”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谦代表补话说。

2014年纠正的12起重大冤假错案中，仅有2起是因为出现了真凶。专家认为，“真凶再现型”和“亡者归来型”冤假错案不难纠正，因为真相显而易见；而纠正“证据不足型”冤假错案，压力重重。

尽管如此，福州市市长杨益民代表依然提醒，念斌被无罪释放，但这类案件还是要加大侦破力度。“不能‘疑罪从无’嫌疑人被释放后，案子就挂在那儿，受害者家属接受不了，还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

上午的小组审议结束后，马永胜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呼格案当年办案的公检法相关人员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会尽快向公众公布。他强调，案件侦查过程并未受到阻碍，一定会依法办事，给公众一个交代，这代表了司法部门的决心。

“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冤案平反，大多数是通过小概率事件来解决的，不是通过制度解决，这太让人担忧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委员明确提出，公安机关过于强势，加之命案必破的压力，使得案件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在取证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被宣告无罪释放后的念斌，对媒体多次回忆被抓之后的情形。“侦查人员将他双手吊起来，脚尖勉强点地，把书垫在他的肋骨上，用锤子敲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两年前曾对50起死刑冤案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47起案件中被告人做了虚假供述。其中有4起被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还有84%的案件可能存在刑讯逼供。

福建省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代表提出，法律上有很多规定，包括审讯时要留取视频录像等，但就是具体落实有问题。

“什么时候开始录像？让当事人几天不睡觉，意志崩溃了就什么都说了。那时候才开始录像，谁来管？”戴仲川代表反复提醒，必须保证司法机关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

从制度上杜绝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侯欣一委员连续多次提交提案，建议将看守所从公安的监管中分离出来，却一直未获满意答复。“如果侦羁分离，看守所不归公安管，那么公安预审就要去司法行政机关提审，这能从根源上避免刑讯逼供。”

在今天的小组审议中，马新岚代表承认，冤案错案，从公安、检察院到法院，基本是“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白驹委员今年的提案之一就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他希望能够像两高报告一样，未来看到公安部的工作报告。

用制度与良知维护正义

昨天，远在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读了两高报告。“现在只剩追责了。我并不是因为我儿子的案子才这么说，必须追责这些人，因为有错必纠，以后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同一天，正陪着弟弟念斌在北京治病的念建兰，也关注到了念斌案被写进报告。感到欣慰的同时，她更希望今后不要再有另一个念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昨天在参加辽宁团审议时，一口气说了7件2014年社会反响大的冤假错案。

“这些都属于非常重大的冤假错案，呼格被杀了，这个错误是永远不可挽回的。”曹建明说，检察机关要坚持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防止刑讯逼供。

“5年前的5月9日是轰动全国的赵作海冤案昭雪的日子。通常大家不愿提错案，但越沉重，越要痛定思痛，警示我们的法官慎之又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代表在回忆赵作海案时说，“教训很多，没有很好地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庭审走过场等给各级法院触动很大。”

张立勇代表建议，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则从司法队伍的良知和担当的角度，谈了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现在很多法官只要领导表了态，他们就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可以按照领导指示办事，成为冤假错案的帮凶。”朱征夫委员说，“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是因为司法人员缺乏良知缺乏担当。比如，赵作海案，当时不是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是一个刚毕业一年的律师，说明这个问题不需要很高深的法律知识。”

针对行政力量干扰司法的个别情况，朱征夫委员直言：“我建议书记市长不要给院长打电话，院长不要给法官打电话。大家都忠实于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维护社会正义，这就是最需要的社会效果。”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