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农学家、烟草栽培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诗人……要在一个人身上有机地凝聚如此多的社会符号，并且自然妥帖，很不容易，但王绍坤做到了。

采访中，王绍坤多次自然地强调自己来自农村，曾经是农民。

的确，他这一辈子始终和“农”字滚打在一起——本身是农民，干过农活，读过两所农业大学，几乎天天和农田植物（烟叶）打交道，王绍坤也以此而骄傲。

漫溯他自1978年以来的读书和做事业的经历，一个“农”字符串连了王绍坤这些名头，也串连了他的事业。

或者，如果用一种绘画的颜色来框定王绍坤这35年的阅历，主色调就是一个“绿”字，他的学业和事业都碧绿如连天的芳草。

同时，他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和著名的永远年轻的诗人海子一样，对土地，对庄稼，对农民有着骨血相连的情感——本文大标题来自海子《十四行：王冠》里的诗句。

一片绿叶在 王绍坤心中的分量

2013年的中秋节之前和之后，我采访了王绍坤两次。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植保，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植物病理学，也就是学防治植物病、虫、草害，烟叶作为植物，它的病虫害的防治也和其他植物一样。”

每次和王绍坤聊天，感到很舒服，他真诚厚道，平实平和，交谈中总是不断提醒记者，“不要把我写得太好。”

对人对己、对事对物，他认识问题总是力求平和，担心走到极端。

王绍坤担任过红云红河集团的原料部长，现今，虽然他的头衔是集团总裁助理、调研员，但依旧协助总裁主抓整个集团的原料工作，其实，无论是在曲靖，还是在昆明，从1986年9月以来，王绍坤和那片绿色的叶子打交道已经整整27年了。

只要具备起码的生产乃至生活常识，没有一个人会对生产原料的重要性等闲视之。

一切物质生产都涉及原料，它是一切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这样的国内大型烟草企业来说，“原料”两个字相当厚重，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有了原料以后的所有生产工序，王绍坤对此的解读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认为，原料是本质性的。”

“原料是基础，否则生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王绍坤说，“几十年前，云南曾经因为原料缺乏，卷烟时烟叶中不得不掺入冬瓜叶、荷叶等替代物，此外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

“ 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 ，

你让我自由 ”

在近40年风雨如磐的时空里，谁能想到一页菲薄的白纸竟然铸就了一个年轻人的绿色命运。

1974年7月，17岁的农村青年王绍坤在高中毕业后很“自然”地回到农村“修理地球”。

看着死气沉沉的乡村，每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的乏味生活，王绍坤很绝望。他回忆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3年，当时感到自己永远难有作为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王绍坤的痛苦感，是来自他心性的踔厉奋发与挣扎于绝望现实的无奈，这个从初中就开始以诗言志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有舒翼苍穹之志，却终其一生可能都要抑郁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心中颇为不平。

但机遇终究要眷顾有志者。

1977年，伴随改革开放的先声，国家恢复了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王绍坤精心准备，毅然报名逐鹿考场。

命运女神青睐了这位20岁的年轻人，他幸运地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将他的命运逆转了，“原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在农村修地球了。”

他说，他当时竟然是“喜极而泣”。

高考几个月后，在1978年3月28日这天，王绍坤收到了来自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极度亢奋下，他写下了一首直白质朴的《收悉七七级高考录取通知书》七言古体诗，记录他绝望中迎来人生转机的激动心情。

王绍坤承认，后来迄今35年的人生历程证明，的确是这页菲薄的纸片，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马克思总是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定义“人”及“人的发展”，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

王绍坤个人的发展同样获益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

或者换句话说，拜其所遭遇的时代所赐。

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说，“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4年本科毕业后，1982年1月，王绍坤经分配回到当时的曲靖地区农业局工作，“先是到行署人事局报道，我们一共21名大学毕业生，乘坐一辆车回到曲靖，此时临近春节，按人事局安排先回家休息过年，年后才上班。”

上班后，王绍坤被派遣到嵩明县杨桥公社蹲点，“我在公社农科站挤时间看书，准备参加5月份的研究生考试。”

仅仅工作半年多一点，同年8月，王绍坤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硕士研究生，再度过上了在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几个点轮回的学生生活，又是3年后，1985年7月，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王绍坤从湖南“跑”回云南，来到他的本科母校云南农业大学任教。

