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凌晨5点刚过，合肥市金寨路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大群手提布袋、安全帽的农民工或倚或蹲或坐，在等待雇主的焦急情绪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5:30，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向路口驶来，等候在路两边的农民工未等车辆停稳就一下子围了上来。“招几个？”“价钱怎么算？”问者直切主题。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面无表情，点了几个人后直接上车拉走，绝尘而去，留下一群失望的农民工各自散去。

早晨6点，路口处已挤满了七八百人。以中年男子为主的人群中不乏花甲之年的老人以及刚刚成年的男女。他们席地而坐，不停地张望，期待着随时过来招呼他们去干活的主儿。

在合肥市，类似于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全市范围不下十处。这些市场大小不一，最大的农民工市场每天吸引了千余名农民工前来找活。

他们是“站马路”的农民工，以瓦工、水电工、管道工等工种为主，他们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们在喧嚣中过活，“一人一帽，随时出发”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戏称。在以一种相对独立、非组织方式进行求职谋生的同时，他们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思考。

希望与失望交织

阳光炙烤着大地，散发阵阵热气。眼看着一辆辆面包车满载而去，一旁的鲍大姐着急了，看记者走近，急忙站起来询问：“是不是招工的？”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她失望地坐下。

鲍大姐半个月前来到这里找零工，前来招工的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见她是个新手，又干不了苦力，都不愿意用她。

鲍大姐今年40岁，来自阜阳市太和县。7月初，鲍大姐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在合肥打工的丈夫，“一是为了把孩子带出来见见世面，二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在沙场一间十平方米的砖房内，一张床、一个掉了漆的折叠桌、一个煤气灶，差不多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而锅碗瓢盆都塞在门后。

“晚上孩子们睡床上，我和丈夫铺张席子睡地上。”自进城以来，鲍大姐和丈夫每天忙于找工作，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带他们出去逛一逛，买一两件新衣服。一双儿女中，姐姐15岁上初中，弟弟13岁上六年级，一台只有几个频道的小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项目。

还有一个半月，孩子就要开学了，找不到工作，新学期的学费、女儿的住校费都成了问题。

同一天，在合肥市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口高架桥下的另一个农民工市场里，来自安徽亳州的董怀师傅则显得惬意和轻松许多。

“只要肯努力，生活是不会亏待你的，我现在在合肥有两套房子，两个小孩都在合肥上学，大女儿读高一，小儿子读初二。”已经在合肥待了15年的董师傅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却把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董师傅很乐意与记者沟通。董师傅2000年来合肥打工，刚来的时候很可怜，与妻子租住在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靠收废品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

慢慢对合肥熟悉后，董师傅得知有很多农民工在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口找活，工作时间自由，工资还是日结。于是夫妻二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找活，没想到第一天就有人找他们抬木材，一天下来两人就赚了100多元。虽然很辛苦，收入却很可观，于是一干就是15年，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不光是工地上的活，董师傅这些年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曾经有人找他为农民工讨债。几十个人，举着欠债还钱的牌子，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工地上要钱。市里边有新店开张，几十个人就在台下给他们放炮、鼓掌，半天下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某公司举行庆典之类的活动，下面的观众不够，也会有人找他们充人数。这些活都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像这样挣钱不少、活又轻松的不多，主要还是些体力活。

其实董师傅的主打工种是清洗高层建筑的外立面，有人称他为“蜘蛛人”。“这个活工资很高，但很多人都恐高不敢干，我敢啊，每次只要有人过来找这样的‘蜘蛛人’，肯定都是我去。”

当记者提到安全问题时，董师傅笑说：“可能是老天爷比较眷顾我，干了十几年了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而且现在老板人都比较好，有一起干活的工人受过伤，老板二话没说都赔了钱。其次在干活的时候自己首先要格外小心，所以安全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

十几年过去了，董师傅两鬓的白发已经非常明显。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干下去时，董师傅很干脆地说：“干，当然干，我的小孩都还没有‘交掉’呢。”

辛酸与无奈相随

凌晨4点钟左右，天还未大亮，合肥市临泉路与站塘路交口就聚集了上千名农民工。这里是合肥市最大的农民工自发市场。

“这个地方形成有些年头了，早上最高峰的时候有2000多人。”来自肥东县的老周师傅是每天来这里等活的“常客”之一。在多个农民工市场里都有过找工经历的老周师傅最后得出结论：这里的工种比较齐全，只要是建筑行业需要的这里都有。

在这些等活的农民工之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找工作，到站塘”。这里的名气很大，很多雇主都知道这里可以找到“大把大把”的农民工。还有，工资都是一天一结，不用签劳动合同。老板们图省事，都愿意来这里招人。

