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假如中国工会及其维护职工权益的各项制度、机制、体制是一头虓勇的猛虎，那么，昆明市总创制的“两书”则使它生出了双翼；假如中国工会维权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幅绚烂的织锦，那么，昆明市总发明的“两书”是这幅织锦上新增的两朵娇艳的花。

引子：昆明市总一页A4纸再度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一)“工会要维权，用什么手段去维？”

昆明的冬天只要有阳光就是暖暖的。

赵涤群啜口茶，提起笔在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送来的一页题为《昆明市总工会维权意见书》的A4纸上，签下了是年市总第一份,也是昆明市总工会“工会维权意见书”和“工会维权建议书”新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份市级“维权意见书”。

赵涤群是昆明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在赵涤群至此27年的工作阅历中，他记不清签署过多少名字，这次，他写下的“赵涤群”三字，或许叩开了一扇通往昆明工运史深处的大门。

这天是2011年12月22日。

这份编号为“No.0000101”的“意见书”原件在近3年后，其纸质已经开始泛，呈现了些许沧桑的质感。

引发赵涤群签发“意见书”事由其实是一起极为简单的劳资纠纷。

王燕、陈小玲、张明坤3位职工在昆明一家外资商贸企业“南亚店”打工，因工作环境搞装修，以为释放了甲醛，感到健康受损害，于是和企业发生争执，“她们索赔30万元的损失费”。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长兼工会主席陈小姐说，“我是工会主席，要维护职工权益，但数额太大，我也做不了主，而她们又不肯让步，还在网上发帖子求助，给企业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企业领导被惹急了，态度强硬，“你们到法院告吧，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赔。”

这时，市总工会及时介入了解情况。

“在职工和老板之间，客观上，职工是弱者，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老板的强势不是个体的职工可以对抗的。”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戚永宏说，“没有工会做他们的靠山，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我们市总要积极、巧妙介入，做他们的后盾。”

戚永宏指示赵涤群，“我们不是刚推出‘两书’吗？就用它为职工维权啊。”

于是，赵涤群签发了昆明市总第一份“工会维权意见书”。

这天，距昆明市总以“昆工【2011】48号”文件，向全市各级工会发出《关于建立和推行〈工会维权意见书〉〈工会维权建议书〉制度的通知》恰好整一个月。

“意见书”从职工利益角度提出了四条“意见”，要求该外企在2011年12月31日前作出书面答复：

1.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定及时组织三位职工到规定的部门进行符合医学要求的专项体检和健康体检以确定职工病情；

2.结合体检结果及病情制订必要的治疗方案，确保职工得到必须的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3.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按照职业病防治和工伤处理及赔偿的政策法规要求处理好职工的诉求。

4.在处理职工诉求方面应注重对职工的人文关怀，确保病伤职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符合规定的治疗检查等费用得到及时报销。

签收了市总工会的“意见书”后，该外企逐一应对四条要求，也作了4条答复，完全尊重“意见书”的“意见”，该企业工会主席陈小姐说，“由她们自己选择医院全身筛查，证实不是甲醛中毒，其中一位女工被查出妇科病，妇科病做了手术，手术费用公司也例外给她报销了。”

而后，这件闹成网络事件的劳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这个矛盾得以化解，宣告了昆明市总所发明的工会维权“两书”使工会维权工作从理论、概念的玲珑“楼阁”一下子“落地”到实作层面。

“工会要维权，用什么手段去维？”

工会的诞生，是劳资关系矛盾的必然产物。

既是劳资矛盾的必然产物，这就决定了工会维权的固有特性。

在中国，工会是执政的共产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维护职工权益的第一责任人，中国工会的四项职能中，“维护职工权益”是基本职能。

因此，工会维权的政治正确性和对工运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无需赘言。

和全国所有工会一样，昆明市总也必须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但也和全国所有工会一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凸显，这就是在缺乏具体明晰的手段或平台的前提下，“怎么维”的技术问题成为工会工作中的真问题、大问题。

而在赵涤群看来，工会组织在维权问题上，“有时在充当各党政机关和部门的协办、转办、参与协调的‘二传手’以及‘配角’。”他觉得，“这个角色必须转变，不然，工会组织对职工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不能凸显工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转变这个角色需要解决一个方法论问题，市总党组在思考，“怎样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央和全总提出的维权要求，我们需要一个抓手或者一个平台，新的市总党组形成后，一直在苦苦思索。”

“我们尝试过许多办法，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维权方式。”具体负责推进全市“两书”工作的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彭萍安告诉记者，“甚至考虑过对一些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个案，由市总代言直接诉诸法庭来维权，但这样一来，各种成本太高，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工会是职工自愿的群众组织，不是行政部门，没有、也不会有行政执法权，既要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还要促进社会和谐，这种多功能要求决定了工会维权的方式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过的类似意见书的做法由于行政执法色彩较浓，事实上做不到，推行了20来年证明行不通，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适合工会工作实际的维权方式。”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说。

来自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资料显示，仅在市总推出“两书”的2011年，全市共接受劳动者举报投诉3147件，工资拖欠案件2513件，占80%，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172件，工资拖欠案件占98%。共为4.1773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3885.443万元。

“这种情况，近几年都是有增无已，越来越严重。” 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王正军告诉记者。

劳动监察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成绩，换个角度看，就是劳资矛盾日益激化的现象。

“随着形势的发展，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分配不合理、对职工缺乏人文关怀等现象愈来愈突出。”刘贵红介绍说，“2013年，昆明市总的信访量，已达13.27万人次，这一方面预示着工会在维权工作上必须有担当、有作为，也要求工会必须创新制度，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维权。”

对昆明市总而言，最大的尴尬在于，一方面，维权是工会天经地义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央和全总、市委和省总对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效果明显的手段。

“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工会维权的问题上，我们的‘道’，亦即工会是否应该维护职工权益的问题，已经被党中央和全总早已解决了，我认为，‘术’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怎么维’的问题，是我们要向上级工会作出贡献的问题。”从小喜欢研究军事的“资深军迷”戚永宏说，“没有具体的‘术’的配合，工会必须维护职工权益的‘道’就是句空话，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战略意志的达成，必须建立在战术效果的具体贡献上。”

就昆明市总新的领导班子而言，此时还面临一个微妙的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必须超越以往的光荣，再塑新的辉煌。

集结号吹响 ： “ 提升亮点 ， 再辟新域 ”

2010年8月16日，时年47岁的戚永宏从昆明市晋宁县县委书记任上到昆明市总履新，出任市总党组书记。

1个月后的9月15日上午，昆明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昆明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领导班子。戚永宏当选昆明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

4个月后，2011年1月16日，戚永宏又当选为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戚永宏上任后不久，提出了新一届市总领导班子的工作大纲：“夯实基础，创新特色，提升亮点，再辟新域。”

这16个字在有心人心中，已经掀起层层涟漪，甚至波澜起伏。

“‘再辟新域’4个字对我震撼很大，我感到戚主席这届新班子要有新动作了。”市总宣教部原部长苏雪原讲述了他当时听到这4句话时的心理活动。

昆明市总曾经有过不少辉煌，尤其是困难职工帮扶，盛名远播，多次受到中央和全总领导的高度赞扬。

但辉煌属于一个时代，不可能永远躺在这册前辈工会人的功劳簿上洋洋自得。

“全市720万人口，困难人口大概有20来万，经过党政工青妇等各方多年的努力，其中困难职工目前约2.7万人，再过几年，这些困难职工也要消失了，市总新品牌是什么？”戚永宏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要大家动脑筋思考，“在谱写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辉煌之后，市总要在哪些方面续写新篇章？”

这种思考的压力首先落在以他为首的市总党组一班人身上。

在党组一班人看来，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具有“过渡性、阶段性、应急性”特点，因此，昆明市总应该在发扬光大既有光荣的同时，必须开创一个全新的、系统的、长效的工作大格局，才能续写光采灼人的新华章。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工运理论学者的赞同。

此间关注劳动就业变迁的知名社会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认为，困难职工帮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大规模改制，国家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刚出台，配套不完善，产生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导致其中一些职工形成生活、就业困难的困难群体后，各级工会组织顺应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确保社会稳定的一项阶段性、应急性民生工作，但很明显，随着国家相关保险政策的逐步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这项工作终究要走向历史深处，“而工会永恒的中心工作还是维护职工权益。”

