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祖辈都生活在乡下，彩云之南贫瘠的3亩土地，为我们一家6人提供了至少23年的口粮。

在我上中学以后，因为离家只有6个小时的车程，我还是会在秋收的时候，请假回家下田干活。从美国回到清华工作之后，离乡万里、故土在记忆中渐行渐远。但是，我对像我一样的乡下人始终都保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面对努力养家糊口讨生活的乡下人，因为看到他们，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东单的卖花先生

我要讲的第一位乡下人，是一位连“进城务工人员”都算不上的乡下人，“进城务工人员”起码还有一个暂住证，我要说的这位乡下男人，却是一个连合法身份都没有、在地铁站摆摊的乡下人。

那是2006年10月11日的傍晚，情人节玫瑰卖得最火的时候。北京东单地铁站出口站着好多卖花人，他们把各种颜色的玫瑰放在大纸箱子里，热火朝天地叫卖着。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喊了一声“城管来了”，这些卖花人立刻抱起纸箱子四散逃窜。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声声叫骂，循声望去，卖花先生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确切地说，是卖花先生手里抱着的硕大纸箱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原来卖花先生在躲藏的时候，因为手里的箱子太大，加上竖着的鲜花，挡住了视线，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矮胖的、貌似城里人的身上。此时矮胖男人正在高声叫骂着，一手牵着他衣着时髦的女朋友、一手狠狠推搡着卖花先生。卖花先生似乎没有反应，我只看到一双长了冻疮的手死死抱着纸箱子。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矮胖男人的咒骂加诅咒越来越肮脏、恶毒，肢体动作也开始升级到又是脚踢、又是手打。

进出地铁的人都开始停下来看热闹，矮胖男人的女朋友及众旅客纷纷开始劝阻，最后好不容易才把矮胖男人拽走了。到这时，我才看到卖花先生的脸，粗糙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惊惶，清澈的眼睛里流露着一个男人被践踏了尊严却又无法反抗的悲伤无奈。接着，我看到还有一个同样穿着打扮、留了长辫子的乡下女人，大概是卖花先生的妻子，拉着卖花先生的胳膊，低头站在他的身后。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突然有种被噎到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害怕，他已顾不得疼痛和尊严了。而一通拳脚过后，城管的警报也解除了，面对着身边各种异样的眼神，满脸屈辱的卖花先生和身后始终都低着头的女人僵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卖花先生的屈辱仿佛印在了我的心里，吞不下，也吐不出来。

平家疃的彪哥

强壮的张彪，50来岁，是北京朝阳门某大厦物业公司的保安队长，新的奋斗目标是买一辆SUV。我见面叫他彪哥。彪哥也有他关于尊严的故事，这个故事稍稍解开了一点点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结。

彪哥当年是徐辛庄里响当当的“农村经纪人”，他的工作是帮农民找到收购农产品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和农民达成交易后，会给“经纪人”一点佣金。彪哥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经纪人”，他不仅为了自己赚钱，也为了乡亲们能把收成卖个好价钱，为了不让乡亲们辛苦劳作的收成烂在地里。

一到收成要下来的时候，彪哥就去城里找二道贩子，丰收的年景，是最让他头痛的时候。为了能够把大丰收的农产品推销出去，他自己印制了“名片”，到城里，见人就问，老板，您收西瓜吗，我们有两万斤西瓜；老板，您收水果吗，我们村有的是最甜的草莓……彪哥递出去的名片“老板”们瞧都不瞧上一眼，一天下来彪哥嗓子哑了、脚也走出了泡。中午累了饿了，想去餐馆吃点东西吹吹空调，餐馆都把他当成乞丐，不让他进门。

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感慨万千，彪哥说：“当年在城里推销农产品，处处遭人白眼，感觉像乞丐一样，一点尊严都没有。”“尊严”这个词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问彪哥：“为什么不改行做别的？”彪哥却说村里总得有这么个人吧，我做“经纪人”不坑自己的乡亲，要是换了外人，乡亲们更吃亏了。

其实，彪哥和当年的卖花先生一样，不偷不抢却不能体面地吃碗饭。然而，在听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时，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丝毫惭愧，反而看到了男人的担当与骄傲。我突然明白过来，卖花先生放下自己的尊严，不也是为了担起对父母妻儿的那份责任吗？当年卖花先生和妻子僵在地铁站里的一幕，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似乎漏掉了什么——妻子一动不动，深深地低着头，却又紧紧地拉着卖花先生的胳膊，我仿佛明白了：妻子低着头，是不忍心看到丈夫受委屈，因为她懂丈夫的尊严和无奈；紧紧拉着丈夫的胳膊，坚定地站在他身后，是想告诉丈夫，他始终是她心里伟岸的山。

有时候，男人放下尊严，也是一种骄傲。彪哥说，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这几年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最近又消除了城乡户口差别。好事接连不断……那么将会有更多进城干活的乡下人体面地挣钱，有更多的乡下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