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全球经济都陷入了下行的压力之中。继欧洲央行、丹麦、瑞士、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先后调降利率之后，澳洲央行2月3日也宣布，下调隔夜拆款利率25个基点至2.25%。

“中国央行，也终于坐不住了。”一篇题为《央行终于打开一扇门》的文章表示，“此次降准，又与上次降息一样，令外界颇感意外。”

央行的降准之所以给人“意外”的感觉，是因为从去年12月份至今，央行已通过“滴灌”式操作，释放了上万亿流动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次降息是不对称降息一样，本次降准，亦是“非对称的”。

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虽然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最终会不会按管理层意图“流动”尚存疑问，但央行在调控方式上的“新常态”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有专家认为，过去那种频繁使用降息降准手段的思路可能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相对较小的手段。

姗姗来迟的降准也使得一些分析人士相信，深层次看，眼下的经济金融关系已经不太协调了，金融手段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或正在减弱，甚至于负面影响比正面作用还要大。

因此令许多业内专家忧虑的仍然是，如何防止信贷资金热钱化以及进一步沉淀为落后和过剩产能。比如，人们记忆深刻的是，前次降息，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十分有限，而股市则“乘机”进入了“猪市”。

PMI跌破荣枯线，表明实体经济陷入了困难之中。在经济困难的时候，降准降息都是重要的手段。但现实的情况也总是提示：在现有金融体制格局下，认为出台了降息降准政策经济增长就有保证了、资金就宽松了等类似的观点，过于乐观或简单了。

尤其令人关切的可能还是中小企业。目前小微企业是真正决定市场活力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重要作用的经济主体。但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去年新增贷款9.78万亿元，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仍然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尴尬境界。这充分表明，问题的根源已经不在政策的宽松与否，而在于政策的导向作用有没有得到体现。

审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放的巨额信贷资金，多数都流入政府融资平台、开发企业以及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信贷结构已然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新增贷款总是按照“固化”的信贷结构流动，很难最终实现决策层的意图和目标。

一些财经评论专家明确提出，要确保政策实施的作用与效果不打折扣，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让更多的民营银行、尤其是民营小银行进入到金融体系，冲击一下现有的金融格局，让国有银行增强为经济服务的意识。

自2012年5月最后一次降准，2012年7月最后一次降息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管理层迟迟不愿使用降准和降息这种调控措施，而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也逐年降低。

无论如何，降准意味着央行打开了一扇大门，麦格理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Larry Hu更是语出惊人：未来五年中国至少还有20次降准，存款准备金率会下调至10%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的降准之路才刚刚开始。

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摆在眼前的难题也愈发严峻：在经济困难与防止泡沫之间，明显正确的抉择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