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这是乌青的诗。

两年前在网上被嘲讽的乌青因为诗集（《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的出版，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使心存诗意念想的木讷人群突然间躁动起来，与之前一边倒的情形不同，在断言“废话”无边的另一边，支持者们振振有词，或有赞誉，诸如“一种语言的实验”。看着喧闹的街肆，乌青俨然成了自成一体的诗人，其可能是“废话”的文字被称为“乌青体”诗歌。鉴于历史上还从未有诗人获得过如此的名号（以名字命名一种体裁），毁誉还真不好分清楚。这并不重要，甚至于到底“废话”堆砌是不是诗也不重要，人们应该审视的是，在忧虑无人读书的网络时空中，乌青的诗冲击力何以如此之大，不仅是5万册的诗集卖断货，还在无人组织的前提下招惹出众多文艺人士的群体对抗，诗歌真的那么重要吗？

诗词本无定型

据一些有品雅士所言，海子是最后一个诗人，如果确如所言，乌青大约是挤不进诗人行列的。这不科学，既然砍柴、放马，甚至“不须放屁”都可以是诗句，“天上的白云真白啊”好像更有诗意，问题是谁能给出定义：什么模样才是诗？

年轻的时候我痴迷过诗，脑子被充塞的诗词整晕的时候也曾研究过这个愚昧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史才是诗，那些掉眼泪的情调不值一提，文艺复兴之后，西人叙事的诗歌逐渐淡出，十四行诗成了最富于传情示爱的文字。回来说咱们华夏，诗言志靠谱，“上下求索”什么的，寄情山水的画面语言也不错，像“大漠孤烟”，“垂泪对宫娥”的落魄，“五花马，千金裘”拿出来给老子换美酒的奢靡都是诗，这是内容，并无定规。再看形式，在规整的唐诗宋词之前也是没有特定章法，你来一段“君子好逑”，他也可以说“长命无绝衰”，至于律诗和词牌的划一，其意在于歌咏，并不是诗词的模子。

理论上说，随行华夏文化数千年的诗词歌赋更没有定型。以词为专攻，致力50年的况周颐认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词以意境为最上”的王国维首推陶渊明为第一，显见其意也不拘于文词和形式。其实在静安先生眼中，儒雅、世俗都不一定是划定诗词的分野，如其言：阅世深得变化，知世浅也能表真情。正所谓身居高楼未必望尽天涯路，隐匿市井也能辨识真情趣。就说李白吧，其诗“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所钟情的吴歌应该类似于《诗经》，属于草根歌谣。再到当代白话诗兴起之初，内容、形式更是散乱，“匹克尼克来江边”亦中亦洋，是胡适大师的杰作。

言归正传。我们确实没有标准界定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然而不仅是在诗人心中，在灿烂的文化源流中，诗歌无疑是精致的典范，似乎是一门需要修炼、需要天赋才可能入门的杰出艺术，零碎的絮叨绝不应该是诗，虽然组织不出清晰的概念，但关于诗的标准人们在内心还是有一个尺度的，问题是艺术的尺度不是僵化的。

诗是艺术，需要创新

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无不以某种容易把握的东西来表达，比如书、音乐、哲学等，当然，还有诗歌。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诗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必然相伴变迁。

从汉乐府歌谣、四言诗，到七言绝句、宋词，这是没问题的，问题的出现往往和文化的巨变相关联。如新文化运动中突起的白话诗。在晚近，朦胧诗盛行之初也不被“精英”认同，有别于之前具象、夸张的情绪表露，朦胧诗因其意象化，象征性的表现方式，被归类到“怪诗”，或者干脆就不是诗。

关于艺术，普遍的认知是对美的追求，虽然偶有“朱门酒肉臭”之类的字样，但那是叙事的范畴，没有人会把诗意生活链接到美好庭院之外，西洋人也不例外，像波德莱尔“恶臭”的《恶之花》就赢得了广泛的责难。比较起来朦胧诗远没那么“恶俗”，然而“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样的怀疑显然是不美的，“有许多时间，像烟”是朦胧不清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是迷茫的，诸如此类的叛逆，原则上讲，似乎不是一种审美享受，直到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之后，这个被青年人追捧的诗群才站上正式的舞台。实质上在朦胧的另一面，诗人们想要的是清新的世界，这依然是美好的。

