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最大“老鼠仓”案——博时精选股票原基金经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再生变数。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提出抗诉。

这是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的第三次抗诉。深圳市检察院和广东省检察院在今年4月、11月先后对此案提起抗诉。而这次最高检抗诉最高法引发广泛关注和疑问：这是“两高”之间“对抗”吗？

最大 “ 老鼠仓 ” 案三生变故

2014年1月2日,深圳市检察院就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案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同年3月24日,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同时对其违法所得1883万余元予以追缴。

4月4日,深圳市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广东省检察院支持抗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黄检察官表示，该案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是公诉机关与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点。

调查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期间，操控三个股票账户，累计成交金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883万元，被称为目前国内公开审判的最大“硕鼠”。对此，黄检察官表示，“情节严重”只是一个入罪门槛，而马乐的累积交易金额和违法所得，已经远远超过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一审对马乐“判三缓五”的判决结果，属于量刑偏轻。

10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广东省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于11月27日提请最高检抗诉。

12月8日,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该案,认为本案终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依法提起抗诉是检察机关职权

最高检抗诉最高法，“两高”“对抗”起来了吗？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表示，不能将此误读为“对抗”，最高检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是法律赋予最高检的职权，是一种正常的监督程序。

按照法律程序规定，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但法院对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可依照再审程序对案件再行审理。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目前最高检经过检委会的讨论，决定以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正是基于这个程序。”陈卫东说。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抗诉手段对错误的判决进行纠正，最终达到司法公正。根据最高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为17776件，其中改判6223件。

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应该如何面对？“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陈卫东说，“本案中法院判决结果可能有两个，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维持原判；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的，应当依法改判。”

在法律框架下推动诉讼程序

一直以来，检察系统存在着“重公诉、轻抗诉；只抗轻、不抗重；重配合、轻监督”的情况。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随着司法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推进，公检法之间既要重视配合，更要强化监督。”陈卫东说，“马乐案中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是典型的检察院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这值得肯定，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而不是靠私底下沟通协商去解决，现在是按照法律程序在办事。”

陈卫东同时表示，无论最高法最终是维持原判，还是依法改判，都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检察院既要尊重法院的判决，也要加强监督。

马乐案从深圳市中院一路“打”到最高法，三级检察院持续抗诉近一年。陈卫东认为，这体现了检察院与法院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共同推动法律框架下的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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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检察院抗诉 ？

检察院抗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二审抗诉，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诉。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一审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通过原审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交抗诉书，抗诉书抄送上级检察院，阻止一审判决、裁定生效。

第二种是再审抗诉，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诉。这是各级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错误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审判监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