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作家王蒙曾问：“当人类变得越来越事物化，当贪欲得到了技术的支持，当争斗发展了人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使争斗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匆忙得似乎忘记了生活，当浅薄、迎合、刺激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诗能帮助我们吗？诗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题记

我从未认真想过诗歌会有如此的魅力，但这个夏天，随着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的队伍，我走进了不一样的诗人的世界，我也开始认真考虑，诗歌到底对这个社会有着怎样的推动？

一群爱标新立异的诗人

军人出身的王久辛，让他富有情怀的诗人气息隐藏的更深些，他说话很直，几乎一语破的，他讲：“当代大多数诗人没有修辞准备。”什么叫修辞？他用手指一个个比划着：“比喻、排比都是最基本的修辞，还有更深层的修辞，中国汉语共有72种修辞方法，你用会了，写500、1000行诗让人读起来一点不觉得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

王久辛喜欢用烟嘴抽烟，说话的时候把烟拿的离人较远，他说写诗的人有三种状态，一种是自由式的，作者一般想到哪写到哪，写自己的心声，虽然缺少训练、经验，但他们的诗歌带有毛茸茸的、最初的新鲜感。他说他上中学时候的诗歌多数都是这样的形态。及至有了专业化的学习，开始对各个流派的诗歌有了研究，就进入第二种状态，专业式的，这时作者经过了正规的学习，掌握了审美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写诗也变得专业起来。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也许是怕我还不够明白，悠然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放在烟嘴上燃起来：“比如我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歌，首先是源于我对苦难的感触，30万人被杀，30万人排成排该有多壮观？可是他们就这么沉寂地躺在那里，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慢慢升腾/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缓缓飘降”这是王久辛《狂雪》中的诗句，他说写下这样的诗句，是因为他把心沉浸在南京的那个冬天里，那个萧瑟、肃穆的地方。

他的眼神随着香烟的云雾微微闭起：“对苦难的理解，是需要你用心去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要有心灵化的想象力。”接着他的语言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你再想想鬼子拿刀杀人的场景，妇女被强奸、孩子在哭泣、年老体弱者发出的默默无助的叹息……”

“这时候鬼子进城了/铅弹/像大雨一样从天而降/大开杀戒的城门/杀得痛快得像抒情一般……”王久辛说他的诗里面充满了对那个时候的南京人，更是对中国人的悲惨的震怒。因此他的诗歌《狂雪》也是这样完成的，是用心、用血泪完成的。

思绪回来，他沉默半分钟，接着说：“当你对世界诗歌文学有所了解，对中国古代诗歌有所了解，当你既有沉静心灵的能力，又对世界先进文化有所准备的时刻，再加上诗人本身充沛的情感，这时就达到了第三种状态，有哲学思考的专业诗人。”

在王久辛眼里，诗人就是一群爱标新立异的人，他开玩笑说：“你看，来的这些诗人，互相谁都不理谁，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不同于别人。但我们人类正在趋向同质化，一样的建筑、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城市。”他变得严肃起来：“同质化的蔓延很可怕，因为它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停止人的思想，谁都知道克隆最简单嘛。”他把香烟掐灭，镇定地说：“我们说的所有的创新，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创新、思想的创新，诗人的作用就在于此。”

听杨牧讲 《 我是青年 》

已是古稀之年的杨牧，头发早已斑白，脸上的老年斑也足以让我心生尊敬。第一次跟一位年龄可以称得上爷爷的人面对面聊青年话题，让我诚惶诚恐。上世纪80年代，杨牧的一首《我是青年》曾在那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澎湃浪花。

“人们还叫我青年……/哈……我是青年!/我年轻啊，我的上帝!”时至今日，听杨牧自己朗诵一段，还能在我的心里激发共鸣。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杨牧参加第一届青春笔会，一次吃饭，与人聊起上世界60年代的自然灾害，同行中有一位东北的女诗人说：“1960年，我还没出生啊。”杨牧一听，头就炸了，1958年杨牧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可她还没出生，而现在他们竟然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当学生——是谁偷走了杨牧10年的青春？

假如再减去10年，杨牧正是青年，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带着这样的委屈、不甘甚至愤怒，杨牧的笔趟下了这样的诗句：

“……哈，我是青年!”“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悲叹。/我怒，我恨，但不自弃。”

我看见杨牧的眼睛里充满了亮光，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步入老年，但当时促使他写下那样豪迈诗句的年轻人的心依然埋藏在他心底，这就是一个诗人一生不朽的诗魂吧。

如今，杨牧早已不是青年，但他的诗歌《我是青年》仍然年轻，读起来仍然可以拨动人的心弦，诗歌并没有因为时代去了而离开，至少它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影子。

打工诗人的羞涩与自信

认识郑小琼，是因为我在工作中一直对打工文学有着持续的关注，发过她的诗歌，做过书面采访，这次能够在四川相遇，我本是想同她好好聊聊。无奈活动安排太紧凑，等到回京的前一天下午，我才在李白故居逮住她，上前递过名片，说明来意。郑小琼很客气，把我叫到一边，笑着说：“你看这天好热啊，这么热的天估计你也没心情采访，我也没准备好回答，你回去发我邮箱吧，我写下来寄给你。”我猜她是习惯了书面采访的形式，我的突然到访让她有些难以适应，于是合影道别。第二天回京路上，我拿出照片欣赏，依稀还能感觉出她眉宇间的羞涩，这羞涩来自于她的性格还是她的经历，不得而知。

在打工文学领域，郑小琼算是较早一批走向前台的诗人，就如杨牧对她的评价，她的诗歌不仅写得更真实、更具有生活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的造诣也是不输人的。

写诗这些年来她一直坚持关注弱势群体、平民阶层，把自己泡在生活里，用笔去代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她的诗歌没有添加剂，纯天然的来自于生活，又回报给广大的读者。

郑小琼对自己曾经打工者的身份直言不讳，她说她写了很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诗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打工诗人”。正如郑小琼所言：“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因为我的身份披上的‘打工文学’的马甲，我个人也不幸地被披上了一个‘打工妹诗人’的‘马甲’。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才是文学的本身。”

透过这样的话语，我能看到在她原本羞涩的内心，其实有一颗坚强、自信的心灵在支撑。

四川之行回来，我坐在办公桌前，看见7月21日工人日报家园版“人在他乡”栏目的一首小诗《搬运》：“辛勤的蚂蚁/是城市的好朋友/每天进行高强度的搬运/练出了铮铮铁骨”。我把这首小诗拿给王久辛看时，他对这首小诗大加赞赏，他说：写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真”，而这首小诗不仅“真”，还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当作者把自己比作一只蚂蚁时，他其实是在自嘲地发泄劳作辛苦的同时，也在肯定自己的劳动。王久辛说很高兴能够看到年轻人有这样的才气，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有这些年轻后生的努力进取，我们的诗歌就有希望，人们就能通过诗歌，让自己的内心自由、灵动、高贵。

这或许就是诗歌带给人类的福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