换一个角度，“诗就是摆脱语言”（乌青）未尝不可，同样置身艺术巅峰的音乐就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彼时的西洋，无论是音乐理论家还是参与创作演奏的艺术家们就轰轰烈烈地尝试过，如汉斯立克所叙，音乐就是音乐，在音乐中得到的审美享受来自纯粹的音乐，而非旋律之外的其他内涵，作曲家们为了不误导听众甚至拒绝赋予乐曲名称。结果是留下了许多只有阿拉伯数字（如作品第几号）的经典，尽管后来的评论家们为了吸引市民，编撰了许多故事装填进去，然而实际上熟悉古典音乐的人对旋律的理解仍旧是不同的。简单说，贝多芬的《命运》在不同的指挥棒下，节奏差别会非常大，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著名乐评人勋伯格一直看不上伯恩斯坦。

富含音韵的汉语言是不是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呢？语言是有歧意的，一定会误导她的接受者，这不只是逻辑学派的观点，而是事实。扯远了，事实上“音乐的纯粹”不过是概念上的东西，真正的深层意味是摆脱宗教故事走上创新之路，朦胧诗作为晚近最后一个获得广泛影响的诗群，背后的坚实支撑正是创新，崛起的诗群不是靠模仿，而是靠创造，震撼了那个时代。

“乌青体”是不是废话，我没有水平下结论，相信数以万计的诗集买家可以在其中找到审美享受。由之激起的波澜与其说是要“摆脱语言”，无疑更像是要脱离旧路的昂首远行，我们不应让他一个人走在陌生的道路上。看到那些嚷嚷振兴多年还在守望外界助力的小舞台，一堆陈芝麻烂谷子，在不知道他们要振兴什么的同时，更感触艺术需要创新。

生活是一首诗

早些时候，随着散文和随笔的兴起，英语文化界有过诗歌与散文孰优的论争，虽然没有结果，但诗歌的沉沦近乎成了事实。我们面临相似的情形，想到写诗的人多过读诗的，不承认诗歌的沉没多少有些尴尬。

但是，“乌青体”的热络证明这种现象并不真实。回溯历史，诗词的没落在宋元之后就出现过，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没落不是因为人们对诗词的淡漠，而是创新没路的结果。唐宋之际，大雅宏达无数，佳词名句无边，诗也好，词也罢，巅峰之侧旧思路已经找不到令人驱遣的词句，而另一个高岭是僵化的孔家店，它耸立在前阻碍着创新的道路，结果是文人墨客自矮三分，只好写些贾宝玉般消遣的文句。直到五四之后，走出僵化思想和生活的新诗才带来了诗歌的另一片天地——生活依旧向往诗意。

客观地说，诗总是和时代的生活紧密关联，就如《蕙风词话》描述宋金时代：“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雪为清。”环视身边的场景，那些追逐“废话”的群体恐怕不只是烦腻了物化追求的单调乏味，更向往着灵魂与感官生活的丰富多彩。

心灵的愉悦重于酒色享乐，就围观“乌青体”的人群来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同意生活应该充满诗意的想象，那么有谁想过，在意境沉寂灯火张扬的环境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呢？尤其是当下，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失落了桂冠的文人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乌青体”与其说是废话，不如说是单调感官生活更传神的另一面，在描述者的笔下，人们应该感受到乌青的真挚，这种心灵的诚意本身就是诗，它让我想到约瑟夫·博伊斯。我并不喜欢拿着雨伞的行为艺术家，但在他离世后，博伊斯的杰作“七千棵橡树”在卡塞尔市民的参与下完成了，其所带来的震撼不是阁楼中的诗人抬头就能仰视到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他的理论，我相信。

只要我们都敞开心扉，用全部的身心去体会、去参与，就不再需要找寻诗意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