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优秀工人中，尤其是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选拔公务员，广东省的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国考机制的创新，也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搭建了另一条成长的快车道。而由此选拔出来的公务员，如能及时反映基层职工、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有助于推动民主，实现更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出台。

三年之中，脱下工装，岗位变了，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记者走访了部分入职时间较长的“工人公务员”，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变迁。而这些“工人公务员”，在用自己踏实肯干的作风得到单位的好评时，更得到了基层群众的认可。

事实上，此后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举动，比如陕西也已经拿出一定比例的公务员岗位，从农民工中选拔优秀者，以期在未来，从工人中选拔出的公务员能在公务员队伍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为公务员队伍来源和构成的变化，特别是来自于生产一线的公务员不断增加而欣喜之余，希望他们自身能在崭新舞台上尽快适应角色，不负职工的期许和信任，为他们的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在广东省，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公务员，他们是从工人中专门选拔而来。2010年，广东省大胆创新公务员考录机制，从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选拔50名基层公务员，开“工人公务员”先河。

这项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工人公务员”的队伍正在扩大。2011年，选拔对象扩大到本地、外地优秀工人农民，人数增加到250名，而学历门槛也随之降低，仅要求高中（中专、中技）及以上学历。2012年，2013年，这项招录一直被坚持，以广州市为例，2013年招考的34个职位，包括公安分局公务员、街道办公务员、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职员等，从事的都是与外来工管理相关的事务，发挥优秀外来工来自于基层，对外来工群体较为了解的优势。

如今，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从一线工人中的佼佼者变身服务基层的公务员，他们已经在全新的岗位上开始自己另一种的人生。

脱下工装换警服

1986年出生，来自河南平顶山的王爱晶，曾是黄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工人，现在是广州番禺区莲花山保税区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这个有着18人的派出所在2010年亚运会期间曾是全广州任务最重的派出所，负责着亚运城的治安工作。王爱晶是这里仅有的两位女民警之一。

记者见到王爱晶时，她正在用电脑给上级公安分局上报一些派出所的日常报表。从派出所的车辆管理、卫生管理等后勤保障，到会议记录、系统维护、政工宣传工作、物证管理等行政业务，连日来她的工作安排得非常紧密。

“上手非常快，什么工作都是一点就明。”一旁，王爱晶的领导李教导员告诉记者。她坦言，派出所来过一些大学应届生，而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王爱晶工作表现明显更让人满意，“她的反应非常快，沟通起来更高效。”

其实王爱晶从小就有警察梦，但毕业后却成为造船厂的技术工人。2008年初来广州时，她从总公司调到位于南沙区龙穴岛上的分公司，岛上一片荒芜，连稍大点的树都没有，住处是临时搭建的板房。夏天面对着一堆钢筋铁板，室外温度高达50摄氏度，王爱晶就在这些几吨重的轮船中，爬高爬低地对船只制造进行技术指导，一年下来黑了一圈。在工厂有一名长期驻厂的老民警，由于一直对警察这份职业的倾慕，王爱晶常常找这位老民警聊天，但没想到很快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女民警。

“很帅，很酷，感觉要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这是王爱晶入职前对警察这一职业的最初想象。但其实，警察的日常工作远比想象中平淡。两年来，从内勤岗、档案岗、社区岗、社区内岗，最后定岗在内勤，王爱晶的工作非常繁琐，包括走访社区、文件上传下达、所内车辆的管理等大大小小的工作。

然而在她眼里，这次考上公务员是她命运的转折点。前年10月份到去年3月份，王爱晶第一次参加新警培训，从来没有摸过枪的她，在第一次射击训练中，被枪声吓得发抖。但培训结束时，她不仅用五发子弹可以打出48环的好成绩，还被选为参加汇报表演的优秀学员之一。

刚来到派出所，做事谨慎的王爱晶也曾闹过笑话。由于所在派出所服务的群众多数是当地百姓，局里的同事也多数来自广东，给她安排任务时，局领导有时会忘记她听不懂粤语。有次所长请她准备一个工作报告以便下午开会用。粤语的“下午”跟“下周”发音有点相似，王爱晶以为下周才开会，所以忙着其他工作而没有准备报告。结果下午所长一问，王爱晶傻了眼。此后，她下定决心好好学粤语，买了专门的粤语书本和碟片在家里反复跟读，现在九成的粤语都可以听懂，也能说上一些了。

“收入回到十年前，幸福度直线上升”

对于这些“工人公务员”，改变的不只是岗位，也有收入，和幸福感。

今年32岁的黄莎是辽宁鞍山人，2003年大学毕业后，抱着“一线城市梦”来到广州，进入外贸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现在她是黄埔区荔联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

