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14年9月10日下午，在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的办公室，王惠萍深情回顾了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与她的渊源：“开始动议筹备活动时，我还是省总法律保障部的部长，陪同分管领导，冒着40℃的高温到外地考察取经，一晃10年过去，靠组织的关心培养，我成长为省总的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见证者变成了组织者、领导者，感慨良多。”

“请一定要把江巴主席、在权书记、正国书记以及10年来党组领导为这项活动所作出的贡献还原出来。”

王惠萍反复交代记者。

恫瘝在抱：“我们的民生会大大改善”

2011年4月29日，昭通市总工会副主席田廷琥带着市总帮扶医助办副主任杨雁蓉等人来到徐声华家，把第七期“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规定的最高额补助96760元互助金送给了他。

47岁的老徐做了肝移植，花费30.92万元，医保报销后，他要负担17.98万元，这是他难以承受的，无奈之下，老徐要卖住房还债，愁眉难展之际，他得到了参加活动所补助的96760元，其负担锐减为8.2万元。

于是，他的房子保住了。

参加活动，老徐只交纳了50元钱，按当时每人交纳50元的标准，这笔钱是来自全省“无名”的1934位职工为他作的贡献。

而这个贡献所以有，又是因为云南工会当时已开展了7年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2014年9月9日下午，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陈兆龙告诉记者，截至8月31日，全省1~10期的活动，共有2514万多人次参加，中心共支出了14.37亿元互助金，先后帮助了2443254人次的患病住院职工。

云南省省长李纪恒曾就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个品牌工程很自豪地说，有了这项活动后，“云南职工看病就医在国家医保之外，又增加了一条辅助保障线。”

精算专家、云南财经大学教授李兴绪一直是活动的主要设计者，他说：“如果其他系统都像省总工会这样把职工的甘苦放在心上做工作，我们的民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省总主席从江巴吉才到张百如，省总党组书记从张在权、卢正国到王惠萍，领导班子的人事在变动，而不变的则是对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热忱坚持、坚强领导和智慧应对。

高山仰止： 一座“无”中生“有”的高峰

16岁就到云南冶炼厂当工人的张在权虽然后来逐步做了“大官”，但始终有工人的情结，一次小手术，令他萌生了一个后来造福300万名职工的大手笔。

2003年7月，时任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张在权做了一个痔疮手术，医保报销之后，自己还承担了两三千元，这对他触动很大，推己及人，张在权想到了广大职工，“我还厅级干部，做个小手术自付都这么多，一般的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他们得个大病怎么办？”

2002年12月26日至28日，云南省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出了云南省总工会第九届领导班子。

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江巴吉才当选为省总主席，张在权当选为常务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分别为卢正国、杨文学、童凤华、李晋云，陈欣生当选为经审会主任。

这7位领导成了后来决策、推行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核心层。

张在权有了想法，思考成熟后，向江巴吉才作了汇报。

江巴吉才指示，“好事要办好，实事要办实，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经济学者的认真精确的测算和反复论证，还需要劳动、人事、财政、卫生、审计等相关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对他们的调研，需要对全省医保情况做普遍而详细的调研，拿出第一手资料来。”

此后，筹备工作进入程序，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个是派出好几个组，分别到已有类似工作的省市考察学习，到省内普遍调研，另一个是，张在权亲自来到云南财经大学，邀请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担纲活动的方案设计。

时任省总巡视员的施之兰和副主席童凤华冒着酷暑带队外出上海、浙江考察，现任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时任省总法律保障部部长的王惠萍到辽宁、宁波、四川考察。对内，省总组织8个工作组分赴16个州市和产业厅局（公司）调研。

“省委高度支持这项工作，省政府也十分赞赏，省委、政府两办、省卫生厅、财政厅、审计厅、社保厅、编办等有关单位都表示要积极支持，一路绿灯。”王惠萍回忆道，“当时，省总提出，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风险准备金，省政府就协调云南中烟提供了1000万元风险准备金，另外省财政又给了100万元的开办费。”

在王惠萍看来，这1100万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省委、省政府对工会的信任，对这项工作的巨大支持和期许。

