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 税务局副科级干部

不收礼也不送礼

“说句实打实的话，今年春节，是真没有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收过礼。”一杯啤酒下肚，面对众人的调侃，桌上唯一的公务员周安（化名）忍不住“吐槽”。

周安在四川省某市的税务局上班，在普通百姓眼中，这还算得上“油水部门”。周安并不这样认为，“如今这年头，领导的情况咱不清楚，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副科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对话发生在正月初五，夜里零点已过，一帮人在城里的街边喝酒。打了个冷战地周安说到，“首先，单位没发任何奖金，即便是台历、米啊、油啊、水果之类的连影都没有见着；再者，也没有收到任何的礼品。”

“无礼年”，对这些公务员而言，在今年春节已经成为一大特点。

事后不久，周安向记者“透露”，单位本来是要发奖金的，钱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一次会议、一纸文件让这一切都“泡汤”了。春节前，当地市纪委牵头开了一次会议，“严禁公务员收礼、聚餐以及单位发奖金等福利。”接踵而至的是，省税务系统为此专门发的“红头文件”，“严禁税务系统人员在过节期间‘吃、拿、卡、要、报’，每一点都有详细规定。”

周安从沿海某高校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该单位，“当时就觉得公务员工作不仅稳定，逢年过节还有福利。”至少在2013年前，周安还是能在过节时“领到单位发的奖金，偶尔还有购物卡，包括一些额外的礼品”。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下发八项禁令、六项规定开始，全国刮起了一股强大的“反腐风暴”，以往的送礼风潮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了改观。

“如果有人给你送礼，你敢收吗？”记者问他。周安哈哈一笑，“可我今年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那你有给上级领导送礼吗？”“没有！”周安斩钉截铁答道，“今年这种大形势下，要是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领导家，恐怕连门都不让进就得给赶出来了，领导还得埋怨你不懂事。”

对于普通公务员自己没收礼，也意味着不用去送礼，倒也落得“轻松”。当地市检察院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员告诉记者，在国家厉行节俭、打击腐败的大形势下就算想送礼，恐怕也是无人敢“接”。

该名公务员此前在四川某地反贪局工作，他说，这一年来不论是中央的八项规定还是中纪委等出台的一系列廉政反腐政策，都让他们这些官员们看到了中央下大力气打击节日送礼宴请歪风的决心，“你去和人家吃个饭，谁知道会不会遭遇暗访暗查，大过年的谁愿意为收点礼吃点饭给自己找事啊”。

夜深，路边摊收拾打烊，众人开始散去。“送礼是门学问，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我还没学会呢”，周安向记者感叹道，“总之，形势变了，曾经向往的公务员的好日子也过去了。”

●杨海丰 农民工

想多陪陪3岁的女儿

2月13日，清晨一场短暂的小雪，让北京望京浦项中心工地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很少的工人在忙碌。

杨海丰也在其中，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有些沉默。离家的那天，妻子问他，“正月十五能回来吗？”今年元宵节，碰巧赶上情人节，妻子希望能和他在一起过，“现在看来，是回不去了”。

去年9月，杨海丰来到这片工地——中建三局承建的浦项中心工程。27岁的杨海丰来自河北省涞水县农村，过去10年在山东、湖南、广西等地务工，干的活儿多是建筑钢结构主体安装。

今年1月25日，还有5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杨海丰揣着工钱回到了家乡。坐公交车917路，经过将近3个小时就能到家，即便这样，他也只能“三四个月回家一次”。很少带礼物回家的他，这次专门带来一些特产，榛子、豆腐干，都是女儿喜欢吃的。

“女儿刚开始见到我，眼神有些陌生。”杨海丰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抱女儿，“她不让抱，躲躲闪闪的，也不叫爸爸。”女儿3岁了，在县里的一家私人幼儿园上小班，杨海丰陪她的时间很少，带孩子的事都交给了妻子，“心里挺愧疚的”。

陌生感很快消除的女儿，就和杨海丰腻在一起，让他带着去逛公园、去游戏厅玩打地鼠的游戏，“一段时间没见她，一回家就想着多陪陪”。

春节前一天，杨海丰陪着女儿看动画片，女儿撒娇抱着他说，“爸爸，你给我买一个动画片里的芭比娃娃吧。”杨海丰一口就答应了。在他心里，“能满足女儿的就都答应，就想趁着春节弥补愧疚。”

有时候，女儿也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节后的一天，女儿突然给杨海丰说，“爸爸，你出去挣钱吧！”杨海丰问她“为什么啊？”女儿答不上来，扭头就走了。说到这，杨海丰眼眶有些泛红，“可我还不想走呢，还想多看看她。”

父母都已经年过半百，在家种地，农闲时跑跑运输。每次回家，父母都会唠叨他几句，“在外面不要学坏，不要乱花钱，在吃的方面也不要亏欠了自己，多注意身体。”从小到大不变的几句叮嘱，让杨海丰内心泛起波澜，“即便自己有了孩子，在父母眼中自己都还是个孩子，也就明白了做父母的不容易。”

2月9号，正月初十，杨海丰返回工地。妻子和女儿去送他，女儿哭得很厉害，抱着他，不让走。不善言辞的妻子叮嘱他，“北京下雪了，天儿冷，别冻着。”

“常年在外打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们在家也很辛苦，挺不放心他们的。”杨海丰缓了缓情绪，对新的一年他有着一如既往的愿望，“希望家人平平安安的，自己在外多挣一点钱，让日子越过越好。”