确实，戚永宏、赵涤群、彭萍安、李光、李恪林、方越、赵春华等市总新领导集体只有另觅路径，重新谱写新时代的奋进曲。

也就在此时，一个想法的轮廓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几个人脑中。

“郡县治，天下安”：司马迁道出了县域首长重如泰山的责任

8月22日上午，昆明市呈贡新区，在市级行政中心9号楼二楼的一间紧凑的办公室，戚永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的文件柜、书柜里，摆放着不少军舰、战机、坦克模型，后来才知道，戚永宏还是一个资深军迷，仅《兵器知识》这份杂志，他从小学就订阅到现在，几十年未尝辍止。对各式导弹驱逐舰、坦克、国产系列战机的相关信息，他如数家珍。

在戚永宏眼中，兵器发展的后面，折射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系统性的进步。

“我做县委书记5年，天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头发掉得很厉害，随便挠一下就掉一把，每次洗头或洗澡，盆里总会浮着一层黑黝黝的头发，天晴愁，天阴愁，自己愁，家人愁。”

“没当以前头发很好，又黑又密。”他指着在场的比自己小10多岁的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说，“比贵红的头发还好。”

“当了5年的县委书记，把人当老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流露了少许怅然。

从1981年7月，整整25年，他在呈贡县和晋宁县工作，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

长期的党政工作经历，使戚永宏善于从党政工作视野全局来审视反思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一个县可以理解为一个缩微版的‘国家’，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机构乃至机能——包括外事（外办）和防务（武装部）——它全部都有，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县是宏观的末梢，微观的首位，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县的‘头’，要有全局性眼光，要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视野来观察、思考自己所在县域的各项发展。”

“司马迁说，‘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委婉道出了县里一把手的重要性，更说出了他重如泰山的责任。”

2010年8月16日来到昆明市总履新后，戚永宏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跑企业、下基层、调研各级工会，深入了解各种企业职工的生活、工作状态及所思所想，不停地请益。

“党、政、工，政治、经济、群团工作是一个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的系统，互有渗透交集，为职工维护其经济权益本来就是工会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工会干部要懂经济工作。”

“因此我到工会后经常向一些领导呼吁，工会干部一定要和党政干部交流使用，不能老待在一个岗位干一辈子。”这种看法，在市总党组，不是戚永宏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

“两书”形式灵感源于《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和“家长字条”

赵涤群在工作阅历上与戚永宏有着某些类似的交集。

都从最基层起步，略微不同的是，在未出任县级领导之前，赵涤群当过昆明市寻甸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兼旅游局长，“我那个局长其实是四个局的架构，它包含了规划、建设、城管、公用事业、环保四个方面，干了5年多，这个职位涉及一些很棘手的事儿，就是行政执法，它的总要求是要依法、遵规、履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7年4月出任市总副主席后，赵涤群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我分管生产保护部，经常参加市里的安全生产检查，涉及维护职工生命权、健康权的工作，在联合执法过程中，我担任一个工作组的组长，看到市安监局有一份《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发现被检查企业有安全问题或隐患，就下发此书，要求它在规定时间内，按某种规范或标准，整治排除安全隐患，而且这份《指令书》要求对方必须有整改完毕的书面回复，这给我琢磨工会维权的‘两书’提供了思考的角度。”

多次参与安监局的联合执法，赵涤群悟到了一个道理，“工会是群团组织，没有行政执法权，但有批评权、建议权和社会监督权，但是，即使是监督，也要有手段，这手段是什么？”

从安监局的《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赵涤群觉得可以借鉴它的某些理念和形式，适当改良，为工会维权服务，“以改变以往发现有对职工的侵权现象，只是口头上说说，说完就完，提意见的和接受意见的，都很随意，没有严肃性、正式性的状态。”

2011年10月，赵涤群亲自动手设计“两书”，初稿出来后，经验告诉他，涉及维护职工权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涉及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必须有法律人把关，此时，他想到了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我请贵红过来，把初稿给他，和他谈了我的想法，请他把方案细化，拿出一个‘成品’，再向戚主席报告，同时上会研究。”

刘贵红1997年7月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先在昆明市的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工作了8年，于2005年8月调入昆明市总担任法律工作部部长，这位“70后”，曾在检察院、法院等执法部门实习工作过，从事工会工作敬业、专业、忠诚、点子多，曾先后策划了百名律师入驻昆明市总、争取在市总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庭等项工作，是市总领导甚为倚重的法律专业人才。

拿到了赵涤群的稿子，余下的一堆复杂的策划设计就成了他的工作。

从此，白天办公室桌案边，家中书案旁，夜里台灯下，刘贵红成为了具体催生“两书”的设计者。

2005年5月，与赵涤群同时到市总工会担任领导的还有一位女士，名叫彭萍安。

彭萍安的经历相对“简单”。

当过小学老师、校长，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2005年5月，调到昆明市总任副主席至今。

小学老师的生涯中，彭萍安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有的孩子有问题，表现不好，需要和他父母交流，我们就写个字条叫孩子带回家交给家长看，条子上没有别的内容，一般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家长来学校找我，如果口头叫孩子回家传达口信，一则孩子贪玩忘性大，会忘记，再则不严肃、不正式，可能不会引起家长的重视，这个字条，实际上是发通知给他父母。”

别小看这个写字条发通知的行为，它对彭萍安后来配合赵涤群，指导刘贵红等人出台“两书”具有很大意义，因为这个行为和“两书”的模式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已经具有后来“两书”的某些雏形，所以当赵涤群有了“两书”的初步想法，几个人一交流，思想一碰撞的时候，彭萍安就成了“两书”的坚定拥趸者和卖力推动者。

她对这种模式太熟悉了。

“两书”所以诞生于昆明市总的有利条件还有一个，这就是昆明市总兼有工会领导机关和实战单位的双重角色，“地市级以上的领导机关，指导性强，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等于没有试验田，缺乏基层工会工作的具体感受，出不了想法；地市级以下的工会组织，又太实际了，缺乏领导机关宏观全局的目光，也难以出想法。”

行文至此，昆明市总所推出的维权“两书”的大致经络已经凸显——

首先是在戚永宏的“跳出工会看工会，跳出工会干工会”的宏观视野要求下，昆明市总必须超越已有成就和必须创新自身的紧迫感，对工会维权工作提出了新视角。

其次是赵涤群、彭萍安等市总领导将个人既往的工作经验解码、重置，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重组而形成了清晰的概念。

再次是市总党组充分咀嚼了全总关于维权工作坚持“主动、依法、科学”原则的精髓，调动刘贵红等法律人的工作激情，在全会广泛动员，获得全会上下一致支持的结果。

昆明市总维权“两书”特色：“无门槛、无投入、无风险”

如同初为人父在产房外迎接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惊喜、亢奋并忐忑，赵涤群觉得自己那支笔有千钧之重。

报送戚永宏最后审查批准后，赵涤群意犹未尽，他把心目中的“法学家”刘贵红叫到办公室来，“贵红，我要签发了，咱这个文件不会有问题吧？”

刘贵红用一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回应他，“我反复琢磨过，没问题，赵常务，你放心签吧。”

这天是2011年11月22日。

这天，赵涤群签发了昆明市总工会“昆工【2011】48号”文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建立和推行〈工会维权意见书〉〈工会维权建议书〉制度的通知》。

赵涤群做事的风格是“理性决策，果断实施”，他用“摔杯子”的比喻给记者讲述了他决策的心理过程——

“我会首先认真评估摔了这杯子会不会有我无法承担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或者有，但只是我完全能承担得起的轻微后果，那就坚决摔。”

“有人一做事，就说‘怕万一怎样’，我听了就烦，除了你的万分之一可能，还有万分之9999的概率不会发生，难道因为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我们就不做工作了？躲在家里难说还被天上的陨石砸死呢，因此就不活了？”他问。

美国公共选择理论著名学者安东尼·唐斯谈到“决策”时说：“决策是一个具有内在风险的过程，因为这些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不受欢迎的，或两者皆有。”

在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赵涤群喜欢迎着“风险”上。

赵涤群签发的这份文件，包括“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工作程序、相关要求”等四大项内容，在“工作程序”里，文件要求，“‘两书’由市总统一制作、编号、程序、管理。”