从2007年就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的省总副主席杨文学说：“省委常委中，除了部队常委外，全部参加医疗互助活动，省政府的所有副省长也参加，这表明省领导支持工会搞这项活动。”

此后，是全省性的宣传动员发动工作。

全省各级工会的1300多名工会干部走上街头、走进厂矿，向广大职工宣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等宣传语深入人心，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医疗互助活动。截至当年6月30日，全省参加第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有17887个，参加人数达1806105人，收到职工交纳的互助金总计为130039560元。

“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互助金，都超出了省总预定的目标。”时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的张松说。

2004年7月1日，骄阳当空，万里无云，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正式启动。

第一期活动共有70980人次得到补助，其中获得1万元以上的412人，10万元以上的3人，1个人获得当期补助最高额的128020元。

对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主任罗秋华来说，参加职工人数从第1期的1806105人到第10期的2965151人，绝对数上升了1159046人，就是全省职工对这项工作的最大肯定，“这个活动靠大数原则，如果职工普遍参加，就能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否则，就会夭折，所以职工参与活动的热情度高低决定了活动的生命力强弱。”

“职工参加活动的热情之高，令人惊讶。”据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介绍，更有甚者，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活动，“结果引发职工上访，形成群体性事件，你说多有意思。”

他说的是滇东北有两个煤炭企业，有职工两三千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依照规定就不能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结果导致集体上访，后来妥善解决了参加活动的问题，职工才安定下来。

对全省职工10年来参加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轨迹，卢正国说，“从懵懵懂懂到半梦半醒，最后到清醒白醒，他们逐渐发现，工会这项活动对他们绝对是有利无害的。”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余庆湘告诉记者，“不久前我们做了一个超过2000人的职工问卷调查，98%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继续参加活动，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鼓励。”

10年后的今天欣赏“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道风景，你会发现它以其独特的民生惠及角度，高度自觉的政治大局意识，严谨科学理性的管理运作模式，廉能勤绩卓著的好名声，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

在云南各级党政领导，云南几十万家各类企业及560多万名职工心中，云南工会的这个工作品牌，已经成为一座伟岸高耸晶莹剔透令人景仰的美丽巅峰。

而10年前，这座秀美的山峰的确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有”。

“无”中善于生“有”、敢于生“有”，折射了云南工会人大山般坚韧的意志，瀚海般广博的情怀，辽远而犀利的目光，高度自觉的政治大局意识。

“这是职工的血汗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出问题”

活动正常开展后，数度接受了客观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考验。

罗秋华说，“活动依附于国家医保，医保政策的调整，会对活动带来影响，此外还有物价、收入等我们无法掌控的客观因素对活动的冲击。”

通过多年对活动的追踪，记者发现，在迄今为止10年的过程中，活动的大病报销“门槛”、互助金交纳幅度、一次性最高补助额等都发生过因应性变动，比如职工交费标准，就出现过72元、50元、80元等变动，但总的趋势是：尽可能降低交纳费用，尽可能把利好向职工倾斜。

为此，省总及各级工会不惜“倒贴”资金以襄助活动的顺利开展。

“我们初步测算过，从2004年7月到现在，包括省总在内的各级工会以人、财、物等各种方式大量投入到活动中，仅资金就在9000万元以上。”罗秋华说，“仅省总本级投入的工作经费就达到了5742万元。”

“这意味着什么呢？”杨文学说，“职工交纳的互助金没有一分钱被滥用，全省420位从事医疗互助工作干部的工作经费全部都是各级工会划拨的。”

不仅如此，这10年间，各级工会干部为2.8万名困难职工解囊交纳了147万元的互助金。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张百如提出要求：“要确保100%的互助金用于生病住院的职工，确保100%的工作经费由工会经费承担。”

杨文学则把张百如的指示具体演绎为“五不让”理念——“不让一分互助资金不安全、不让一位服务对象受委屈、不让一件补助申请被耽搁、不让一笔违规补助成现实、不让一个正直行为受到打击。”

一个事实是，从2004年7月1日以来，整个10期活动，职工所交纳的全部互助金没有一分钱被滥用，省审计厅每年的审计和全总的每次审计结论，都对活动的经费收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所以能如此，罗秋华说，“仅财务管理制度就多达12种25项，资金的支出，从原有的3道审批环节增加为5道环节，即变原有的‘会计-主任-分管副主席’环节为‘会计-分管财务副主任-主任-分管副主席-主席’，目的在于更有效地保护资金安全。”