王绍坤当时想教书，云大、师大都要他，他自己觉得自己学的是农科，在那些大学教书不太“科班”，云南农大也要他，于是就回母校工作了。

在农大工作了一年多，1986年9月，王绍坤调回曲靖，来到地区烟草科研所工作，开始了他作为“烟草人”的生涯。

“ 只要我一息尚存 ，

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

大地清澈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女人，农民出身的王绍坤觉得自己从她那里来，还是应当回到她怀中去。

这次回到大地，他选择的媒介是烟草。

“从农大出来，可以选择到很多单位去，为什么要到烟草？”王绍坤说：“当时烟草很冷门，学我这个专业的，大多把目光投注在水稻、玉米、麦子等主流农作物，关于烟草，当时就连资料都极少。”

这里需要饶舌的是，王绍坤想到烟草科研所工作，与今天人们对烟草行业的种种艳羡毫无关系，那时节的烟草行业不像今天这样摇曳多姿，成为年轻人求职的“焦点”，相反，烟草行业很不受人待见。

碧绿的烟叶，有着美丽的忧伤，“比如花叶病号称烟草之癌，至今没有根治办法，但我们后来采用综合防治，基本把它控制住了。”但这些需要克难的领域，恰好给刚进而立之年的王绍坤一个自由翻转腾挪的巨大空间。

王绍坤记得，当时的烟草隶属于供销社下面的经济作物公司的一个分支，那时效益极差，供销社与烟草分道扬镳时，“往往是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才被分到烟草公司。”

他从“冷”烟草中触摸到了即将来到的“热”脉搏。

“当时的烟草病虫草害很突出，影响了卷烟的产量质量，我如果投身这个行业，可以干出点成绩。”王绍坤从自己专业技术角度出发看到的“热”点。

更重要的是，结合他所学的专业，继续踵武前人，研究水稻、玉米、麦子等主流农作物，要想出点成绩，殊为不易，但由于烟草的“冷门”性质，不被包括农业科研人员在内的一般人看好，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振翅翱翔的浩瀚天空。

王绍坤坚信，面对烟叶的病虫害防治，只要自己迈出一小步，就是这个领域的一大步。

“我是个农村人，不是闭门造车靠理论吃饭的人，当时农艺师搞技术推广，研究人员则闭门搞理论研究，而应用型研究人员很缺乏。我想我去搞烟叶病、虫、草害的防治，兼顾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还可以推广到生产一线。”

采访中，王绍坤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我是农民出身，研究半天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会于心不安。”

1986年9月的一天，王绍坤来到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烟科所报到，正式成为烟草人的一员，烟科所只有十二三人。

随着他回到曲靖工作，不经意间还书写了曲靖地区8县1市的高学历历史，“当时曲靖全地区有540万人，我的学历最高。”

报到后，王绍坤请缨要求下乡，把当时曲靖地区8个县1个市全部跑一遍，他人地两生，而且当时出差还时兴要“介绍信”，王绍坤要一口气跑完全地区，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给他开的“介绍信”采取了笼而统之的“通称”，王绍坤还记得，“介绍信是这样开的——各县市烟草公司，兹有本公司烟科所王绍坤同志到你地考察烟叶，请予接谈。”

凭着这张“介绍信”，他带着两双鞋，一双绿色的“解放鞋”，一双皮鞋就下乡了，没有照相机，他就用笔记，采集标本，“对烟叶的病虫害，我知道的就给当地公司的同志讲，不知道的，就采集标本带回来用显微镜分析。”王绍坤花了23天把曲靖地区全部县市跑了个遍，“做到心中有数，给领导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提出建议，供他们决策参考。”

“我写的报告一是有参考作用，再是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时年不足30岁的王绍坤，其工作表现令公司领导满意，“那时候下乡很艰苦，谁都怕下乡，我是研究生还主动要求下乡，领导很高兴。”

工作局面打开了。

后来，连续6年，王绍坤都蹲点下乡，搞优质烟示范和病虫害防治，当时缺乏有关烟叶培育和病虫害防治的书和资料，王绍坤就靠试验示范，“对了就做示范，不对就自己试验。”花了6年时间，他把曲靖地区大部分烟叶的病虫害规律搞清楚了，然后拿出一个整治方案，做优质烟叶生产试验和示范。“渐渐地，烟叶质量高了，烟农收入逐渐增加了。”