“两书”具体分为“工会维权意见书 ”和“工会维权建议书”。

前者由工会向违法单位发出，后者是出现违法单位对工会所发“意见”置之不理、拒不履行等抵制情况，由县级以上工会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出，策动政府职能部门对违法单位依法予以处罚。

简言之，“意见书”由基层以上工会向包括企业在内的用人单位发送；“建议书”由县级以上工会向政府管理职能部门发送。

“两书”各自的特色，赵涤群分别用了16个字作了总结：“‘意见书’，发现问题、温馨提示、提出意见、要求整改。‘建议书’，提供线索、表明态度、请求支持、监督执法。”

“意见书”和“建议书”的功能、目的、意义于此一目了然。

刘贵红介绍说，这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维权手段，“从操作层面来说，可以用9个字来概括：‘无门槛、无投入、无风险。’经过3年的实践，我们感到，只要愿意采用这种方式，任何工会，从乡镇工会到更高级别的工会，从地方工会到产业、行业工会，均无障碍，具有普适性。”

“一句话，”他笑笑道，“任何地方、任何工会，只要愿意做，都很容易做到，技术上也没有难度。”

按照“昆工【2011】48号”文件的规定，具体操作路径是——

第一，《工会维权意见书》由各级工会在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导致职工权益受侵害的行为并需要提出相关意见时使用。

第二，《意见书》一般由基层工会发出，由基层工会主席签发；重要事项或重大问题可由昆明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产业工会发出，应由同级工会分管副主席签发并报备市总。

第三，《建议书》由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总工会在用人单位拒不履行《意见书》时提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时使用。

第四，《建议书》由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总工会发出，由同级工会主席或副主席签发并报备市总。

第五，《意见书》发出10个工作日后，如用人单位不履行，由本级工会向上一级工会提出签发《建议书》的申请意见，逐级报送至有权签发《建议书》的工会，由该工会审核处理。

第六，工会开展维权工作及签发“两书”的工作程序可参照《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为了把“两书”推行到位，这份文件要求市总法律工作部、女工部、组织部、生活部、生产部、宣教部各司其职，在市总统一领导下做好“两书”的推进工作。

最后，考虑到工会在现实格局中的处境，“两书”设计者还参考工会资产保护的一些做法，特别设计了“上代下”发放“两书”。

彭萍安说，“所谓‘上代下’，就是指各级工会遇到需要发送‘两书’而又有所顾忌，由其上一级或者更上级工会代其向违法用人单位发送‘两书’，这样可以回避一些特殊复杂关系，例如，某乡镇工会因为关系不好处理不便向其乡镇用人单位发送‘意见书’，可以向县总说明情况，由县总以县总名义发送‘意见书’，依次类推。”

“前面讲到的三位职工因‘疑似甲醛中毒’与外资企业的纠纷，原本在五华区，考虑到区总的特殊角度，就是由市总代他们发‘意见书’的。”

彭萍安尤其记得“两书”工作在一开始推进的艰辛，“先是发文件，组织各县市区工会干部培训学习，树了一个典型，就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以点带面，编出两册‘两书’案例选辑，人手一册，教他们怎么做，鼓励他们大胆做，一开始有的县区工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发‘意见书’，我们也包容，他们需要练习、练胆。”

2012年2月23日，本报一版头条，以《昆明市总意见书和建议书制度提高维权效率 企业有“违法” 工会提“意见” 企业不整改 工会“建议”管》为题，报道了昆明市总的这项全新的工作。

仔细品咂这份文件，记者还发现了文件起草者刘贵红对“用人单位”这一措辞的微妙深远用意，“用人单位”在文件中共出现了7处，稍不留意就会滑过眼球。

“肌理细腻骨肉匀”：“先礼后兵”携手“软中带硬”

“两书”是昆明市总领导对工会维权现实困境的突破，但它首先是对工会维权理论深刻思考的结果。

云南工青妇干部学校常务副校长、教授、知名工运理论专家刘驰从5个维度把昆明市总“两书”的理论特色作了解读——

“首先，昆明市的‘两书’制度搭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制度平台。它把工会维权落到了实处，不再空泛地讲维权，而是实打实地做维权。

一方面是工会要深入企业去了解职工的各项权利是否有保障，一方面，职工来访反映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工会接待人员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是登记一下，就转给有关方面去处理，它倒逼着工会为职工权益去‘冲锋陷阵’。

其次，这个制度建立后，工会有了维权预警功能。

‘两书’制度不仅仅是在发现问题后的高度和深度介入，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各级工会做‘聪明人’，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视于无形。’就是在职工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实施预警性干预，以有效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再次，‘两书’制度客观上‘逼着’工会干部制度性地坚持走群众路线，是目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性保障措施。

你想，工会干部要发现问题，必须深入厂矿车间职工宿舍等生产生活第一线，深入调查了解，实地踏勘，就是逼着工会干部不能偷懒。

第四，‘两书’制度逼着工会干部包括工会主席一定要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法律素质。

‘两书’涉及诸多很专业的各行各业职业规范、要求，涉及许多法律基本常识，工会干部不仅不能开黄腔，还要有水准解决问题，这样被提意见方才会服气，才会配合你工作，其实，提问题、提意见是很需要水平的，能否精准到位、专业地提意见其实也是衡量一个工会是否有水平的指标。

全总早些年前就提出，工会干部要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协调劳动关系专家，这也是纲领性、原则性的要求，昆明市总‘两书’的实施，也是倒逼工会干部的素质向这‘三家’靠拢的具体举措，意义之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第五，因为‘建议书’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配合，还逼着各级工会要和党政领导去打交道，理解人家，亲近人家，形成维权合力，不能像以往一样，单打独斗，自行其是。”

刘驰还进一步认为，由于“两书”需要积极协调政府管理部门，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予工会有力的配合，“这就整合了社会资源，调集了行政管理资源、国家法制资源，形成‘大工会’工作格局，从工会主动有为的角度诠释了党委要求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的积极含义。”

彭萍安对于刘驰教授的看法很有感触，她讲述了两个自己和基层工会干部通过“两书”获得知识提升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要给一家单位发‘意见书’，需要我签发，内容是要这家单位纠正一个怀孕已达7个多月的女工还在上夜班的侵权问题，其实当时我也不懂到底女职工怀孕多少个月就不能上夜班的法律，赶紧请贵红找《劳动法》保护女职工的内容来看，终于弄懂了。”

“西山区的大观酒店工会想给行政就涨工资发‘意见书’，我要他们先做测算，看看到底涨多少合适，要有科学的依据，他们说不会，我叫他们守着餐厅记录，一个星期下来，就知道一共销售了多少桌，老板赚了多少，食材、耗材是多少，有理有据给人提，最后提出每人每月加薪300元，老板爽快答应了。”

刘驰说，“‘两书’有两个‘反促’，反促工会干部提升业务法律素质，反促执法部门认真履职。”

此外，刘驰还认为，“两书”所具有的形式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能忽略的，她认为，“人类的语言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之分，一般而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也就具有非正式和正式的区别。”

“从人的心理上说，口头交流简单便捷，但同时它不具备备忘性、记录性、固定性，因此缺乏正式性和严肃性，心理上容易忽略和忘记，不像书面交流。”

“一般来说，书面交流具有认真性、正式性、严肃性、记录性、提示性、备忘性、固定性、证据性、契约性。”

“比如，你邀请人吃饭——如婚宴——打个电话或当面招呼一声，”刘驰用宴请打比方，“和发个请柬使被邀请对象对邀请行为的重视度完全不一样，前者一般可来可不来，但后者一般不可拒绝。因为邀请方是严肃的、正式的、半契约的。”

“书面交流这个问题的心理基础是，一旦有人给你来了书面交涉后，如果你不回答，除了不礼貌外，更重要的是，这文书带有契约性，第一，你得签收，第二，你得履行，第三，你得有履行的结果。这就给接受者带来了心理压力，从而调整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以严肃认真的心态去履行。”

顺着刘驰的思路，刘贵红则认为，“两书”具有抓铁留痕的功能，“因此具有法律上的证据作用和价值。”

说到“两书”的形式上的柔性和实质上的硬朗，赵涤群用两个词汇来表述，“一个是先礼后兵，一个是软中带硬。”