“不过，现在的工作没以前好找了。”据老周师傅介绍，原先这里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附近的乡镇，后来，较远的阜阳、亳州，淮南、淮北甚至还有河南的农民工都来了，竞争压力很大。“以前到了早上八九点，人基本上都被领完了，现在到了下午还有人等活。”

因为前些天找好的工地停电了，老周师傅这一天赶到这里再次找活干，只可惜来得太晚了。“今天没找到活干就要回家吃老本了。”和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周师傅无奈地骑着沾满泥巴的旧电动车回家了。

来这里的农民工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很乐意每天干完活就结工钱，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工资。一位农民工开玩笑道：“领着现钱，下班回家买点卤菜，媳妇也高兴。”当被问及不签劳动合同如何保障权益时，他笑着说：“我们不识几个字，那合同写的什么都不知道，签了有什么用，要是真出了事只能自认倒霉。”

众多的站马路农民工让周边廉价早点摊的生意也变得红火起来。

“有了这些马路工人，才有了我这小摊点的红火。”59岁的许阿姨做早点生意已有两年了，她觉得哪里也没有在农民工身边卖早餐生意好，有些农民工会在她这里把一天的饭全买齐。

一个馅饼一元，一个烧饼一元，一碗豆腐脑两元……有些农民工的消费一天不足5元。当蹲在路边的张明吃完手里的最后一口饼后，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说完一句“不累，别担心”后，转身投入拥挤的人群中。

与此同时，备受农民工关注的还有马路入口处林家法的烟草零售摊，摆的大都是几元一盒的便宜烟。几十年过去了，林家法的零售摊还在原来的位置，十字路口处的马路工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只增不减。林家法说：“自2010年开始，这些农民工中年轻人的数量增加了，但不变的还是骨子里的节俭。”

自由与无序并存

环卫工人对这群每天站马路的农民工可谓“既爱又恨”。随处乱丢的垃圾让这些环卫工人们苦不堪言。“都知道打工的辛苦，现在只能期望公司能多安排几个人过来，减轻一下我的工作量。”一名环卫工无奈地说。

由于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有很多农民工赶过来，这让附近住户的休息受到了影响。一名李姓居民告诉记者，他每天夜里12点才睡觉，凌晨4点多又被吵醒，到公司上班也没精力了。

对这群农民工“又爱又恨”的还有附近的交警与城管员。上千人聚集在这个不大的路口，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挤满了人，早晨上班的高峰期交通几乎瘫痪。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通工具乱停乱放，影响市容，怎么劝也不行。领导命令我们严防，可我们实在难以处理。”一名城管队员说。

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群体中，有这样一群戴着红袖标，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的人特别扎眼。

两个月前，有市民反映金寨路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的马路工人严重影响了那片地段的交通和市容。包河区常青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研究决定，每日安排1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带标上岗，从凌晨5点到早上8点，负责引导、规范农民工在等工期间的行为举止。

伊先生是当地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工作很难执行下去，农民工对你的好心劝解和引导充耳不闻，有时还会爆发小争执。后来，在交警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这项工作才取得了一些成效。”

现在的农民工市场，不少农民工大都会自觉站在围栏之后；当有招工的车辆驶来时，引导员会先让包工头把车停在路边，再把农民工聚集在空地处商谈；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引导规劝后，农民工和“引导员”做到了相互理解，甚至有农民工主动帮助维护秩序。

来自安徽亳州的架子工刘朝志，从事搭架子的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带着五六个架子工与一些工地建立了长期联系，工作还算稳定。让刘朝志发愁的是，“搭架子”与其他工作不同，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高。在工地上工作的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说工伤保险。

尽管如此，刘朝志仍然选择“站马路”。“谁不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呢？可我实在是被拖欠工资拖怕了。”刘朝志说。

农民工看似简单、单纯的等活背后也隐藏着“职场潜规则”。

来自阜阳的王根长（音）在等活的队伍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人群里唯一一个戴着耳机边听广播边等活的人。“家里大儿子今年高考，考了二本，听听广播有没有什么消息。”王师傅两年前来到这里，一起来的还有同村的两个工友。他们家里有十几亩田地，收麦子的时候还得回去帮忙农活，来这里找活干图的是工资日结，自由。

据王根长介绍，即便是在这里找活，也需要熟悉“潜规则”。原来，这里等活的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单独找活，叫做“游击队”；另一种是有工头带领的“正规军”。“潜规则”也就在“正规军”里。工头负责接活，直接和老板结算工资，但是发到工人手里却被扣了一点，也就是所谓的“介绍费”。

“这种事情多半是发生在外地人身上，他们初来不熟悉情况，不好接活，只能跟着工头干，眼睁睁看自己的血汗钱被工头拿走。”王根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不过后来情况熟悉了，结识了当地的工友，就和他们一起接活，平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