余庆湘说，“从今年3月17日，经过诸多努力，终于实现了数据和省医保中心联网，这样做的最大意义是，既可以杜绝假收据报销，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些钱是职工的血汗钱，一分一厘不能出问题，”王惠萍说，“一旦出问题，还不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它关乎党委、政府和工会形象，关乎工运事业的发展，一句话，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近日，张百如针对活动提出了四项要求：“坚持把握大势，进一步坚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信心；坚持正确方向，把活动办成响亮的惠民工程；坚持服务职工宗旨，推动活动上新水平；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不断推动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按照张百如的指示精神，省总党组前不久又作出调整，决定从第11期活动开始，补助起点由600元降低至500元，大病报销提高为100%，一期活动内单笔最高补助由第10期的155820元提高为165850元，但职工交费额度不变，“这样一来，第11期活动结束，我们大概要出现3000多万元的赤字，但在可控范围内。”

王惠萍强调，“尤其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工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职工身上，所以我们在活动过程中及时出台上述利好政策。”

她说，“有人说，省总搞这项活动既贴钱、贴人、贴物，还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似乎得不偿失，我说不能这样看，要从工会的职责和历史使命来评价这项工作，此外，我们也是有所得的，一些干部因此成长起来了，不少人因为这项工作使自己的境界得到升华，更加爱岗敬业，把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职工身上，密切了党群关系。”

灿烂炳焕：一空令人景仰的道德繁星

石莹莹是云南冶金集团公司机关的一位年轻职工，“我参加医疗互助从2004年第一期开始，到现在已经10年了。”

10年来她交纳了参加这项活动必须交纳的全部642元互助金，她告诉记者，“但是，我从未从活动中报销过一分钱，我身体好，没病过。”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余庆湘介绍，类似石莹莹这样的职工太多了，没有他们的觉悟和支持，医疗互助活动搞不下去。

“我参加了10年，也从未报销过一分钱。”中心主任罗秋华说。

据参与这项活动策划研究的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介绍，这项活动从经济角度看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按照大数原则组织广大职工交纳互助金，再一个是实行全省统筹。这就要求必须有数量极大的职工长期连续参加，在同等标准交费的情况下，疾病发生少和重大病较少的地区职工变相要为疾病发生多和重大病多的地区职工多付出，此外还有年轻职工要为年老职工多付出。”

杨文学则从对云南职工道德素质的检验与培育角度来审视活动，他告诉记者，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大多数健康职工在帮助少数患病职工；第二，是患病职工少的地区和单位的职工在帮助患病职工多的地区和单位；第三，是35岁以下的年轻职工在帮助60以上的退休老职工。”

“比如第9期活动，参加活动的职工是2873055人，获得补助的是298457人次，补助率为10.38%；参加活动的地区和单位全部有73个，其职工交纳互助金和报销互助金的收支比例达到和超过100%的只有14家，等于有59个地区和单位在为他们作奉献；第9期在职职工补助发生率为2.3%，而退休职工补助发生率为10.49%。”

他说，“全部10期活动这三项指标比例大致也是这样。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这项活动是建立在参加活动的300万名职工的道德觉悟上，没有他们构建的如此高的道德平台，活动搞不下去。”

“‘穷地区’反哺‘富地区’也是一大特点。”杨文学说。

全省16个州市，报销互助金比例最低的是迪庆州，为32.54%，最高的是玉溪市，为89.52%，换言之，等于类似迪庆州这样的相对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职工反而为类似玉溪市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职工作了贡献。

对此杨文学有着别样的解释：“一则应当感谢迪庆州等地区这些职工的高风亮节，再则要为他们总体上身体健康而高兴，医疗互助金这个钱花得多，从职工健康状况看不是好事，说明你病人多，病情重。”

丽江市也出现职工多交互助金而报销少的问题，曾经有个别工会干部认为丽江“吃亏了”，时任丽江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的和钺感到这种说法很荒谬：“报得少，说明咱们职工身体普遍好，身体好怎么是‘吃亏’呢？我问他，你这是什么逻辑？”