他说：“‘意见书’在前，就是先来软乎的、礼节性的，‘建议书’在后，就是在你漠视工会‘意见’后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提意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中，一直是正当的，受到鼓励的，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彼此之间相互都可以提意见，而且，一般而言，大家理解提意见都是善意的，是否中肯还在其次，提意见的形式容易得到被提意见者的接纳和理解，一般不会引起对方激烈的反感。”

“我理解，”他进一步解释道，“‘意见书’以书面形式发送，上面有工会主席的签字，有工会的大红印鉴，本身就具备了刘驰教授所说的正式性、严肃性，其次，‘意见书’上明确要求被提‘意见’方必须在10个工作日对所提‘意见’进行书面回复，客观上有军事、外交上的‘通牒’意味，所以是软中带硬。”

彭萍安说得更直接，“‘意见书’是橡皮子弹，‘建议书’是真子弹，用安宁市总主席王梅的话说，第一枪警告你，第二枪要你命。”

显然，“两书”具有不怒而威的气场。

据了解，从2011年12月22日第一份“意见书”发放到记者开始采访的6月1日，全市已经发送了2597份“意见书”，据彭萍安介绍，“全部‘意见书’都有书面回复和整改，而且没有一例‘建议书’，我们很欣慰。”

为什么没有一例“建议书”？为什么彭萍安反而因此感到“很欣慰”？

带着疑问，记者专门和赵涤群做了交流。

“这个问题很简单，”赵涤群款款道来，“‘两书’是工会维权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手段，我们既要维护职工权益，也要维护社会稳定，服从于、服务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这就要求工会维权要尽量考虑不要激化矛盾，用最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设计构思‘两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在‘意见书’层面就得到解决，不要发展到逼着工会发送‘建议书’，策动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参与进来，行政执法部门一旦参与，他们的手段就是依照国家法律对当事者进行处罚，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目前发送量2597例，没有一例‘建议书’，恰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效果，也是预设的目标。”

“当然，”他补充道，“这不排除以后对个别知错不改的用人单位，诉诸行政执法部门，对它进行法律干预的可能。”

“资深军迷”戚永宏则从军事学观点来解读这种现象，“兵书里的上上境界就是兵不血刃，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杀手锏’必须有，但不等于每战必用。”

“两书”因为这种由软而硬、先礼后兵的逐渐递进的梯次设计，对一些违法单位，其威力不容小觑。

“两书”刚开始推行，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街道工会在2012年1月12日至29日的17天内，就用“意见书”平复了两起欠薪事件，为农民工追回欠薪250多万元。

2012年1月12日，盘龙区拓东街道工会联合会接到金泰大厦工会反映，该大厦15楼有农民工讨薪，经了解，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200多万元，街道工会立即下发“意见书”，要求尽快解决，延至16日，涉事公司不得不先行支付200万元作为工资发放。

1月19日，拓东街道工会又得到举报，驻拓东大厦的某公司在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建设项目中拖欠工程款1300多万元，其中含农民工工资50多万元，街道工会当即向涉事企业发送了“意见书”，并且居中调解，公司方承诺将50万元工资在10天内支付，1月29日，农民工终于拿回了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彭萍安说：“宜良县总原常务副主席李承辉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谈建会，饭吃了，酒也喝了，人家也答应建会了，可一转身，人家就‘忘’了，李承辉一怒之下，给它送去了意见书，嗨，不到5天建会了。”

从行政执法者的角度看，工会组织及其“建议书”是他们贯彻实施国家法律的有力“帮手”。

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潘开平表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工会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2011年以来，昆明市总工会推出的工会维权‘意见书’和‘建议书’，在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

“工会‘两书’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关心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是构建安全生产工作大格局的一个典范。”潘开平说，“‘意见书’的发出，可以促进生产单位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把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建议书’一则为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查处违章违法的线索，同时也敦促我们认真履职，依法办事。”

他说，“这里表个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工会开展好这项工作，以帮助我们认真履行好监管职责，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潘开平坦言，一旦收到工会所发的“建议书”，将按被举报人所触犯法律的处罚上限进行治理，以此来支持帮助工会的维权工作，“不仅要支持工会，我们还要把‘建议书’所提出的问题视为举报，若查证属实，哪个工会发出的‘建议书’还会得到我们的奖励，一起案件，至少奖励1000元，欢迎各级工会向我们以‘建议书’方式举报违反安全生产管理的违法行为。”

在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王正军的眼中，“建议书”也是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负责任的“实名举报”，“按我们的工作流程，收到举报视为受案，情况基本属实，就要立案调查，最后依据违法事实和相关法条处罚。”

他认为，工会组织的书面举报，与一般的公民个体举报，尤其是匿名举报相比，其权威性、可信度更高，更加引起执法部门的重视。

据王正军介绍，他所在支队仅有执法人员40人，每个县市区劳动执法监察人员一般就10来人，全市加一块，不到200人，但他们面对的是全市19万户各类企业，工会组织则普遍深入、密布到几乎所有企业，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的违法问题，从这个角度，王正军甚至把工会组织看成了劳动监察的“编外部队”，可以弥补行政部门人手的严重不足。

“有了‘两书’可及时提供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线索或者依据、证据，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等于额外增加了一支劳动执法监察队伍。”他说。

从市总领导的观念里，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态度可以看出，“建议书”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一些侵害职工权利又无所忌惮的人头上，需要落下的时候，它将毫不犹豫。

彭萍安扬戈跃马：剑指护士怀孕7个多月还“被上夜班”

“两书”工作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市总领导明白，一个新事物，一项新工作，首先要做出一个模板，大伙儿才能“依葫芦画瓢”，而且这个阶段是必然和必须的。

2012年1月初，市总接到一家肾病医院职工“线报”，说有个护士怀孕已经7个多月了还在被要求上夜班，他们感到这似乎有问题。

赵涤群、彭萍安觉得这是一个给下级工会展示怎样开展“两书”维权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决定由市总来做这个案例，赵涤群说，“并且决定由彭副主席亲自抓。”

彭萍安带人前往该医院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值夜班的女职工已经怀孕达7个半月，“但是，怀孕7个多月上夜班是否违法、违什么法等，需要有法律依据做支撑，我经过查找，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劳动法》第七章‘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里找到了法律依据——‘对怀孕7个月（含７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吃了“法律定心丸”，彭萍安签署了“昆工维字第92号”“工会维权意见书”，要求“第一，立即对这位女护士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整，不得再安排其从事夜班工作。第二，劳动时间内应当安排一定休息时间。”

“院长表示，对女护士怀孕这事，是知道的，但具体怀孕几个月，自己是男性，不便探听。”彭萍安说，“也许以后再遇到女职工大腹便便，他必须要过问了，哈哈。”

“更重要的是，这个医院女医生、女护士比较多，从纠正这位女职工的侵权个案开始，彭萍安几次和院领导沟通交流，督促该医院建立对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制度。”赵涤群告诉记者。

推行工作中，彭萍安亲自拍马上阵之外，更多的是辅导基层工会怎么做。

位于寻甸县金所工业园区的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是一个2009年8月25日成立、2013年6月才正式投产的化工企业，“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个特点，”该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杨秀梅告诉记者，“年轻女职工比重大，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全部职工930人，女职工有297人，面临结婚、生育高峰，目前就有10多个怀孕的。”

这样，一个适合母婴相聚的哺育室就是维护女职工权益的具体体现。

寻甸县总工会副主席晏满定获悉情况后，向彭萍安做了汇报，彭萍安指示晏满定用“意见书”敦促先锋化工按照“母爱十平方”项目标准建一个母乳喂养室，2014年7月3日，“意见书”送达先锋化工行政方，杨秀梅说，“看到‘意见书’，公司领导很高兴，叫我赶紧办，同时回复县总，7月17日就建成了母乳喂养室，次日就投入使用，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邓学良还专门就此事表扬我。”

7月29日下午，本报记者踏入了这间26天前尚不存在的，似乎还散发着几级工会关爱余温的足有40多平方米的“母乳喂养室”……

市总领导亲力亲为的结果有时很奇谲。

比如这件迄今为止2597份“意见书”中唯一一份“工会对工会”提“意见”的案例。

西山区马街街道总工会接到职工反映，街道机关工会对机关干部职工的关爱慰问标准不一，“一般干部职工生病住院，最多200元，一束花，而领导干部则是500元，一束花，还加一个果篮。”