这期间，王绍坤真正回到了农民的点位上了，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在田地间和酷热泥水搅在一起，“搞农业就得吃苦，不到田里，不蹲点，不和农民打成一片，人家不理解你，还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你不是什么官，要人家信服你，你搞科技要推广，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才接受，科技不能推广，搞了半天还有什么意义？”

甚至为了和农民打交道，本来不吸烟的王绍坤也开始吸烟了，“下乡蹲点，要和农民接触、交往，烟是媒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知道烟叶味道好不好，自己不会吸烟不行，于是从1990年开始吸烟了。”

研究生毕业工作后，除了短短一年的大学教师生涯，王绍坤这辈子全部贡献给烟草事业，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诗，那就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 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 ，

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云南有个县叫富源县，该县位于云南与贵州两省交界处，该县有一个原名“雨汪”，2001年改名“十八连山”的乡镇，在某网站关于该镇的介绍中，烤烟的生产占有重要地位，“十八连山镇是农业大镇，粮食作物以包谷、小麦、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生姜为主。”

这36个字的介绍，与王绍坤颇有渊源。

“我从1989年到1991年都在当时的雨汪乡卡锡村公所蹲点，搞了两三千亩的优质烟叶防治病虫害示范田。”

这片烟田的烟叶蓊郁茂盛，与其周围的其他烟田的烟叶形成鲜明反差，时任曲靖行署常务副专员的李文选恰好来乡下调研，看到王绍坤带人培育的烟田枝叶扶疏，绿油油一片，长势甚为喜人，感到很惊异，便问随行村民这是咋回事，“烟叶长得这样好，谁种的？”村民告诉他，“是曲靖地区烟科所的王绍坤老师指导我们种的。”

村民还告诉他，王老师还是研究生，李专员兴趣大增，掏笔将王绍坤的姓名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那天李专员没有邂逅王绍坤，但从烟叶的好印象上移植了对王绍坤的深刻印象。

到1992年的一天，行署开会研究烟叶生产方面的工作，王绍坤因为烟科所领导出差，就代为出席会议，会议就是李文选主持的，在聆听王绍坤建议怎样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时，李文选认真做笔记，听完王绍坤的工作建议后，李文选突然问：“你在烟科所工作？你叫什么名字？”

得知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绍坤，李文选高兴了，说：“我正在找你呢，基层的同志对你印象很好，反映不错。”

也就是这个机缘，王绍坤不久担任了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生产科副科长，算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始，“还是以科技为主，顺带些小小的行政管理工作。”

显然，这个小小的副科长，是王绍坤“仕途”的试水之作，然而，王绍坤对烟草科技意兴甚浓，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为之钟爱难舍的科技事业。

以后的几年里，年近不惑的王绍坤在烟草科技方面成就迭出，他个人在行业内获得了许多荣誉，当然，最令他高兴的还是，曲靖地区烟叶病虫害防治效果开始在全省崭露头角。

后来担任了烟草公司生产科科长以及行署烟办主任，再后来，他出任过地区烟草公司副总经理、总农艺师、曲靖卷烟厂副厂长，红云红河集团成立，他又出任集团原料部部长——无论职务怎样变，王绍坤一直在和烟叶打交道，“我负责搞基地建设，田间管理，采购调拨烟叶，简单来说，烟草生产程序里，制丝之前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

王绍坤使一片绿叶健康成长，这片绿叶同时也成就了“王绍坤”这三个字的分量。

2002年，王绍坤被国家局评为全国首批烟草研究员，200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3年，被评为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料技术科技领军人才。

尽管如此，王绍坤依旧兢兢业业俯身在灰尘飞舞、气味刺鼻的烟叶中，或者游走于田间地头。泰戈尔说：“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就此而言，王绍坤相当的谦卑。

“ 赋到沧桑句便工 ”

正如每个人都有多重性一样，王绍坤也不例外。

前述他的头衔里，记者故意漏列“诗人”这个称谓，以便给人以峰回路转之感觉。

农学家兼烟叶专家王绍坤竟然同时是诗人。

他写诗有年，说他是“诗人”并不为过。

以1978年3月28日王绍坤收到了来自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极度亢奋下，他写下《收悉七七级高考录取通知书》七言古体诗为标志，在琢磨烟叶之外的余暇，王绍坤的诗歌创作已经有35年了，其作为诗人的历史，甚至比他的主要角色——烟草科技专家的历史还要漫长。

