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周五，山西省和顺县串村幼儿园里，不断有孩子们阵阵欢快的笑声传来，走廊的墙壁上是一幅幅孩子们可爱的手绘画。

临近傍晚，幼儿园门口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父母等待着孩子们放学。“一周没见，不知道我家小孩长个了没有。”一位年轻的父亲伸长脖子，目光越过栅栏门望向教室。

工作日寄宿幼儿园，周末与父母回家团圆，是这些农民工子女生活的常态。对孩子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住处，更是一个“家”。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这所没有“编制”的幼儿园，却是整个晋中市唯一一所村办寄宿制幼儿园，很受农民工欢迎。然而，记者跟随全总扶贫队走进这所幼儿园采访发现，资金不足、教师流动性大、社会支持力度小，都使这所“体制外”幼儿园的日子并不好过。

国家级贫困县，让串村幼儿园的“尴尬”更为突出，而这在全国却绝非个例。在它背后，是整个农民工群体子女学前教育面临的困境。

幼儿园里来了扶贫队

串村幼儿园的园长赵君，记得这样一个细节：“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学生叫赵圣坤，有天突然就领着全总扶贫队的人来了，当时他们刚从山里下来，鞋子上还全是泥。”

赵圣坤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在山上放羊，周一到周五就寄宿在幼儿园里。当时全总扶贫队经常去山上、村里考察，听赵爸爸讲了家里和幼儿园的难处，立马就让赵圣坤领着下山去了串村幼儿园。

“当时幼儿园算是举步维艰”，赵君介绍说，学前教育不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序列，幼儿园就没有财政补贴。名义上它是村办的，也就没有了县里公办幼儿园的补贴，实际上村里孩子现在只占学生数的10%，村里的支持这些年也基本没了。

这两年，靠着全总扶贫队在设备、师资上给的一些支持，幼儿园的“日子”也在慢慢好转。园里316个孩子，除了30个来自串村，其余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和一些孤儿。

然而，尴尬的“体制外”身份还是时时提醒着幼儿园的捉襟见肘。赵君说了两个数字，“我们一年的学费收入也就20多万元，光冬天的暖气费就要交10万元，剩下的钱要给老师开工资、做日常开支，真的很不容易。”

入园难入园贵困境待破

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老人的教育观念还是落后些，把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对他今后的发展也比较好吧。”一位家长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入园难”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障碍。据了解，和顺虽没有明文规定，但要上县里的公立幼儿园，首先需要本县户籍。一些农民工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联系民办幼儿园一般只有两个答复：已招满，或交高昂的赞助费。

公立幼儿园“入学无门”，民办幼儿园的费用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催生了一批“黑幼儿园”。这些无证幼儿园收费往往较低，大多开设在建筑工地、菜市场周边，很多家长表示，“只是一个托管园，没有专业的幼儿启蒙教育”。据报道，因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办学质量差等问题，武汉曾经在2011年查封了13家无证幼儿园，但这一举措也导致3000多名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

入园难、入园贵，让许多进城务工的年轻父母陷入两难：一方面，他们想把孩子带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城市学前教育对孩子们紧闭大门。

出路在哪里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有官员曾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扩大城市学前教育资源。

今年2月，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介绍，国家实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在实行第二个行动计划。下一步，国家将进一步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更好地方便广大农民工子女的入园问题。

除了弥补公办资源短缺的举措，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大多数民办幼儿园要靠学费收入负担房租、水电费、教师工资及社会保险，单纯的“以学养学”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南京市一所民办幼儿园负责人向记者直言，资金匮乏、社会支持力量不足是限制民办幼儿园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在串村幼儿园，一个寄宿房间晚上只有两名值班老师，她们要负责照看30个孩子，常常整夜不能睡觉。

针对上述问题，各地也在积极尝试，探索出路。多年来，上海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农民工子女幼儿园；2012年，海南省首次出台幼儿园奖补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市县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园问题；今年2月，合肥市取消了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零障碍”就学……

不过，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一个串村幼儿园，承载了接纳年轻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功能，我们在看到了他们的努力的同时，也为其不能承受之重而担忧。

离开串村幼儿园时，和顺已飘起了小雪。“快供暖了，据说今年要建一个换热站，虽然取暖费给我们打折，只收9元一平方米，但对于4000多平方米的幼儿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赵君又开始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