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下午，河南郑州一辆919路公交车行驶至中原路秦岭路路口时，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乘客称，老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老人家属接受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病。（见9月10日《大河报》）

种种因让座而衍生的风波，已难被作为偶然事件来看待。特别是置于老人的语境下，一件件让座事件似乎一度成为“老人变坏”的新例证，甚至扩展为一种群体性对立。此事中，即便老人最终猝死，也未能逃脱这种指责。

但类似事件真就可以简化为对一个群体的盖棺定论吗？此事中，老人猝死的真正缘由尚待医学鉴定，是否真的扇过年轻人四个耳光也仍需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对与错，是与非，这又是个与让座有关的恶性事件，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跳出个案看，随着广场舞纠纷与让座事件的叠加，社会对于事件中老人的看法已然有戴上“有色眼镜”之嫌。时下，一个似乎被模糊的观念是：为老年人让座，或是谦让老弱病残，理当是每个公民都应履行的道德契约，它无需外在强制，而应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行动。也就是说，即便一些老人将道德行为强制化，让座依然是个需要弘扬的美德。

近年来，类似让座风波被热议，除媒体曝光较多外，还在于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这个大趋势。面对公共生活中这一日益庞大的群体，公共服务应有更具针对性的调整，如强化公共交通工具上老弱孕残座的专用意识，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活动空间等。而在硬件的配合外，背后可能存在的观念冲突，同样不可不察。

一方面，老年人可能比较习惯从道德维度来理解“尊老”、“礼让”等行为，因而有时可能并不是为争个座位，而是对于不让座现象的“看不惯”，进而上升到“辱骂教育”甚至动手的强制层面；另一方面，年轻人更多地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不让座正是个人自由权利观念强化的表现。当道德评价与权利评价失衡时，往往诱发不可调节的冲突。

面对各有诱因的冲突事件，口水与群体敌意从来都无助于和解，只能激发对立与矛盾。具体而言，面对闹出人命的让座风波，还请少些“叫好”的围观言论，双方的内省与理解，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