●谢斌 研究生在读

留京还是回乡 ？

谢斌到北京火车站是2月12日中午，坐了26个多小时的他格外疲惫，慢吞吞收拾好行李最后一个走出车厢。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还未完全消融，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在家呆了20多天，谢斌回到北京就忙着找工作，只是一切都还没有眉目。他在北京一所大学读研，专业是行政管理，“对口的工作并不是很多。”考公务员是主要的就业途径之一，他在去年考了国考和北京市考，职位集中在行政、人事方面，不过结果不理想。

2004年9月，刚满18岁的谢斌从湖南省怀化市一个县城到北京上大学，学校位于五道口附近，工商管理专业，“不感兴趣，就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社团上”。 高中时，他对北京只有很单纯的向往，天安门、长城、故宫……再加上会举办奥运会，“就一心想着到首都上学”。

本科毕业后，谢斌在教育培训教小学生奥数。一年半后，他换到另一家培训机构，“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虽然待遇还不错，但内心深处并不满意。” 2011年，他再次回到学校。

2013年1月17日，谢斌回家度过他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寒假。2000多公里外的家乡小县城，熟悉却又让人陌生。房子越修越多，越修越高，小城变得喧嚣而又拥挤。之前的同学有在外地打工的，也有的在家乡做基层公务员，“绝大多数都结婚了，有了小孩子，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整个寒假，他都和家人待在一起，没有见老同学，“也没有人出来组织聚会了”。奶奶和姥姥都已经70多岁，谢斌是大孙子，“她们身体早不如以前硬朗，总觉得见一次就少一次了。”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药是离不了的。性格细腻的他默默地看着家里一点一滴的变化，内心不是很好受，“萌生了回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的念头，比如长沙。”

离开还是回去，谢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纠结。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10个年头，当初的向往一点一点破灭，“太挤、太累”。“挤在这里太费劲了；房租是个心头痛，不想再过蜗居的生活”，说到这些谢斌神色黯淡，“回到小城市安安静静地生活何尝不可呢？”

只是，如果回到三四线城市，谢斌也有着他的顾虑。“就拿在家乡县城买票来说，人们从来不会排队，一拥而上”，在北京待久了，谢斌对这样的情况显得有些不适应。更为主要的是，谢斌发现回到家乡就业选择面并不理想，“没有什么大的企业，难以避免人情世故”。

2月10日晚上，弟弟开车送他到怀化市坐火车。想起家人对他找工作的态度，“不干涉、不影响”，但谢斌心里清楚，父母还是希望他回去工作的。回到北京，谢斌一边给北京一些单位投简历，一边关注长沙的工作机会，可以确定的是他会报考今年4月份举行的湖南公务员考试。

“放下纠结吧，最后能留在哪里工作只能随缘。”谢斌自我宽慰道。

●徐旸 设计院工作人员

“ 被催婚 ” 成头疼事

“一是准备9月份的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二是把找对象这事提上议事日程。”

徐旸（化名）给自己定了两个新年计划，第一个好好准备一下还有戏，可这后一件他心里就没底了。

2011年6月，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进入北京一家设计院做建筑结构设计。徐旸住在单位宿舍，两个人一间，象征性给一点房租。拿到了北京户口，“也没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了”。加班是常态，晚上九十点下班，碰到需要赶进度的时候，就会忙到半夜。

2月26日中午，徐旸回到家乡四川省内江市下面的一个小镇，一年就这一次。回家一直是件折腾事，先要坐火车到重庆，然后转乘将近4个小时的大巴车。第一顿饭都是他爱吃的菜，炖鸭汤、几个小炒，“久违的家的味道。”

一年时间，小镇的房价涨了，物价也不低，“和朋友吃顿饭，都赶上北京的消费了。”有些在外打工挣了钱的人开起了小车，小镇也难得一遇的堵车。

和往年一样，徐旸带了糕点、烤鸭等北京特产。春节期间，串亲戚是必不可少的事，拜年、给长辈晚辈红包，“各种开销算下来，怎么也得花上万元。”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总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平时父母打电话会问，回家也会催，亲戚自然难免也加入“关心”行列。一听到徐旸说，“不着急，这事得看缘分。”家人就赶紧接话，“再过两年，你就30了，该考虑了。”

在家乡附近城市工作的同学，大多工作的早，也就早早地结婚生子了。一部分和徐旸一样在外打拼的，都面临着“催婚”的压力，“聚会的时候，偶尔会提一下，大部分时间都会回避这件头疼事。”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适龄青年，“春节被催婚”已经成为共同遭遇。以至有人吐槽，“与其讲回家过年，不如说回家‘过关’来得更为贴切。”

可是，找个对象哪有这么容易呢？

节后某天，一次寻常的拉家常，父亲突然对徐旸说，“你在外面也不找对象，还不如回来工作，早点成家立业。”徐旸只得回应道，“我刚工作两年半，还没有扎稳脚跟，再说以后是否在北京安家还得另说，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也太不靠谱了。”

徐旸不是没有考虑过回到成都或者重庆工作，但他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方面还得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也不是说回去就回得去，需要遇到合适的机会。”

2月10日晚，徐旸回到北京。返程那天，母亲和哥哥把他送上开往重庆的大巴，一向理解儿子的母亲看着他说，“在外注意身体，今年努力找个女朋友，该把这事放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