更早，其诗歌爱好乃至创作可以溯及中学生时代，“我上初中、高中时就开始喜欢诗歌，觉得中国古体诗，文字简略，有韵脚，易读易记，短短几行诗，包含着许多道理。”

王绍坤认定古体诗——而非对仗严谨、韵脚苛刻的律诗——才是诗的本色，也是最好的表达样式，“古体诗既不失其明白晓畅，又保持必要的韵律和整齐，便于记忆和诵读。”

在王绍坤迄今190多首诗作中，你会读到杨丽萍、云南白药、云烟、孔雀舞、西山龙门、圆通钟声、神舟10号、普洱茶……这些林林总总又似乎绝不搭界的吟诵对象。从自然到社会，从人事到环境，从工业产品到心情感悟，几乎无一不囊括。

19世纪的俄国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莎士比亚是一位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首先是一位诗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如果有人在他的诗中看不到丰富的内容，看不到给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政治家等提供出来的教训和事实取用不竭的宝藏，那就是太不了解他了。莎士比亚通过诗传达一切，可是他所传达的绝不仅是属于诗的东西。”

别林斯基还说过，“每个民族的诗都是人民意识的直接表现，因此，诗和人民生活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

王绍坤多半没有读过别林斯基的这段话，可他的作品就是这段话的注脚。

作者处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实生活中，出于内心的良善，以及诗人的“愤怒”，总是要抨击一些令人反感的——即使仅仅是《醉酒驾》——社会现象，但同时，他也从诸多的正面，给人以鼓舞奋进的号角声。

从《游陆良彩色沙林》到《孔雀舞》，无论是吟诵大自然的奇崛之美，还是渲染人体舞蹈的律动，作品总是给人以昂扬向上的美感：

孔雀亮翅羽开屏，化身舞神杨丽萍。

翩翩劲舞真善美，撒播人间大雅情。

杨丽萍舞蹈语汇变成了王绍坤的诗句。

从一阕舞蹈中，王绍坤不仅读出了人体之美，还悟到了透过形体现象的人的良善与真情。

文艺作品从来都是生活的实践与感悟后的某种升华，脱离作家个人生活的作品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19世纪的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脱离了生活，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但是我们已经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谈过，这种事件是从来就不会有的。”

“诗是文学作品”这个断语当然没有问题，但并不全面，甚至不准确。

因为，诗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记录功能尤为明显，晚近，陈寅恪先生的范例是，从现存5万多首唐诗中解读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向东南部偏移的历史，从而铸就了“唐诗就是唐代的经济史、社会史”的不刊之论。　　

展读陈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以看到一些论据就来自唐代诗人的诗作。

譬如，从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句中，既可以撷取中国古代对商业的某种轻贱之态，也可窥豹1300年前的唐代茶叶贸易兴盛的景致。

以故，作为文艺作品的诗歌，某种角度，就是一部记录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

王绍坤的一些作品也就是他用心用情为明天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这首《雾霾天》的上阕：

雾霾笼罩昼不明，行人车辆路难行。

粉尘颗粒漫天舞，喉鼻燥痛难安宁。

说它是诗，当然没错，而若干岁月后再看，恐怕就不仅仅是“诗”这个概念可以界定它的了。当然，今天已经有记载历史的录音、录像等十分先进的声光电设备，以后也能长期保存，但以文字的诗的角度记录，和电子设备的记录还是不一样，而且，它会成为电子记录设备的理性补充。

最主要的是，诗的记录融进了作者对大地、对天空、对人类饱含的浓情厚义。

再如在《文山会海》一诗中，诗人吟诵道：“大文件插小文件，内容雷同千万篇。小会大会会连会，套话空话喋不闲。”

以后的历史家如果要研究今下的官场病，这四句诗文绝对是一个简炼生动的好视角，寥寥28个字，把当下社会的某种病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文学批评史上，诗人、醉汉、恋人、疯子是被归为一类的，诗人以其敏感、多情而著称，每每不为常人所理解，王绍坤的一些作品也如此，他的兴奋点并不止于对烟草业的关注，责任心也不止于对自己赖以立足的行业的担当，他总是把触角散发延伸到看似一些无关的景致上。

清代著名史评家赵翼在其《题元遗山集》中说：“赋到沧桑句便工。”

或许，这就是时代给作为诗人的王绍坤带来的奋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