记者问到公务员给她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她毫不含糊地回答是薪酬和工作时间。早在2004年，她每月工资已经达到五位数，最高之时，工资甚至是现在的四倍，用她自己话说，现在的收入是“一夜回到十年前”。尽管如此，说起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她一脸阳光。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外贸行业处于黄金时期，从事外贸销售8年，黄莎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外来工逐渐在广州买房并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与高收入成正比的是紧张忙碌的生活。在销售旺季时，黄莎每天早早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已是孩子吃晚饭后，连周六都需要上班，也无暇与孩子亲昵。“拿到手的工资虽高，但生活质量无法保证。”她说。

除了无法兼顾家庭外，福利待遇和职业前景让她缺乏安全感。由于供职的企业是私企，尽管收入高，但公司给员工上的仍是最低级别的社保。再环顾曾经工作过的几个私企和外企，领导层里40岁以上的女性很少，20-35岁的年轻女性居多，“企业是看利润回报的，如果没有为企业创造价值，肯定没有上升空间，然而40岁的女性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很难做到像年轻女性般全身心投入工作。”深深的危机感逐渐扎根于她心里：“我不希望到了40岁还为工作发愁。”于是黄莎萌发了换一份更稳定、让她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的工作。

进入公务员体系后，从容的生活节奏让她忽然理解为什么“千军万马”都想过“公务员”这座“独木桥”，尽管薪酬不高，但幸福感却“直线上升”。过去，她就连中午吃饭时间都是“抢”来的，更别说中午可以休息了。现在在街道办，中午11点半准时去饭堂吃饭，吃完饭还可以正常休息一下。周六日不用加班，可以带着孩子去上钢琴课，慢条斯理地料理家务，时间更加宽裕。但她也表示，并非追求安逸才考取公务员，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事业，有更多时间关注孩子的成长。“以前在企业会竭尽全力为企业创造财富，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我也会用我的真才实学服务基层。”她说。

“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他人奉献”

从最初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到领悟到公务员这份工作的真正意义，来自基层的工人公务员，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其供职的街乡。

今年35岁的徐运兴原是日资公司东曹(广州)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班长，现在是南沙区司法局万顷沙司法所公务员。仅有4个人的司法所，辖区内却有15个村，1个社区，徐运兴的工作正是“一根针千条线”，包括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内勤等，两年下来，所有的村子和社区他都跑了个遍。

由于司法所的工作要求较高的专业水平，解答村民的法律咨询、法律知识宣传、人民调解等都需要充足的法律知识，因此徐运兴刚来时，领导十分担心，怕工科出身的他难以开展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徐运兴上手非常快，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该司法所所长贺归容说。

做调解工作时，一些村民因为宅基地的分配、遗嘱等问题与亲属邻里发生争执，得益于以前做班组长的沟通经验，徐运兴在调解时显得得心应手。“很多纠纷都是‘一股气’造成的，我们得先倾听，让双方发泄情绪，再和他们说道理。”有一次调解中，一家三兄弟因为宅基地十几公分的边界划分而闹翻，徐运兴受到很大震动：“亲兄弟因为这点利益变成仇人，太不应该了。”经他的几次劝说，三兄弟最终没有走上法庭，私下和解。

1978年出生的徐运兴几乎是搭上了“末班车”，走上公务员之路让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2011年7月份的一天，上完夜班后他回家睡醒觉，意外接到公司工会主席的电话，请他通知其他生产线上的工人有关广州在优秀工人、农民中招考公务员的消息，但一看时间，报名时间仅剩一天。徐运兴通知完其他同事，自己也马上去报名，没想就考上了。成绩出来后，身边有些同事感到狐疑：“为什么这个岗位仅招一个人，你恰好就考上了？”其实，之前徐云兴自己心里也没底，担心只招一个人的岗位会有“猫腻”。但经过这次考试，他觉得完善的招考制度把“走后门”的可能性全部堵住：面试时，现场30多位考生和60多个面试官都是抽签决定考试教室，没有事先安排的可能。

回想两年的工作和生活，徐运兴感觉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在每完成一项工作时，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之前在企业工作，总是把量化的生产数据放在第一位，现在的工作虽然没有直观的数据，但哪怕只是给群众解答了一个法律问题，就会有成就感，获得群众的认可感觉很满足。”

在采访中，不少外来工公务员告诉记者，作为基层公务员，自己除了公费医疗和不需缴纳社保金外，每一分收入一样凭借自己踏实的劳动所得。“从收入来说，这仅是一份职业，和社会其他职业并没有太大差别。”

公务员的身份和地位，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变，有的人发现，自己去银行贷款时，贷款额度都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出身于外来工的公务员觉得，他们对“第二故乡”有了更多认同感，也有了更多为之奉献的意义。

一位“工人公务员”说：“有时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能赚得多少财富，而在多大程度上为他人奉献。”

由衷希望这样的感悟成为所有公务员的共识，并转化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