彭萍安了解情况后，决定干预，“还不是慰问金多少的问题，是公平与否的问题。”

她来到街道总工会，辅导他们于2012年4月13日，由街道总工会向机关工会发出一份“意见书”，要求统一慰问看望的相关标准，“建议生日慰问由100元提升到200元，住院慰问由200元提升到500元，助丧关爱慰问标准由500元提升到1000元，所有人不分领导、职工，一律按此标准执行。”

“意见”得到了马街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完全同意按街道总工会的“意见”办，4月16日，由机关工会向街道总工会做了书面回复。

马街街道总工会“两书”干预面很广。

民企昆明天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职工极想参加云南省总组织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但前8期都没有参加，马街街道总工会知道后，一方面沟通联系，给企业领导讲解参加这项活动对企业和职工的好处，同时下发了一份“意见书”，最后公司同意全部82名职工自第9期活动开始参加，且由企业为职工分担50%的缴费。

截至发稿时，据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肖国介绍，“全区‘意见书’已累计下达了196份，解决了不少职工的切身权益。”

事实上，在“两书”推展之初，市总整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亲力亲为者，在记者搜集到的资料中，就有市总副主席李光以及时任市总副主席、现任调研员的方越、赵春华所签发的好几份“意见书”。

“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轻轻飘过”

记者翻阅了市总提供的两本“两书”工作案例选编，发现过去3年里，各级工会所发“意见书”涉及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9大类——维护职工政治民主权利、维护职工参加工会权利、维护职工劳动权利、经济权利、安全卫生和生命健康权利、精神文化权利、性别平等和女职工特殊权利、职工生活福利权益等。

其中包括了未建工会、涉及职工利益的事项未交职代会审议通过、拖欠工资和厂务不公开、不定期召开职代会、未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不缴纳社保、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既有涉及职工最核心的工资收益、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乃至职工缺乏上班宿舍等权益，也有工作场所灯光晦暗影响职工行路等类“鸡毛蒜皮”般的小事。

彭萍安说，2012年年初“两书”工作在全市普遍推开时，市总甚至采取先下任务、事后考核的强制办法在全市推展这项工作，“市总本级业务部门先做，法律工作部、女工部、生产部、生活部等业务部门要求每年不得发出少于5份‘意见书’，14个县市区，每个每年不得少于10份。”

她觉得，一开始这是必须的，“接受新事物有个过程，大家需要摸索经验。”

“‘两书’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以前工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发送权限我们把它设置到最基层的工会，大家的确有个适应的过程。”彭萍安说，“就连我自己也有这个过程，一开始，有的基层工会发送的‘意见书’甚至干预到职工在工地如何戴安全头盔，我们发现后赶紧纠正，戴头盔有它特定的安全规范，工会怎么能去教人家戴头盔？万一你教的就是错误的，出事是不是你兜着？”

“有‘意见书’关于工地施工安全提出要防止废料伤人，我说，要是刚运来的钢筋扎人，你咋办？人家说，现在伤人的不是废料，是新料，你没有叫我们注意，这样咱就很被动。”刘贵红补充道。

发现类似问题后，赵涤群叫法律工作部的人好好琢磨，大致划出一条线来，原则性地定出哪些可发“意见书”，哪些不发，“要原则，不要太具体。太具体，工会做不到。”

他认为，工会为职工维权，在现实条件下，必须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不能漫无边际，“因为好些事，虽然关涉职工最大的切身权益，但它复杂艰难，是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统筹研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市级工会可以做到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工会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自不量力用‘两书’去干预，弄成笑话。”

这时，市总领导发现，“两书”若无边界，就有“阿喀琉斯之踵”，“若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两书’流产，因为整上几件事都是工会做不到的，时间一长，大伙儿就会对‘两书’丧失信心。”

戚永宏认为，出现这样的事，不仅仅是怎样发送“两书”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基层工会干部做工会工作观察问题的角度有问题，工作的理念也有问题，“是不是凡是涉及有损职工权益的所有事，我们都要去发‘两书’？都要去管？理论上说，工会为职工维权，当然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方位维护，但我们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特定地位决定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第一，有的事，虽然涉及工会，但主要是政府应该做的。第二，工会没有行政资源、执法资源、经济资源，自身的能力有限，遇到‘意见书’有‘滥发’的苗头后，我们主要从省总前几年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去找思路。”

戚永宏所说的“省总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是非常精炼的三句话：“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

戚永宏也觉得工会要在“谋、需、能”三个节点上去找到工作的交集点，三者缺一不可。

于是，“两书”所能、所不能的两条清晰的边界诞生了：

首先，属于需要党和政府解决的大问题，以及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关注的普遍性大难题，工会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不宜以“两书”涉及，视具体情况，用其他方式介入。

其次，太具体、太专业的问题一般不涉及，所提“意见”不宜太具体，只提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个案的‘意见’慎重把关，因为我们担心有人滥用权力。”

“我如果理解得不错，戚主席等几位领导是这个意思。”刘贵红用一句网络味十足的俏皮话做了总结，“推行‘两书’工作就是要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可以轻轻飘过。”

“维权”是“系统工程”：以“两书”单兵突进是不智之举

如果说到“贝塔朗菲”、“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类学术味浓的人名或概念，一般人或许会茫然不知所之，那么，我们不妨换种“很中国”的说法——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纲举目张；举一反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以上这些说法，全部是在描述一个道理，那就是，看问题、解决问题，要用“系统论”的原理，要有“系统”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联系、整体、发展的视角。

美籍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是“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创立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贝塔朗菲服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他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要素性能好，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局部好，不必然等于整体性能好。

在酝酿“两书”之初，昆明市总领导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仅仅单靠发“两书”，而不能巧妙地借助党政资源、社会各界、法律政策制度等力量形成合力，换言之，不从系统的角度去使用“两书”，“两书”就是一张废纸。

戚永宏觉得，昆明市总的“两书”目的之一固然是要促进工会维护工作，使职工直接受益，“但用‘两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法定保险等，又何尝不是维护职工的权利？这些维护，有些迂回，不是那么直接，但维护的是职工更重要、更长远、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利。”

赵涤群说，“本身工会就是力量比较弱的群团组织，不借助其他资源，形成合力，难以成事，又何况是工会发出的‘两书’？‘建议书’借力行政执法部门的理念设计，就是系统思想在工会维权工作的体现。”

可见，一页薄薄的A4纸所承载的一份“两书”所以“虎虎生威”，它后面凝聚着各级工会组织牵手其他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合力”。

在安宁市，市总工会经常牵手的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是安监、人社、环保，安宁市总副主席杨利告诉记者，他们总是携手这三家联合行动，曾经一起联合检查执法3天，“发了21份‘意见书’。”

在富民县，县总总是和县劳动执法监察大队一起行动，收到的效果大大超出自己一家单兵出击。

也正是基于对“两书”所预示的“系统”的张力的认知，在昆明市，各级工会利用“意见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保险、厂务公开这5个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最紧密、最重要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记者仅从市总编辑的两本“案例选编”初步统计，全部166个案例中，涉及上述5个方面的“意见书”有34份，占这两册“选编”全部案例的20.5%。

“而这些过去就靠工会干部怀揣一颗‘妈妈心’，用一张‘婆婆嘴’去和用人单位打交道，唾沫说成泥丸，收效却甚微。”彭萍安告诉记者。

一张网和一个网眼的关系：富民县总生动的系统样本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工会用“系统”的思维，借力其他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并造势，使得一纸菲薄的“意见书”竟然轻松收到了“四两拨千钧”之效的动人案例。

在这些案例中，富民县总工会所创造的这个例子殊堪玩味。

住进了县城公租房，富民城乡公交公司驾驶员李师傅再也不用一年约有360天，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起床摸黑骑着摩托从距县城20来公里的村子向县城飞奔了。

与他同命运的合同制农民工有120人“沾光”。

李师傅不知道的是，他和工友们的命运改变源自富民县总工会联合县政协的合力推动，也源自县总工会副主席张志宏作为县政协委员的角色自觉。

2008年，按照昆明市政府关于昆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富民县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28日挂牌成立。

迄今，该公司先后开通了23条城乡公交线路，有营运车辆101辆，驾驶员及工作人员160余人。

“这160多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各村的农民工。”

