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从市井的生活方式到绵延的文明路径，都深深地铭刻着文化的轨迹：人们说谁有文化，指的是识文断字，而那些目不识丁的匠人传下来的手艺也是文化遗产——印着文化标记……文化的含义是何等宽广，以至于当我们驻足传统文化的时候，思考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正置身一望无际的领域。

不错，文化看起来近乎是难以把握的，即便是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面对文化无处着手吗？不，就像艺术是由一幅画、一首乐曲等组成的一样，构成文化的细胞是具体的，如一部断代史、一部文学作品之类，人们是可以把握的。文化不是无际荒原野长的蔓草，是人类智慧的具体果实，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本次系列报道中所报道的：在儒学回归乡村讲堂中看到传统文化的守望，在国学浸染当代城市青年时发现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异化”的机器工厂找到传统文化的和谐，等等。

显然，尽管宽泛的传统文化难以定义，但关涉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需要做的无不是具体的工作，我们也只能通过细微的、坚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建成文化复兴的大厦。这个进程同样是繁复难叙的，就像我们关于国学的故事讲述，挂一漏万，也许通过一般化的梳理，能提供一点助益。

激荡与洗礼

说到传统文化，相信当下的国学热并不仅限于曾经的礼俗和道德期待，人们诉求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美好的愿望后面，在消费主义的噪音中，一些人将传统文化的崩坏归罪于百年前“孔家店”的倒塌，应该说这是不公允的。

新文化运动所指向的“孔家店”言必称孔子，意多引朱熹，严格来说只是传统文化教条化的一个偶像，清末的“儒学”实际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儒学门人梁漱溟、熊十力试图“还原”孔学，而接受西方训练的冯友兰和牟宗三更是寄望于西洋哲学的系统理论来重塑儒学。孔门如此，提出“全盘西化”的胡适以及陈独秀等新文化旗手要砸烂“孔家店”自然就无话可说了，只是以为立一堵洋式的高墙就可以割裂和过去的文化源流无疑是不现实的。不说文人理想和乡村变迁，只看胡适之先生就可窥见一斑。

胡适被誉为旧道德的模范，所指我以为绝不只是婚姻，还有礼仪之类的修养，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忠君”这个旧文化典型模式的痕迹。

五四的激荡与洗礼表面上看像是一次试错尝试，那个时代就如林语堂所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为了寻找出路，孔门弟子和新文化斗士都在努力。由于激进者生硬、混乱的思路，加上所处时代的动荡，当然也就不大可能去营造建设性的文化，结果演化成了文化对抗，在新文化运动热潮中，连胡适的师傅杜威到北京后都认为东西文化会融合，但皇帝和总统手下的“忠臣”们却对抗起来。历史地看，同样的错误不只是发生在胡适们身上，每一次文化的对抗基本上都是人为的，而不是文化本身造成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都是如此，其所带来的后果往往带有灾难性，特别是不同阶层的对抗以文化对抗的形式出现的时候。

基于此，在文化的复兴道路上需要谨记，开放的胸怀和宽容的态度是必须的，切忌单向的“全盘西化”和“民粹主义”。

重新审视传统

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在逐步脱离了以神为中心的困宥之后，世俗化了的“圣母像看上去就像一个村姑”（雅克·巴尔赞）。这两层意思实际上国学都有，“民贵君轻”众所周知，细心的读者还能发现孔子在开启求知大门的同时，从未要求过个人崇拜。遗憾的是，在历史事实中，这样的思想有点像是乌托邦，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很难说清楚。撇开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我们还是需要有所把握的。

有两千多年实践意义的传统文化，现在正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同，比如持守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这正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与此类似，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具有确切的现实意义。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孤守儒家旧式的思维方式。简单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便不是对经典儒学的机械革新。在《论语》中很多具体道理未必就适合现代的环境，比如“学而时习之”，其所要求的“学”在很长时间里局限在四书五经的范围。这是正常的，不同时代、环境，有不同的针对性要求，冯友兰当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提出了重方法轻内容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应该说是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比较起现在的儒学乡村学堂，以及城市中开始盛行的国学讲堂，那些只讲、读四书五经的“民粹”国学义士是不是有些落伍呢？

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天人合一”可以这样理解的话，这显然不是关于世界的描述，国学教给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的看法，是一种人生态度：修身不只是人品和道德的自我约束，更是心灵的净化，是灵魂的救赎。

传统与现代是有张力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它们之间内含的冲突，在农耕时代孕育、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如何在信息时代远离乡村的城市发挥作用？这是传统儒学未曾面临的问题，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必须明白，不是回到传统，而是站在现代的舞台上，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诠释传统。否则，很容易回到老路上去：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孔家店”。

扬弃与创新

从上世纪末新儒学兴起到今天的国学热，被不少人视为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当代复兴，这有些理想化了。客观地说，这实际上是问题意识使然，就如中国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一样，现在弥漫世界的西方文明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寻求儒学助力的同时，西方的学者也在寻求其他的解决之路，比如丽贝卡·科斯塔在《即将崩溃的文明》中所展示的那样。

回过来看国学语境下的文明，与现代新儒学相伴也有另类的观点，比如热销过的书：《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如果前一本书感性更多的话，后一部书无疑有些理论的阐述，之中人们可以发现文化投射出的不良身影，比如基于“和合”的“存天理，灭人欲”。老实说，以个案论说公理（文化）的行径非严肃学者所为，但从中我们可以瞥见文化影响的另一面：任何文化都有多向的作用。很多时候，同样的话语，对不同立场的人来说含义是不同的。就说传统文化里几个流行的概念吧。“忠”如果引申为君臣的忠，在今天大约会被看作愚忠，而现代人就不需要“忠”吗？否，更需要，如对法律、对人民的忠诚。再说“孝”，传统的理解是顺从，这明显和尊敬的含义不同。如此等等。

文化是人的，而不是神的。清楚的事实表明，新时代的文化复兴在文字歧意之外，同样不能照搬老祖宗的旨意。传统文化的解读必须是现代的，在扬弃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方能构建出引领我们植根传统、面向未来的和谐文化。

人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自己不闯红灯，所以也不要求他人这样做呢？答案是否定的，也是肯定的，理论上讲不能这样做，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却在这样做。与此相对应，不妨看看西点军校的四条荣誉守则：“不撒谎、不欺骗、不盗窃”，这是修行，紧接之后的第四条则是行动：“同时决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想想看，国学思维下的人们是不是缺少一些行动力？其实，“力行”也是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那么就别坐而论道了，大家携手共创明天吧。

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的这组报道，并非希望把这一课题说得透彻清晰，而是希望大家对这一现实题目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思考、在实践上有所探寻，进而形成合力，聚树木成森林，去开创一片文化复兴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