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阴沉沉的，清冷的风中，杨兵团迎候在门口。消瘦的身形上，一件灰色T恤松松垮垮，黝黑的面庞上，不见丝许笑容。

“就剩下他们几个留守，其他人都放假回家了”，简陋的排练大厅里，杨兵团指了指四个练习舞狮的小伙子。

“想不到会是今天这个局面”，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作为“宁夏大舞台农民工艺术团”的创建人，不到两年的“从艺”之路，用他的话说几乎是“滚着过来的”。辛苦付出过后，杨兵团发现，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我想改变别人怪怪的眼光”

杨兵团的故乡在宁夏西吉县农村，贫困的物质条件不能阻碍村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在当地，北方风格的舞狮长盛不衰，每至重大节日，都会举行盛大的舞狮表演。很小的时候，杨兵团就迷上了这个行当。穿戴好行头，在舞台上跳跃、翻滚，万众瞩目中，杨兵团常常体会到明星般的感觉。“贪玩”的他渐渐为此付出代价，14岁那年，读三年级的他实在读不下去了，辍学回了家。

出去闯闯吧！怀揣父亲给的30元钱，杨兵团跟着同村人外出打工。外面世界的美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看着不少人用打工挣的钱盖起了新房，杨兵团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像出了笼子的鸟”，杨兵团这样形容当时的兴奋。

现实还是给他上了一课。在新疆星星峡修公路，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体验生活的艰辛。与腰酸背痛相比，一直不能被他接受的，是老板经常无端地责骂。“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人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同伴的提醒反倒更让他迷惘——我就是干活挣钱，没别的，出了错该怎么罚就罚，我认了，为什么要这样。

三个月后，只挣了一点钱的他，心有不甘地与人结伴去陕西打工，干了一年准备结账回家，老板却消失了。

“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啊！”杨兵团愤怒却不知所措。那段时间，杨兵团常常做梦，梦中不见老板，不见随着老板消失的工资，只有舞台上自己矫健的身影和台下众人赞许的目光。

这样的经历在他此后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多次重演。在辗转各地打工的磨砺中，杨兵团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了颇有积蓄的小包工头。在故乡人眼里，他俨然一位“成功人士”，可内心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城市里处处可以看到别人怪怪的眼光”。尽管工友中许多人很有才艺，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可是干完活去小饭馆吃饭时，邻桌的客人常会在鼻子前挥挥手，有的干脆移桌另坐。偶尔去买东西，也会遭遇“价格歧视”。

摸摸腰包，杨兵团自信有足够的实力把自己“包装”成“受人尊敬的人”——在银川买房、买车，再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来同住，彻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可回头看看跟着自己打工多年的几十个兄弟，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要想不被歧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形象”，杨兵团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可怎样改变呢？

2012年5月，打工十多年的杨兵团在银川注册成立了“宁夏大舞台农民工艺术团”，从农民工中招募了40多名演员，花钱配置了演出音响设备、服装和车辆，租下了200多平方米的排练大厅。演员集中住宿、统一管理，每人每月领取3000元工资。

想像一下农民工演员们舞台上光鲜靓丽的形象，杨兵团激情满怀。“别人再也不会用怪怪的眼光看我们了吧？”杨兵团这样想。

“为什么这么难”

尽管自信是个吃过苦、关键时刻扛得住的人，可事情的发展还是令杨兵团吃不消。

艺术团草创之初，花钱的地方特别多，一切尚未准备就绪，杨兵团多年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

有人提议，要他改变思路：演员平时各自打工，有演出任务再集中。杨兵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演员只有集中精力，才能搞出好节目来”。

为了站稳脚跟，杨兵团也尝试着承接一些庆典活动，“毕竟庆典活动跟艺术还沾点边，总比回到工地上继续干那些泥水活强吧。”杨兵团这么理解。可农民工艺术团的名称，又往往让对方觉着档次低，几乎没人愿意把活交给他们。

特别困难的时候，几个被他“从艺”初衷打动了的朋友解囊相助，帮他渡过了难关。但接下来的事，让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杨兵团切切实实地为难了。