7月17日，在富民县总逼仄而洁净的会议室，儒雅而清癯的张志宏对记者娓娓道来，“部分城乡公交班次清晨6点就要发车，晚上22点才收车，公交车必须从县城发车，但驾驶员都住在离县城10公里以至30公里外的地方，他们每天上班全靠骑摩托车在住家和县城之间奔波，上下班十分不便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最早的凌晨3：30就起床奔向位于县城的公司来上班，晚上8：30才收工，骑着摩托回到家已经10点左右，每天的睡眠就三四个小时，”张志宏说，事实上，因为疲劳驾驶，已经出过事故，“有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连着两天掉了3辆车，只不过后果不严重而已。”

张志宏从事工会工作多年，好钻研学习，他从系统观点来审视这件“住房案”，在房子与乘客人身安全和党委政府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感到，不解决驾驶员的住房迟早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可以预料也可以规避的灾祸啊，岂能坐视它发生？”

为此，县总携手县交通局为在县城解决这些农民工宿舍呼吁了4年，一直解决不了。

显然，解决职工住房绝不是工会一家能力范围可及的，张志宏想到了自己的县政协委员身份，“何不从政协参政议政角度来推进这项工作呢？”

他把想法告诉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主席徐世荣。

徐世荣觉得工会就是要善于借力打力，“志宏所提的这个方式很好，所提时机更好，这时，县政府准备在2013年拿出4.25亿元建公租房2071套，总建筑面积111036.8平方米，2013年底前竣工。”

2013年1月11日，借县政协开会之机，张志宏领衔联名周世荣、杨建琼、李庆辉3位委员，提出了《关于请求解决富民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公租房问题的建议》。

与此同时，张志宏还利用自己与县政府分管城建、土地、交通、规划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朱伟私交甚笃的便利，积极为农民工说项。

2013年6月18日，县住建局针对张志宏等人的提案正式回复，表示会在2013年所建的公租房中为城乡公交公司农民工驾驶员解决120套住房。

两个月后，120套住房的钥匙交到了公交司机手中，“政府想得很周到，考虑到司机们的职业性质，故意把楼幢之间的间距加大，使得驾驶员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所住楼房下停放，这就最大限度保障了司机休息时间。”

很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没有从“系统”的角度着手，仅仅靠发一纸“意见书”，不可能解决120套农民工的公租房问题。

县总工会、县政协、政协提案、多位政协委员联署、县交通局、常务副县长、起早贪黑、骑摩托上下班、几十公里回家路程、疲劳驾驶、安全隐患严重、乘客生命安全、党委政府形象、职工权益维护……这些看上去毫不搭界的元素被“系统”这根金线给串起来，形成一个荣枯与共、生死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促进有关领导和部门下决心解决问题，客观上很好地维护了职工的权利。

采访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记者与张志宏分享了一个寓言——

一张捕鸟的网捉到了一只鸟。有人仔细观察了捕鸟网后发现，其实这只鸟就只被一个网眼捉住，他觉得织一张网捕鸟，浪费太大，于是别出心裁，只用一根丝线做了一个圆圈，类似于捕住鸟儿的那个网眼，然后挥舞着这个圆圈漫天去捕鸟……

张志宏未听完，早已忍俊不禁了。

“两书”的“曲突徙薪”功能：对生命的尊重与国家形象的维护

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霍光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名叫“曲突徙薪”的故事穿越时空，与“两书”的设计初衷发生了联系：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

主人乃寤而请之。

这段古训的主题是：

提出安全预警劝告的人不被认为有恩于失火人家，反而那些救火受伤的人成了他的座上宾。

从人的心理上说，“侥幸”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趋利避害心理，但问题往往是，就在自己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也玩一次“俄罗斯轮盘赌”游戏时，幸运却不会总是垂青玩家。

昆明市总所以发明“两书”就是要克服这种靠撞大运过日子的心态。

可是，人性潜在的弱点就在于，当你真用“意见书”来终止了一场巨大的灾祸后，没有人会感受到那页A4纸的“恩宠”的，因为，正是这张纸所具有的“禁未然”的功能，断绝了“施已然”的后果发生，所谓“巨大的灾祸”压根儿没发生，于是，在一般人眼中，那张纸没有任何价值。

但对于工会工作来说，有时候，“禁未然”和“施已然”的差别或许是生命的陨灭。

就在记者采写昆明市总“两书”工作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铝镁粉粉尘爆炸。

2014年8月2日上午7时37分许，伴随巨大的爆炸声，烈焰浓烟冲天而起，一大批工人或死或伤。

据报道，截至8月4日，事故已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

受害者中，也有云南籍的工人。

虽然事故远在数千里之外，但看到这么多工人死伤，昆明市总领导的心情还是沉重的，他们推人及己，想到自己的“辖区”是否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立即组织基层工会对类似企业排查，赵涤群说，要做到“守土有责”。

8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昆明市嵩明县的昆明云松铝粉厂采访，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李云东在介绍自己的安全保护措施时，也给记者做了金属粉尘安全问题的科普：“铝粉是工业味精，从军品到民品，从工业到生活，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当它在特定空间达到一定浓度，每立方米3.6克，遇火就会发生爆炸，很危险，所以需要严格按章操作，安全措施必须坚决到位，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炸一次就彻底完了。”

由于这个企业高危的安全特性，除了企业自身的安全意识很高外，嵩明县总工会对他们也是“关照有加”，县总常务副主席刘锦仙告诉记者，县总及企业所在地的嵩阳镇工会联合会经常派人去生产车间查看，跟踪监控。

该厂建厂23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李云东不否认工会对企业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有工会的监督，多了一道安全阀。”

2014年3月6日，嵩阳镇工会联合会又来检查，生产车间挑不出毛病，最后发现厂西侧围墙出现倾斜，有倒塌的可能，也算是安全隐患，就给李云东下了一份“意见书”，李云东随后组织人员于3月19日修复围墙，给镇工会作了书面回复。

昆山爆炸事故发生后，赵涤群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当他看到事故调查组总结的几个原因后，仔细对事故原因逐条作了判读，觉得这类企业从工会工作角度也可以在安全生产方面大有可为，及早、及时配合企业预警、预防事故的发生。

“我以你们实地采访调查过的云松铝粉厂为例，来说说工会通过‘两书’在这里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他说，“如果嵩明县总发现他们车间的粉尘有问题，当然立即就要下‘意见书’提醒他们及时处理不留隐患，一般说，企业也会高度重视，立即整改，这样，事故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又假设，工会下了‘意见书’后，企业置之不理，因为事关企业的安危，县总或者我们市总就要立即向政府执法部门发送‘建议书’，政府安监部门收到举报，相信他们立即就会派员处理，这样也会及时把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

他接着打比方，“在工会工作负责尽职的前提下，加上‘两书’的工作平台，我认为，要发生金属粉尘爆炸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若要有，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工会失职缺位，对该企业的生产安全毫不知情，因此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其次，是收到工会‘建议书’后，安监部门麻木不仁，不作为。”

“但要具备这样的事故条件，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敢拿可能性极大的爆炸事故当儿戏。”

“意见书”的“溢出效应”之一：“寻觅牧羊村姑，却找到芭蕾公主”

在晋宁县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采访中，记者找到了一个前述“曲突徙薪”式的提前预警、及时终止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鲜活案例。

2014年7月7日，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许玲向记者介绍了一份“意见书”纠正了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违规聘用153名“临时工”的情况。

据她介绍，昆阳街道办事处是几个乡镇合并而成的超大型乡镇，其人口、地盘、经济社会影响力相当于半个晋宁县，这些年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加，现有在编的174个党政工作人员难以完成工作，无奈之下，只好聘一些编外工作人员，这些各站、所自行招聘的人员，管理混乱，“待遇不一，未统一购买相关社会保险，也没有签订正式聘用合同。”

许玲说，“这样用人，隐伏着严重的后患，我们觉得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

说白了，这153人属于非法用工，且这批人的三分之二约百人左右，用在最容易出现人身伤亡的护林防火和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岗位，一旦出现事故，人身有伤亡，后果十分严重。

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无端推测，就在记者采访昆阳街道工会前不久，昆明一个县级市境内发生山火，扑火过程中，发生了3名军人在火场被雷击身亡的意外。

