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天津等地相继颁布文件，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各级行业协会和商会将近7万个，占整个社会团体的四分之一。这些行业协会和商会中，相当数量具有行政级别和相应的人员编制。而审计署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多个行业协会有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的现象。

事实上，我国的行业协会长期以来，与行政部门一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甚至有个别行业协会和商会与上级行政部门干脆合署办公。行业协会需要挂靠在相应的行政部门之下，也自然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一些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年龄“到点”后，到行业协会任职的情况亦不鲜见。

而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我国部分行业协会和商会的组建历史不无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行业协会和商会非常少，而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本由政府行政部门承担的行业管理职能被剥离，并被下放给新组建的行业协会。而这些继承了原行政部门职能的行业协会，往往也是从这些行政部门脱胎而来。

例如，在1998年行政机构改革时被撤销的多个行业主管、部委，先是被降格成“国家局”，而后剥离了下属企业，又变成了数个行业协会，接管了原部委办公大楼、直属单位和工作人员，也自然承接了原部委的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和权力。到了地方一级，原有的行业主管厅局，在剥离了企业后，自然也转变成了各级行业协会，原来的行业主管领导，带着级别变成了协会领导。也正因如此，行业协会在业界有了“二政府”的说法，因为它不仅脱胎于行政机构，并且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人员和业务往来。

由此，行业协会行政化的“蛋糕”出现了，因为它很像一个“旋转门”，门里是行政部门，而门外是企业。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退休后可以到行业协会兼职，也自然可以因此涉足企业，而企业经营者则通过在拥有行政级别的行业协会兼职，亦获得了相应级别的身份和待遇。通过拥有相应级别待遇的行业协会，一个人可以在行业主管官员，行业协会领导，企业家三个身份，或其中任意两个身份之间相互转换，并享受转换身份带来的相应利益。

与此同时，行业协会挂靠在主管部门之下，意味着其有了财源。部分主管部门可能会有拨款是一方面，而借助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来强化自身权威性，以各种名目从企业获得赞助，也是当下不少行业协会的生存之道。而这，也是行业协会去行政化的阻力所在。

今年，民政部启动了行业协会和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计划到2015年年底前全面实现行业协会和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现“政社分开”的既定目标。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部分行政审批权正在下放给相应的行业协会，政府可以向行业协会购买相应服务，而民政部也对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批制度进行了改革，“一业多会”也被放开。

但是，如果行业协会失去了原挂靠部门的“庇护”，自身实力不足的行业协会如何获取财源，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自身实力较强的行业协会又如何用好手中从行政部门下放来的权力，就成了新的问题。随着今后行业协会与“娘家”——行政部门逐渐脱钩，过去的“紧箍咒”没有了，而自身的权限又在不断扩大。如何监管行业协会，或者说，如何引导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监督和调解机制，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依然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