在《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审批表》最下端，有这样一行字——这个创意出自余庆湘——“尊敬的XX同志，您获得XX元补助，这是XX位职工汇聚的爱心，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据目前标准，患大病职工可获得单笔最高补助额为155820元，按每位职工交纳80元计算，扣除患病职工本人所交纳的80元，他可以获得155740元，“是来自1946位健康职工为他汇聚的爱心。”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活动造就了一个基数以百万计的“道德标兵”群体——

余庆湘说，就在不久前对参加活动的职工的抽样调查中，有56.1%的职工——也就是参加活动的300万名职工中至少有168万多名职工——表示是纯粹基于献爱心帮助他人的心态坚持参加活动。

“他们参加活动，客观上不是为了得到帮助，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杨文学很感慨，“年轻职工基本不报一分钱，但没有人因此发牢骚，出杂音，我很感动，这项活动能顺利走了10年，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他们的崇高道德觉悟分不开。”

心灵朝圣：对一泓清冽的生命醴泉的礼赞

作为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长达8年的省总领导，杨文学对活动的思考总是深邃、绵密而周全。

9月11日上午，他对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关于活动的如许看法：

“10年前搞这项活动有三个背景，党委号召、形势所迫、职责所在。”他说，“活动搞了10年，已经正常化、常态化了，现在是要管理更科学，服务更周到。成果有四个，第一，截至8月31日，活动帮助了244万多人次的职工，帮了他们，也就救了他们的家。第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互助互爱的精神。第三，增强了云南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第四，彰显了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正能量。”

继之，杨文学对活动表达了他的三个信心，“经过10年的发展，职工的互助互济观念更牢固，已成为自觉的行动，这是活动的生命力之所在；各级工会积累了应付各种状况的经验和技巧，服务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认可；有一支31166人组成的代办员大军服务全省职工，他们直接和职工打交道，他们既是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宣传者和服务员，没有这支队伍，活动坚持不到今天。”

“我非常感动，我感谢他们。”他特别强调。

正如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所分析的那样，活动迄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是收益期，好多人没报账，节余8000万元；此后到第七期是风险期，出现赤字；2010年政策调整后进入了安全期。”

他特意对“安全期”的说法解释说，“这是因为国家医保政策变化使个人自付部分减少了，活动又产生了一定的节余。”

通过10年的苦心经营，更得力于医保政策的利好，医疗互助中心现在有了些积累。

杨文学介绍了互助金结余情况，“加上省政府协调的1000万元风险准备金，目前总的结余2.67亿元，哪怕一期活动亏它四五千万元，我也能支撑三四期。”

正因为有信心，在讨论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利好怎样更向职工倾斜时，杨文学显得很“激进”，“我主张把‘门槛费’全拿了，至少降它300元，如果全拿了，职工但凡一住院就可得到补助。”

他的意见后来属于“少数派”，没有得到通过，但他对活动往后的生命力更充满信心。

水之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亦即清泉对生命的意义之重大，怎样比拟都不过分。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对于参加活动的近300万名职工，宛如一泓醴泉，它清冽甘甜，润泽哺育生命。

对此，2004年参加第一期活动的迪庆州德钦县教育局藏族职工此称尤有感触。

2004年8月，此称做了肝移植手术，医疗费用总额为345944.82元，医保报销后，他个人要自付212824.82元，此称每月工资只有1900多元，住房已在8年前为妻子治病变卖，妻子去世后，他一人抚养着两个孩子……

然而，因为有了医疗互助活动这潭“清泉”，此称获得了当期最高补助128020元，占他自付部分的60%。

1920年，美国考门夫人所著《荒漠甘泉》出版了，这本书旨在说明一个道理：“信心是一泓鲜活甜美的生命甘泉，爱心是一座支取不尽的心灵宝库。”

必须抱持这样的心情，才能对云南省总所开创的职工医疗互助善举做一个虔敬的巡礼，才会发现巡礼的过程其实都是在对一泓清冽甘甜的生命之泉进行心灵的朝圣。

因此，考门夫人下面这句感悟，用在云南职工与工会开展的医疗互助活动之间，是允当的——

“我把手伸出去，枯萎的手臂就恢复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