2013年10月10日，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以【2013】“昆阳工维字第10号”的文号向昆阳街道办事处发送了一份《工会维权意见书》，针对存在的违法用人问题提出了4条意见：

1.坚持岗位急需、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统一的招聘程序，统一管理，合理使用。

2.按照按劳取酬的原则，根据岗位性质、技术含量和劳动强度的不同，依据当地同类人员工资水平，分别确定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和有关待遇；

3.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书》，按照规定购买相关保险，依法完善用工程序；

4.合理规定招聘人员的休假制度。

请你办针对以上4条意见进行落实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于2013年10月15日前向我街道工会联合会作出书面回复。

10月15日，昆阳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回复，承认“《意见书》提出的问题客观存在……针对你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及时进行了整改落实。”

街道办事处作出了4项答复：

1.各站所聘用人员必须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提出申请，经党工委会议决定后作出是否准予聘用的决定。

2.聘用人员的工资待遇分为3个等次和类别：临时工聘用人员工资基数为每月1300元，街道办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工资为每月1200元，试用期满后工资基数确定为每月1600元，同时给予连聘补助、加班补助和学历职称补助；公益性岗位工资按照派出单位签订的合同标准执行，在此基础上办事处再加每月400元的补贴，街道办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街道办与招聘人员签订正式的《劳动用工合同书》，并按社保相关要求为其购买社会保险。

4.凡招聘人员病假、丧假、产假、婚假、事假等参照机关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其实，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所发的这份“意见书”不仅催生了对违法用工的整改，还催生了一份红头文件。

同年12月20日，昆阳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出了是年的55号文件《昆阳街道聘用人员管理办法（试行）》，文件一共八章26条，将昆阳街道办事处所属各单位聘用人员纳入正规渠道管理使用，彻底消除了违法用人的隐患。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施祥说，“这153人中，有100来人用在扑火、综合执法、抢险救灾，违法用工风险非常大，现在办事处党工委和街道办择善而从，听取了工会的意见，积极纠正用人偏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他补充说，“即使不出事，这些岗位用的都是年轻人，到一定时候不用了，没有法律手续，对人家也不公平。”

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的这份“意见书”所形成的案例引起了戚永宏、赵涤群、彭萍安的高度关注，原来的设计观念中，“意见书”的发送对象潜意识里都是企业，没想到会扩大发送范围，发到党政机关，而党政领导择善而从，尊重“意见书”的预警和及时提醒，迅速纠正了失误。

彭萍安高兴极了，“原本是想找一个执鞭放羊的村姑，结果找到了一个跳芭蕾舞的公主。”

实际上，昆阳街道工会的做法并没有逸出市总2011年48号文件所述及的工作范畴。

到了这时，刘贵红才告诉记者，他在起草市总“昆工【2011】48号”文件时，在一个特定措辞上颇费周章，“文件涉及的工作对象，我没有用‘企业’或者‘企事业’，而是选择了‘用人单位’，这是个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大的概念，若用了‘企业’或‘企事业’，就有疏漏，会漏掉基层党政机关这个用工的‘大主顾’。”

他说，“我有在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工作的经历，我知道，违法用工也会发生在我们容易疏忽的党政机关。”

此外，昆阳街道工会这份“意见书”还开了工会组织向同级党政领导“撄龙鳞”式的“犯颜直谏”的先河，为全市基层工会树了一个值得称道的范例。

8月18日，记者在嵩明县采访时，和县总常务副主席刘锦仙分享了昆阳街道工会的这个经典案例，刘锦仙一听立马“顿悟”了，她说，嵩明县的乡镇党政机关也有这种现象，“我们下半年专门调查梳理一下，也给乡镇党政领导发一份‘意见书’，敦促他们规范用工。”

事实上，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基层党政机关违法用工也不止是晋宁、嵩明的“特例”，而是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昆阳街道工会的这一举动，一旦引起党政领导重视，意义非常。

“意见书”的“溢出效应”之二：作为呈堂证供的“铁证”

别以为当个保安容易，自己是不是保安，有时候需要法官很严肃地审理一番，才会有定论。

2013年3月14日，听到自己被安宁市人民法院判决为“保安”后，“老保安”游绍良总算欣慰了。

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是保安公司的保安，他自2012年7月就开始了这个“证明”的历程，反映、求告，直至劳动仲裁都不能证明他做过保安。

最后还是工会帮他，才在法院被还原为“保安”。

2011年12月30日，安宁市草铺镇下古屯村时年55岁半的游绍良来到一家保安公司应聘，当上了保安，旋即被公司派遣到位于草铺的昆钢新区保安中队工作，到2012年6月，他干了正好半年。

6月19日下午17点50分，他骑自行车在去高山水池上班的途中摔倒，致左脚骨中下骨骨折，伤情严重，保安同事宋某发现游绍良受伤后电话向保安队长请示，然后用电动车将游绍良送到草铺卫生院救治，卫生院一看伤情严重，囿于自身的条件不敢接治，宋某就将游绍良送回家中，游被家人送到安宁市中医院医治。

自此以后，保安公司便没事人一般，对游绍良的伤情及医治情况不闻不问，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

游绍良非常恼火，多方反映无效后，他想到了一个地方，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农民工维权站，这个人是朱绍宏。

朱绍宏是草埔街道工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席、农民工维权站站长，干工会工作已经20年，经验丰富，处事老到。

朱绍宏这些年专门干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苦差事、大难事，帮助了不少农民工，因此声名大噪。

游绍良案件发生后，7月17日，朱绍宏带着街道办司法所周友学、工会组织员周兴林，以及下古屯村村干部王荣贵、游继琼等人来到昆钢新区建设指挥部，通过指挥长将该保安公司保安队长余光华叫来协商解决游绍良受伤事，同时，朱绍宏叫周兴林拿出一份《工会维权意见书》叫余光华签收，余光华看完后，因没有单位印鉴，就在《意见书》上的“被监督单位”一栏下签下自己的姓名。

这份《意见书》载明，“你单位在保障职工劳动安全和生命健康权利工作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你公司员工游绍良在上班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之规定，请你单位对上述问题认真研究，及时协调和处理……”

“后来这家保安公司玩名堂，销毁了可以证明游绍良和他们有劳动关系的所有证据，不承认游绍良是他们的保安。”直到2014年7月28日记者就此案采访朱绍宏时，他仍然激愤不已，“对方要我们走法律程序，好，那就走，可是在安宁市劳动仲裁院，由于保安公司销毁证据，游绍良败诉了。”

愤怒之下，朱绍宏跑去市劳动仲裁院，揪住了院长“大骂”一顿，“院长说，‘我无法，我们去保安公司了，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游绍良是它职工的依据。’案子按程序只好上法院。”

在法院，原告游绍良可以出示证明自己曾经是保安的证据有这么几个：

上班所穿的保安制服；工会调解纠纷时双方在会议室的照片；工会维权意见书原件。

2013年3月13日，朱绍宏作为游绍良的代理人出庭为之辩护。

“第一个证据法庭不认，对方称保安制服可以在街上买到，不足以证明游是他们的保安。第二个证据有点软，只能说明保安工地的人和我们在一起，但不能说明就是在一起商量解决游的工伤问题。”朱绍宏回忆道，“第三个证据，也就是《工会维权意见书》最硬，不仅有保安队长的签名，而且内容就是说游绍良是他们的职工。法官问到庭的保安队长，‘是不是你签的字？’余光华回答‘是’。法官问，‘不是你们的职工，你为什么要签字？’保安公司哑口无言。”

最后，就是依据这份“意见书”，法院作出判决：

“原告游绍良与被告云南ZH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2011年12月30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意见书”成为帮助职工打官司的证据，和前述昆阳街道工会用来纠正基层政府用工不当的作用一样，也是始料未及的，它给各级工会干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工作视野。

“意见书”的“溢出效应”之三：外企“大山”公司成为尊重工会“意见”的“昆明范本”

拥有职工650人的云南大山饮品有限公司处于“山”、“水”之间——企业名叫“大山”，所做产品则是饮用水。

市总发出文件要求推行“两书”，“大山”绝对是急先锋，仅2011年11月到次年的1月10日，就连续向行政发出三份“意见书”。

第一份“意见书”的锋芒直指行政管理方，主题是“损有余补不足”。

2011年11月18日，“大山”公司工会向行政发出了第一份“意见书”，要求行政方开展“爱心捐赠关爱员工”活动以解决部分职工季节性收入过低的问题，理由是当时部分职工月货币收入低于2000元，“意见”要求11月25日回复，结果行政方22日就回复，决定由现职经理级以上管理干部捐款赈济低收入职工。