艺术团排练的节目太单一，除了从家乡请来的舞狮节目，就剩下唱歌和舞蹈。有人替他出主意：高薪聘请专业创编人员和专业演员。杨兵团思索再三，觉得不妥，“那样还是农民工艺术团吗？”倔强的杨兵团根据自己和农民工的亲身经历自编、自导情景剧，内容大多是表现农民工的高贵品质与现实中的不公正待遇，演得比较顺手的团员说：“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准备“停当”的杨兵团，很快又陷入了尴尬：没有人邀请艺术团演出，想着“主动送戏上门”，也大多无人理睬。成立的一年时间里仅有十来场演出，多数在银川周边的农村，而且全部是义演。杨兵团常常安慰自己：现在能获得掌声就够了，以后一步步会好起来的。

期待的转变没有出现，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2013年5月1日，劳动者欢欣鼓舞的日子，杨兵团的心却冷到了冰点。

由于鲜有演出机会，有些演员不乐意了：“不能只拿钱不干活啊！”有人劝杨兵团在“五一”节这天搞一场大型商业演出，既能稳定军心，又能赚一些门票钱弥补一下亏损。确定时间、联系场馆，频繁出入文化、公安等部门去申报、登记，接受各类演出前的检查，并不熟悉商业演出流程的杨兵团几乎是摸着黑一步步走过来的。他邀请了从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走出来的草根明星，利用各种形式去为晚会造势，盼望借助明星的号召力提升演出档次，赚得票房。舞台、灯光、音响他也坚持“要上档次”，算算账，起码需要好几十万元。有人不看好“钱景”，劝他取消演出，至多赔些违约金，杨兵团咬着牙摇了摇头。

“宁夏农民工艺术团庆五一文艺晚会”如期上演。精彩的演出、热烈的掌声难掩杨兵团内心的凄凉。他向所有演员隐瞒了实情：定价100元的门票，只卖出去6张，为了不致冷场，20000张票改卖为送，“农民工艺术团”的称号还是遮掩了明星的光辉，大部分票被丢弃了。到场的6000名观众，几乎清一色是银川各工地的农民工。

锣鼓停歇，演出结束。演员们都静默地围在杨兵团身边。70万元，一个巨大的包袱兜头而下。

“为什么这么难？”杨兵团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该怎么办”

杨兵团大病一场。

大多数演员放了假，回家待命。

出院后，杨兵团退掉了城里租住的房子，搬到了银川城北一家农场的破败院子里与留守的演员同住。面对冷冷清清的排练厅，他常常发呆。巨额的债务是几个朋友帮他垫付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压在他心头，沉重却无人能够分担。

为了争取演出机会，杨兵团“找过好多部门，但是脸色难看”。他坦言对“办成事情”几乎没什么指望，“人家能热情相待，耐心听我说完就让我很满足了。”他一直难以理解的是，银川及一些市县的各种演出繁多，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参与的机会。“或许给艺术团换个名字会好一些。”有人提醒他。几经掂量，杨兵团觉得那会背离建团的初衷，没有采纳。

守在电脑旁，杨兵团天天都上网寻找演出信息。累的时候，他就放一段“五一晚会”的录像回忆一下。“演出质量绝对没问题，关键还是有色眼镜的原因。”他一直这样认为。

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凌乱地堆满了各种杂物。墙上显要的位置，挂着三面锦旗，那是一年多来仅有的荣耀。

演员们经常打来电话，有的询问何时集中，有的表示待命期间不再领取团里的工资。欠了过百万元的债，也没有哪个朋友催着要，打来电话不是安慰他，就是主动提出给他再打些钱。

“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不能总这个样子下去啊！”丢几粒药进嘴里，他没有喝水就咽了下去。伸开双臂，各种各样的药盒被他拢在一起，“咔吧”作响。

“实在不行，就带着他们继续包工，还干那些泥水活吧！”他把药盒向前一推，眉头皱了皱说。