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2013年全国共有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有17个地区制定了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普遍在14%左右。我国连续第9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近1900元。

同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14 年最低工资标准，从2014年2月1日起，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从1600元调整为每月1808元，与2013年相比提高13%。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6.5元，涨幅13.8%。

这一政策的公布让小微企业主周小峤和胡强下定决心搬迁企业回湖南望城老家，相约春节回家选址。周小峤和胡强是同学，分别在深圳办有一家毛纺厂和婴童鞋厂，主要接一些外贸超市订单，工人数分别为40多人和30多人。他们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的起薪，这意味着，下个月每人最少要涨208元。“附加值太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在深圳办不下去了。”

望城是长沙隶属的城区，201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已经公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265元/月、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2.5元/小时。

最低工资的上调对职工来说，多拿到几百元钱，是一件好事。同时作为一项政府强制福利调节政策，对一些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微利企业，刚性手段正在形成一种挤出效应，迫使他们转型升级，要么离开发达地区，甚至退出市场。

倒逼企业升级转型

根据2004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分为两种：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

很多制造业企业、代工企业、小微企业，类似周小峤和胡强的工厂，工人底薪就是深圳市的最低工资。

胡强说，底薪加上加班费，2013年，工人每月能拿到2500～3000元，今年工人的薪水要涨到3500元左右。“因为加班费也要上涨。”

他的妻子曾经是宝元鞋厂（代工企业）的工人，打拼创立了这家婴童鞋企业，主要给美国超市供货，辉煌时有100多名工人，2008年金融危机时，订单骤减，一度只有20来名工人，亏损50多万元。

近两年胡强刚缓过劲来，深圳工人工资上涨和流动性过大培训成本居高不下，让胡强再次发愁企业利润，人力成本占胡强工厂总支出的40%， 2014年，估计要达到50%~60%。“有可能会撑不下去了。”他叹息道。

胡强曾经有一家专为华为公司做外包的服务公司，2011年时因为人力成本超过60%被迫关闭。“最低工资上涨会刺激大家都要求涨薪，最低工资都1800元了，业务员认为自己比工人的底薪应该高出几成，而且是不是也要增长了。”

周小峤说，真正下决定让他搬迁的是未来上涨趋势，近期他曾经专门就最低工资问题咨询深圳市人社局，答复是，这一最低工资增长的幅度是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来确定的，预计未来几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幅还将维持这一水平。

“最低工资是按照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调节的，长沙要低一些，而且家门口就业，给付工人住宿餐食的成本要低很多，稳定性也会好一些。”

大量密集的人力资本为珠三角累积了丰富的财富，如今，不少代工企业转向内地或者越南，富士康就是其中一例。富士康的普工一直执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转移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降低人力成本。除了内地人力成本相对较低以外，而越南印尼的普通成本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二。

有学者表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积极意义在于让低收入劳动者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对于微利企业来说，其实是在淘汰该类企业，或是倒逼企业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提升是企业的发展趋势”。

从服务公司到鞋企，胡强一直在寻找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目前还没什么头绪。”

收入分配调整应通过综合性政策来实现

1996年，林秀就离开年幼的女儿去广东东莞打工，作为纺织女工，尽管年轻加上手脚麻利，她的收入仍不足千元。至2004年，林秀作为厂子里最优秀的员工，加班最多，计件效率最高，但是月收入仍然徘徊在1500元左右。

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相关人员曾出示过一组数据表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现在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增长相对缓慢。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的精神，我国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改革，让“劳动者收入倍增”，最低工资制度就包含在这次改革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此前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首次写入5年规划，并预期年均增长13%。据人社部相关人士介绍，规划中的数字是按照保守估计，今后接近甚至超过15%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组数据是，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政策涉及的人数众多，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9年的一项局部性调查，被调查企业约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工资徘徊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有学者估计，目前我国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者在3000万人以上。

因此，最低工资政策的调整要十分谨慎。何况这一制度利在在职职工，对企业和未就业者来说，影响都不小。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守海曾撰文指出，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个难点在于中小企业。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工资倍增的基础，因为只有当产业水平提高时，工资消化能力才能提高，工资倍增才有真正的落脚点。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市人大正在审议市政府“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其中涉及到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问题，市人大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既要保证从业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又要避免过度增加企业负担”。政府在“保证”和“避免”之间如何拿捏，确实应该细细考量。

有学者同时表示，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和优化应通过多维的综合性政策来实现。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需要依靠综合性措施，只有构建包括就业保护、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援助、失业保险等系列性制度，才有可能改变劳动者报酬不足的收入分配失衡局面。与最低工资制度相比，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