经理级干部每月捐出总收入的5%，总监级以上捐出10%，时任总经理山国勇捐出100%，为期3个月。

通过这份“意见书”，得到了6万多元的资金，惠及168名低收入职工。

意犹未尽，12月16日，“大山”工会又向行政开出了第二份“意见书”，这次要求职工免费中餐标准，本来就是免费餐，但因为餐标每人每顿才10元，且餐馆选择不当，大伙儿吃不好，所以“得寸进尺”，要求餐标提升至每人每餐12元，并更换餐馆。

18日，行政方回复，完全同意，只做了一处改动，将意见书所要求的提升餐标由12元变为13元。过了25天，即2012年1月10日，“大山”工会又提出第三份“意见书”，要求增加2012年职工工资总额，当年增幅不低于10%，从1月1日起执行。

15日，行政方回复，是年职工工资总额由2500万元增为2800万元，但增长幅度没有“尊重”工会，不是10%，而是12%。

2013年1月10日，“大山”工会又向行政连发了两份“意见书”。

第一份“意见书”要求调整“2013年工资分配方案”，第一，不分级别，在头年基础上，将所有职工月薪人均增200元。第二，将总监级以上管理干部每人每月新增的500元削去300元，以“削峰填谷”。18日，行政方回复，“照工会意见办。”

第二份“意见书”的内容涉及浮动工资，“意见”要求将总监级以上高管浮动工资从头年的6000元“略微下调”，而普通员工的1350元不动，旨在降低浮动工资高低倍率，体现公平。

18日行政方回复，“第一，员工的月浮动工资保留2012年的标准不变，最基层员工为1350元。第二，公司高管总监级人员为最高工资级别，月浮动工资采纳工会意见，不增加，反而应该略有下降，改变原定方案7200元，维持2012年的每月6000元的标准，再下降200元，为5800元。”

这样，最高与最低的倍比为4.30倍，比2012年的4.44倍下降了0.14。

进入2014年，“大山”工会为难的是，提“意见”已经很难找到由头了。

外企“大山”的工会工作之好，不少国企亦难望其项背，一直是昆明市总领导引以为自豪的“先锋”型企业，为什么做得好？用8个字可以概括——工会“很硬”，老板“懂事”。

“大山”工会做得好，还和一个人极有关系，他叫王飞锦，是“大山”公司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大山使用‘两书’维权的意义与众不同，我们的老板雀巢公司很讲规则，他们尊重工会，契约意识很强，无论做什么，必须有依据，工会提的‘意见书’对他们而言，不亚于中国的法律性规范，只要有，基本都会尊重并赞同施行的。”

王飞锦告诉记者。

（三）悠远的目光：“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历时两个半月的采访，记者感到，昆明市总3年的“两书”工作有一个共同点：只要是工会工作全面“开花”的县市区，“两书”工作也做得很好。

比如安宁市总工会，不仅出了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主席朱绍宏这样的“黑马”，而且其“意见书”发送数量亦可观，安宁市总主席王梅告诉记者，“截至8月1日，安宁市各级工会已经发出359份‘意见书’，份份有回复，份份有整改落实。”

“这么好的维权手段，为什么不使劲儿用呢？”她反问道。

昆明市五华区各级工会从2012年至今，全区各级工会发出了《工会维权意见书》逾千份，涉及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社会保险、安全生产、职工文化等多方面的维权。

五华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丽萍说，“这样的方式表达维护职工权益很受企业重视，一般都会积极配合，往往在提‘意见’阶段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她说，3年来，五华区总一直把“两书”视为五华区各级工会维护职工权益最重要、最好使的利器之一。

昆明市总的“两书”维权模式还得到全总领导的关注。

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段敦厚2013年4月25日到昆明市总实地调研了“两书”工作，对“两书”给予了充分肯定。

早在“两书”工作刚刚在全市铺开推进不久，由于《工人日报》的报道，2012年3月26日至30日，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副部长王英带队，专程赴昆明市总考察“两书”工作开展情况。

2014年7月22日~23日，全国工会保障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作为8家在大会讲台交流工作经验的工会领导之一，彭萍安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制度创新中探索工会维权新途径》的发言，第一次正式在全国工会层面将昆明市总创新的维权“两书”工作成绩及其经验向全总领导和全国工会同行作了展示。

据彭萍安介绍，她发言后，不少省市区总工会的领导纷纷前来探听“两书”工作细节，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云南省总领导更是对昆明市总的“两书”维权创新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多次在不同场合要求关注、关心昆明市的这项工作创新，把这项工作视为全省推行“一活动一工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多次和记者谈到这项工作，要求记者及时把工作进展向她报告，“昆明市总在云南，是出先进经验、出典型人物的工会排头兵，现在工会维权‘两书’工作创新，他们做得好，是云南工会人的光荣，希望《工人日报》多宣传、多报道、多为他们总结，让全省工会都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

省总副主席彭增梅多次听取昆明市总关于这项工作的专题汇报，鼓励他们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为全省工会维护工作趟出一条新路子，她指示相关部门及时把昆明市这项工作的一些好经验嫁接到省总的对应工作体系中。

分管宣传的副主席尚建明多次指示各新闻单位密切关注昆明市总的“两书”工作，及时宣传报道，“昆明市工会工作做得怎样，对全省工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他们出了这么一个好经验、好做法，要加强宣传报道。”

8月3日，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发生里氏6.5级地震，而后记者在震中现场遇到昭通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吴敏，聊完工会救灾工作，吴敏居然还有“闲情逸致”说到昆明市的“两书”工作，她告诉记者，救灾过后，她要率昭通工会的领导专门到昆明市总去取经，学习昆明市总的“两书”工作，“我已经多次和彭萍安副主席联系了，如果不是地震，我们早就去学习了。”

昆明市总“两书”芳香馥郁，正在“芬馥肸蠁”。

采访结束了，“两书”工作报道即将以大篇幅推出，戚永宏依旧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藏书丰富，且手不释卷的戚永宏的思维总是超前。

戚永宏从昆明市总现有的条件和职工所处的生存、工作状态以及某些发展苗头出发，在思考一个问题——

“昆明市社会经济状况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奋斗，会越来越好，当职工的就业技能提升了，促进了就业，生计问题解决了，他们会需要什么？”

“我想他们会有对精神文化生活高品质的强烈需求，工会不提前布局谋篇，到时候自己很被动。”

从戚永宏的侃侃而谈中，不难嗅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浓烈气味。

戚永宏对国外的文体设施功能颇为了解，“诸如足球场、篮球场等类体育文化场馆，是面向全社会的，不像中国，即使有这些场馆，也只能是少数特殊群体的‘领域’。”

“有一次，我参加市里的规划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事关文化体育设施场地的规划，我就讲了国外的做法。马上市里有一个园林规划工作会议，我要出席，我还要去讲一个道理，社会的也就是职工的，要从社会化的角度思考职工的位置。”

戚永宏说，“我在想下一步市总新的工作创新和亮点，就是整合工会现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形成三个平台，依次是，首先要提升职工的技术技能和业务素质，进而解决他们的生存生活问题，最后解决职工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或者满足后会进一步提出的精神文化需求，用三个关键词来简单表述，就是：素质、生计、精神。”

“搭建第一个提升职工就业技能和素质的平台，要让职工学有去处，让他们的素质得以提升，就业技能得以掌握，实现就业，这个平台是市总的三网合一。第二，已经打造好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会会员服务中心等‘三中心’，有20多个项目支撑，用以解决职工的各种利益诉求；第三，打造精神文化需求平台，解决职工‘饱食暖衣’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有文化宫、俱乐部、影剧院、歌舞厅、健身中心等现成的平台可资利用。”

“我觉得，这也是昆明工会工作的亮点，希望你们媒体关注宣传。”

“我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我坚信一个道理，”他用胡适先生当年勉励学子的一句话来表明心志，“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唐捐’是一个带‘佛味’的词汇，意思是‘虚掷、虚耗’或者‘白白地丢了’。”

戚永宏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