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距离除夕还有五天，在北京西客站熙攘的人群里，29岁的张晓光心情有些复杂。40分钟后他将踏上回山西老家的列车，在期待与家人团聚的同时，他也开始为回家后可能接踵而至的盘问与应酬感到焦虑。

与张晓光的焦虑类似，有人甚至因为害怕，而选择不回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恐归族”，以春节最为常见。据媒体报道，湖北一小伙因薪水低，“混得不好”，“恐归”15年不敢回家。近日，一项媒体调查也显示，对于过年回家，46.8%的受访者表示心里很纠结，42.6%的受访者担心事业没起色，回家没面子。

中国人春节回家，本是一种温情的期盼，也成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而如今，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却成了“甜蜜的负担”。“什么都无法阻挡我们回家、回乡的步伐，除了我们‘恐归’的内心”，有人这样调侃。

精神成本与物质成本叠加

张晓光的老家在山西晋中的一座县城，家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亲戚、朋友多数都已结婚生子，而硕士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打拼的他至今单身。被父母和亲戚催问恋爱结婚时间成为他每年回家都不得不面对的“考题”。

同样让他感到困扰的还有过年回家的礼物和红包开支。张晓光居住的小区是父母单位的家属区，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交往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每年回家前给亲戚朋友准备礼物，年三十晚上开始向长辈和小朋友派发红包，这两项开支总是让他大伤脑筋。有网友吐槽，在北京月薪低于5000元根本没法回家过年，辛苦存了一年的钱，一个春节下来所剩无几。

某网站罗列了80后春节“恐归”的十大原因，除了张晓光面临的催婚压力和经济压力，春运购票、酒局应酬、聚会攀比、盘问存款、逆文化冲击等均榜上有名。“春节回家要付出的精神成本和物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恐归’心理出现。”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将“恐归”原因归结为了两大类。

与物质成本相比，张晓光更加忧虑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他的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工作，目前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事业都已有了起色，而张晓光的处境却略显尴尬。由于对自身发展现状不满，一个月前他刚刚递交了辞呈，原本在一家国有企业做通信工作的他希望转行从事与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目前仍未在几家公司之间做出抉择。辞职的事情他还没有告诉家里，他更担心亲戚朋友会对此进行负面解读。“到了自己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成为自己羡慕的人”，“融不进的北京，回不去的家乡”，马上三十而立的张晓光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理落差。

“恐归”背后的社会原因

一边是家中的老人希望孩子过年能“常回家看看”，一边是年轻人“压力山大”倍感忧虑。专家认为，“恐归”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传统节日通常是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平日单调生活长期累积后的一次情感爆发，这其中春节又很特殊，它是体现家庭稳定性的标志。”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不断小型化，特别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回归最原始的亲情关系，老年人希望孩子回家的情感需求是正向的。

“虽然我国的家庭关系已经趋于多元，但是由于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差序格局’根深蒂固，传统文化的惯性依然强大，社会礼俗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教授冯波解释说，春节期间的人际交往很容易被“面子”捆绑，人们倾向于依赖他人评价确认自身价值，从而陷入人情逻辑。

另外，曲文勇指出，城市生活中的个人身份相对隐秘，而家乡小地方往往以熟人社会为主，对个人隐私的询问也容易对年轻人形成心理压力。

“当下青年人的青春期普遍后移，容易受外界影响，情感脆弱。”冯波认为，就像托马斯情境定义中阐释的那样，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方式，春节“恐归”其实也是年轻人自我观念、耐受力与社会外界影响的博弈，年轻人应该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平衡好事业与亲情、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最终建立正向的自我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